林月琴的弟弟 軍中第一女大校——林月琴的長征故事

林月琴,1914年1月18日出生於安徽省金寨縣一戶小商人家。父親林維尹,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以開雜貨店為掩護,秘密做黨的交通工作。林月琴在小學讀書時,受父親和校長詹谷堂(中共黨員)的影響,接受了反帝反封建的啟蒙教育,思想進步、向往著自己也能成為一個為窮人打天下的革命者。

1929年5月,立夏節起義後,林月琴參加了起義游行,顯示了不凡的組織纔能,被推舉為縣蘇維埃兒童團指導員,並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滿腔熱忱地投身於革命活動。

同年10月,任鄂豫皖邊區特委兒童局局長,組織兒童團員站崗放哨,維護治安,為根據地政權的鞏固作出了應有的貢獻。後因其父被錯劃為"地主"和"改組派",林月琴同志受到牽連,被免去兒童局局長職務,送"勞改隊"。

紅四方面軍主力向川陝邊區轉移時,"勞改隊"解散,人員遣送回家。林月琴堅決跟著紅軍走,組織了一些命運相同的姐妹跟在紅軍隊伍後面,幫助部隊燒水、做飯、洗衣、護理傷員。進入四川後她們被編為紅四方面軍的一個分隊,由林月琴同志負責。

林月琴是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乾部部原顧問(按原副兵團職待遇),紅軍長征女乾部(後成為羅榮桓元帥的夫人)。林月琴於2003年11月22日6時33分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0歲。

隨軍『跑反隊』裡的林姑娘

林月琴,原名林英琴。她在長征中三過草地時被改名為林月琴。她的老家在安徽省金寨縣城以西的南溪(因街南有一條小溪而得名,又稱南溪街)。十字街口,有一所林家鋪子,即『林廣順雜貨鋪』,這就是林月琴家賴以生存的唯一家底。林月琴自小就在南溪明強小學讀書,校長詹谷堂是當時中共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也是林家女兒心目中特別崇敬的革命先生。

父親林維尹,名義上是『林廣順雜貨鋪』的掌櫃,實際上卻『以開雜貨鋪為掩護,做黨的交通工作,經常跑漢口』。林家的西廂房,不僅是中共地下工作者秘密聚會的據點,同時也是書寫和油印革命宣傳品的場所。弟弟林英仲雖是個啞巴,但卻寫得一手工整的好字。私下裡,父親把一些書寫標語或刻蠟版、油印傳單的秘要之事,總是交給她的弟弟去做。因為弟弟不會說話,萬一被敵人發現捉去,也不會暴露黨的秘密。

1929年立夏節暴動(立夏節起義),詹谷堂率領南溪200多名農民和學生,參加了紅軍第三十二師。15歲的林月琴,這時也剪了長辮子,理成了新式的剪頭發,從南溪跑到幾十裡以外的斑竹園,參加了婦女運動講習班。

婦女運動講習班的領導人名叫陳覺民,是個二十三、四歲的知識女性。她的大哥就是陳紹禹(王明)。

陳覺民可以說是林月琴人生的第一位啟蒙老師。她不僅提倡婦女剪辮子、反對纏腳、廢除封建禮教,還宣傳婦女翻身解放、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並號召女同學參加紅軍,為創建蘇維埃政權而戰。在陳覺民的教育和影響下,林月琴加入了共青團。1931年初冬,紅二十五軍第七十三師在金寨麻埠建立縫紉兵工廠時,林月琴帶領10多名青年男女前去參加。工廠領導給每個人發了個紅袖標,就算是正式參加紅軍了。

1932年9月下旬,紅軍主力部隊過境後,皖西北蘇區到處都是扶老攜幼、提包推車,倉皇逃跑的老百姓,哭喊聲連成一片。此時,林月琴也投入到『跑反』逃難的人群之中,跟隨在紅軍隊伍後面向西走。她還要乾革命,還要當紅軍。

在沿途結成的『跑反隊』中,林月琴和劉百興兩人,從鄂東北就跟上了紅軍隊伍。劉百興個子高,膽子也大,腰裡別著一支不知從哪弄來的駁殼槍,雖然沒有子彈,卻是『跑反隊』裡唯一的武器。這個家在商城縣南鄉又是童養媳出身的游擊隊員,的確也給『跑反者』壯了膽量。

林月琴因為有點文化,知道的革命道理也多,就主動承擔沿途的聯絡工作。行軍路上,尤其是越過平漢鐵路以後,幾乎每天都受到部隊領導的勸阻。她們當然不肯回去,紅軍前面走,她們後面跟著走;紅軍途中休息,她們也就地休息;紅軍駐紮後,她們就主動幫助挑水、拾柴、燒火、做飯,或幫著做點針線活兒。

林月琴的另一名女伴陳映民,年方22歲,原是區、鄉共青團支部書記,1931年參加紅軍,並由團轉黨,時在十二師政治部工作。陳映民之所以脫離了建制部隊、與婦女『跑反隊』混在一起,是因為她抱著個兩、三歲的孩子,一路拖累,跟不上部隊行動,便跟在後面的『跑反隊』裡,一路上慢慢跟進。陳映民是陳紹禹、陳覺民的小妹子,因其丈夫呂紹文在十二師當副連長,她纔抱著孩子追趕這支隊伍。

