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祚来座谈会 吴祚来:“快”出来的社会是危险的

奥林匹克精神是更快、更高、更强的"快主义",但传统中国文化精神似乎是"慢主义",更慢、更软(弱)、更低。太极拳深得中国人运动精神的要义,身段放得很低,动作缓慢,身体柔软,如同道家所言,以柔弱胜刚强。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常能听到:走路,您慢些走;吃饭,您慢些吃;遇事,您慢些来。

这是农业社会的精神。任何东西都快不得,农业生产劳作,都得按节气行事,花开花落你都得耐心等待,春华秋实都是急不出来的。所以有一句外国谚语说,埃及金字塔害怕时间,而时间害怕中国人。可见,慢得过时间的,是中国人。

现在,中国与国际接轨,中国人要追上世界步伐,甚至要迎头赶上,中国的GDP增速要保证在百分之八以上,年轻人需要快速成功,孩子们要在幼儿园就能识字。奥林匹克精神是用在运动竞技领域里的,现在却成为中国人生活工作的格言,一个"快"字,使多少中国人喘不过气来;如果突然慢下来或停下来,国家与个人,都可能出现不适应或休克。

最近,《新周刊》以"急之国"为封面主题,探讨"中国人为什么丧失了慢的能力"。该专题主打文章分析说,中国人为什么丧失了慢的能力?资源紧缺引发争夺,分配不平衡带来倾轧,速度带来烦躁,便利加重烦躁,时代的心态就是再也不愿意等。急的心态带来了什么?欲速则不达。"大多数人在追求快乐时急得上气不接下气,以至于和快乐擦肩而过。"(克尔凯郭尔语)我们迎来了更多的灾难和意外,更低的效率和更坏的结果。

一则帖子也在网上广为传播:美国密西西比大学社会学家卡尔·里夫金考察中国后深有感触地说:"中国人活得太累了,他们的人生只 有两个词,成功和拼搏……我很奇怪,他们连快乐都感受不到,却想追求幸福。"这个帖子即刻引来无数跟贴,多是陈述自己的不快乐,认为社会发展与人们的幸福出现悖离。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由于中国人重视家庭传承,所以一些中老年人的焦虑多来自对孩子的担忧,他们在追求快乐方面,往往是忘"我"的,孩子们的学业、就业、婚姻等等,无一不在家长的牵挂之中,上孝下慈过于担责,反而使自己与幸福感擦肩而过。

更多年轻人的焦虑与不快乐,则是社会过于经济化发展带来的,城市人的住房或孩子上学、就业,似乎永远是生活的重中之重,人们因此淡化或远离了文化艺术与能带来快乐的文娱活动,集体释放情感的节日欢度也少之又少。

城里人感受到外来人口的压力,后者更勤劳,工资要求更低,使城里人感受到人口膨胀带来的诸多不便与社会问题。城乡反差巨大,也造成从乡村进入城市的人更没有从容心态,他们望着高高的房价,似乎只有观望城市人生活的份儿。

外来务工者尽管也享有最低工资保障,甚至所在公司也被要求上三险与基本劳保,但他们背后的乡村社会是贫瘠的,在城市打工所得的工资,难以给他们带来想象的富裕生活。幸福快乐的生活总与预期相伴,但现在在城市打工的外来客,难以想象在城市发展的预期。

对未来的预期不确定,包括政策因素的不确定,使人们没有安全感。而能抓到手的,才是自己的;要尽快成功,否则就会被淘汰。在每一个领域,人们都渴望快速上位,获得上流的主动权与优势利益。

极少数国企垄断了丰富的经济资源,更多中小企业却只有靠残酷的竞争获得生存与发展,这种生存发展焦虑,最终转嫁到员工身上,他们成为追求业绩的永动机,在生产线上重复枯燥的劳动,没有维护其权利的组织与机制。

相比之下,印度民间社会却显得自然而从容,为什么呢,因为宗教信仰。宗教信仰使他们有超世的价值观念,对现世物质利益少了一份执著之心。而民间宗教精神缺失,是中国民间社会焦虑而不快乐的重要因素。中国民间社会的攀比心理,既加剧了无序竞争,也使人与人之间多了一层敌意。

他人的成功就意味着自己不成功,家长之间的攀比连累了孩子,妻子之间的攀比压抑了丈夫。攀比使相对幸福变成了精神负担,也滋生了民间社会的恶意。价值观念畸变,过于重视物质利益,忽视精神世界的内视与提升,都是不快乐之源。

快出来的社会是危险的,也是不健康的。快速建出来的桥梁与房屋可能无法使用,快速饲养出来的动物、快速催熟的果蔬不可能是健康食品,快速学习得到的知识,可能无关智慧。快致富、快发展、快成长,快已成为一种传染病。生命是过程,而不是"快",快乐与幸福无关。过快使人失去自我与内心,使个人与民族失去精神涵养,甚至在文化与精神上"失忆",失去生命的质感与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