她們走新野、過鄭縣,沿著鄂豫邊的崇山峻嶺,向著陝南方向行進。到了豫陝邊上,將要徒渡丹江的時候,後衛部隊領導被她們『堅決跟隨紅軍』的頑強意志所感動,不忍心再阻止她們跟進,便將她們分別收編在各個單位。陳映民回十二師政治部去了。

林月琴、劉百興被收留在七十三師政治部宣傳隊。師政治部主任張琴秋(後為紅四方面軍婦女獨立師師長)問到她們的情況時,林月琴高興地說:『我是在去年這個時候當的紅軍,就在七十三師縫紉工廠當縫紉工,現在正式歸隊了!』

擔任史無前例的紅軍婦女工兵營營長

婦女工兵營,這個番號在中國工農紅軍的戰斗序列中實屬少見。工兵者,乃是擔負野戰工程保障任務的部隊,主要用於構築工事、搶修道路、架設橋梁、開設渡場、設置和排除障礙物。而冠以『婦女』稱謂的工兵營,主要任務則是縫軍衣、做軍帽、織綁腿、打草鞋,以及擔負後勤運輸任務等等。婦女工兵營屬於方面軍總供給部編制序列,原本就是由隨軍被服廠改建擴編而成的,集建制軍事化、生活集體化、行動戰斗化於一體的特別『兵種』。

1932年初,林月琴被調到鄂豫皖蘇區首府新集,在少共中央分局兒童局工作。這個兒童局,總共不過八、九個人,就設在城內曾家地主大院。與她一起工作的,有饒正錫中將夫人戴覺敏,還有比她小三歲的張赤民(後改名張池明,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

就在此時,林月琴的父親林維尹,在蘇區『肅反』中含冤去世。接著,她的家庭被重新劃定為『地主』。唯一的根據是:南溪十字街口那個林家鋪子,在父女倆參加革命後,曾僱了一名伙計,故以『地主』定性。林月琴因此而受到株連,當下被遣回皖西北道區蘇維埃政府,而政府又將她送入『勞改隊』。

戰事吃緊時,她被『勞改隊』遣散,令其回家另謀出路。說是回家另謀出路,實際上已無出路可謀。在那赤白勢力經常拉鋸的蘇區境內,普通老百姓也必須『一邊倒』,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很難在夾縫中生存。

婦女工兵營是紅四方面軍總部供給部部長鄭義齋的一個創造。當時,紅軍反三路圍攻大獲全勝,紅四方面軍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七十三師,依次擴編為第四、第九、第三十、第三十一軍,總兵力由入川時的1.5萬人,猛增到4萬餘人。

在此大好形勢下,鄭義齋也快馬加鞭,把幾個軍需工廠集中起來,改編成婦女工兵營。1933年10月4日,婦女工兵營在川北德漢城正式組建。營長林月琴、營政委王澤南、副營長劉百興,以及三連連長張茶清,都是來自鄂豫皖蘇區的戰斗骨乾。除了這四名女將,全營三個連四、五百名女戰士,都是當地的年輕婦女。王澤南從小就纏過腳,可她正是靠著一雙解放了的小腳遠走高飛,越秦嶺、過巴山,到了四川。

營的領導班子搭建起來後,連、排乾部嚴重不足,只好在新兵中物色積極分子。工兵營組建時,仍在繼續招收青壯年婦女。凡是自願報名者,都一個不落地吸收進來。

有一次,張茶清一個人就領回數十人,轟動了婦女工兵營。林月琴、王澤南一看這個陣勢,忙把張茶清叫到一邊,悄聲地問:『你是怎麼動員的,一下帶回來一個連呀?』

張茶清說她去的那個地方,正好逢集日趕場,提籃、挑擔、背簍的婦女不少,她就把『當紅軍報名處』的牌子亮了出來,接連唱了幾支紅軍歌,把趕場的男男女女都招引到了跟前。她一邊講自己當紅軍的事,一邊又唱起了紅軍歌。她以自己的現身說法,搞宣傳動員,在『擴紅』中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副營長劉百興很風趣。她曾找到徐向前的警衛員,討了個手槍盒子和兩發子彈,重新又把自己武裝了一番,還是原來那支破手槍,重新裝在盒子裡面,稍許露出一角紅綢子,挎在身上的確十分威風。只有兩發子彈,她根本就不敢試槍,也不知能不能打響。有趣的是:她還裝模作樣縫了個子彈袋,將包谷細稈剁成子彈形狀,以十粒為一排緊緊地縫在袋子裡。

婦女工兵營集合出操、上課,都由劉百興負責整理隊伍,喊口令統一指揮。她那大塊頭往隊前一站,嘰嘰喳喳的吵鬧聲,頓時噤若寒蟬。假若發現有人偷偷在笑,她就把兩手往腰上一叉,怒目圓睜,大吼一聲:『笑什麼!哪像個當兵的樣子?再笑,就站出來單個「照相」!』

爬山頭、奪紅旗,每周進行一、二次,目的就在鍛煉吃苦耐勞的能力,隨時隨地准備執行緊急運輸任務。每次在爬山之前,都由劉百興事先插上幾面小紅旗。第二天清早,便以連為單位開展爬山比賽,奪得紅旗者為第一名。女戰士李敏個頭矮,但很壯實,每次爬山爬得特快,往往超過不少大個頭而一舉奪得紅旗。

為此,劉百興在隊前作講評時說:『我們婦女不簡單,爬山賽過男子漢。大家別看李敏個子小,腿也短,可她爬山的動作不一般。你看她:腰一彎,頭一低,兩手好像開飛機,一口氣就開上山去……李敏就是我們全營的小飛機!』李敏從此就獲得個『小飛機』的綽號。

林月琴、王澤南兩個軍政一把手,當時主要工作是領導和管理生產,保障部隊的軍需供應。長征中,她們各自又帶領一個連隊擔任運輸隊,執行各種繁重的運輸任務。她們所領導的婦女工兵營,堪稱紅四方面軍後勤戰線上的一面戰旗,迎著戰火硝煙飄揚了三年之久。

與羅榮桓喜結良緣

1936年10月,紅軍第一、二、四方面軍在甘肅會寧勝利會師後,紅四方面軍第三十軍、第九軍、第五軍和總部機關及直屬騎兵師、特務團、教導團、婦女抗日先鋒團共2.1萬餘人,奉中央軍委命令西渡黃河,後改稱西路軍,在河西走廊創建根據地,並執行打通到新疆的國際路線任務。

而另一部分第四軍、第三十一軍和紅軍大學等萬餘人,當時被留在黃河以東地區,參加了著名的山城堡戰役,取得三軍大會師後的第一次大捷。這樣,紅四方面軍即一分為二,形成河東、河西截然不同的兩種局面。

當時被留在河東的女紅軍,可以說是歷史的幸運兒。她們沒有西渡黃河參加西路軍那一場曠日持久而又極其慘烈的艱苦征戰。在個人的終身大事上,她們也大都獲得了美滿和幸福。

林月琴和羅榮桓的婚戀,既保持了紅軍中相識又相戀的時代特色,同時也富有一種極其神秘的羅曼蒂克。她能夠成為元帥夫人,完全是好友劉桂蘭從中穿針引線,促成這一對有情人終成眷屬。

劉桂蘭,最早在獨立營擔任連長,後在隨營女子學校當過教務主任。她是隨同紅軍大學直接抵達陝北的。1937年春節,劉桂蘭跟許建國結婚,並在延安中央黨校建立了小家庭。許建國長征中在紅三軍團當過偵察科長、保衛分局局長。新中國成立後,歷任天津、上海兩市副市長兼公安局局長,國家公安部副部長,中國駐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大使等職。

婚後,許建國跟劉桂蘭談到、有不少長征過來的老紅軍,大都已過而立之年,至今沒有婚配,其中就包括羅榮桓在內。劉桂蘭是個熱心人,一聽到羅榮桓,就立即想到她的好友林月琴。於是經過一番籌劃安排,劉桂蘭先向羅榮桓提說婚事,並約定見面日期。

那是個星期天,劉桂蘭不顯山也不露水地邀請林月琴來家中做客,同時也與羅榮桓事先約定,以便在現場目測面視。譚政、張愛萍、馮文彬等人,當時也都自告奮勇陪同羅榮桓前往『相親』。第一次相識,活躍分子馮文彬先與林月琴搭話,將其家庭情況、個人經歷以及情趣愛好,都像審問案情似的,從頭到尾問了一遍。

林月琴以為馮文彬是組織部的什麼人,對他的所問都如實作了回答。與此同時,林月琴也注意到一位戴著眼鏡三十四、五歲的老同志,默不作聲地坐在一邊,神色顯得有點拘束。可那閃爍在眼鏡後面的眼神,似乎對她的一言一行尤為關注,時而還呵呵地笑上兩聲。這樣,林月琴便結識了時任紅軍後方政治部主任的羅榮桓。

林月琴年方23歲。她隨紅軍總部衛生所到達陝北,被調到中央婦女部工作了幾個月,已轉為共產黨員。

1937年1月,中共中央遷往延安後,她又被選調到中央黨校學習深造。由於劉桂蘭的牽線搭橋,這一對有情人常來常往,漸漸地,兩個人便單獨談起了戀愛。

1937年5月16日,林月琴和羅榮桓終成眷屬。新婚之日,前來祝賀道喜的紅軍戰友絡繹不絕,歡聲笑語、很是熱鬧。所謂『婚宴』,也只是用一位老戰友從西安捎來的半袋白面,讓伙房做了一大鍋湯面條,拌以白菜和蘿卜做成的酸菜,算是款待了前來賀喜的各方賓客,以及機關和身邊的工作人員。

林月琴1955年被授予大校軍銜。她是當時全軍43名校級女性軍官之中,唯一的一名女大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