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祚来被开除 吴祚来:城管正被民间社会敌意化

3月26日下午4时许,北京昌平区回龙观龙华园小区门口,一名卖书小贩与城管队员发生冲突后遭后者围打,引发上百市民围观并指责城管打人。当晚,20多名目击者自发前往派出所探望商贩,并录下口供,配合警方调查。同一天晚间,昆明北仓村大量群众和城管队员发生冲突,最终警方与城管多辆汽车被烧毁,并有数十名群众被拘捕。据称,事件源自城管暴力对待一位年纪较大的摊贩,引发群众强烈不满,终致冲突升级。

这些偶发的城管与流动小商人之间的冲突,已是城市社会冲突的主要导火线,一旦形成围观,就会引发市民内心的各种不满情绪,进而升级成暴力骚乱。而当暴力骚乱形成,局面就一发不可收拾,政府只能动用警力。我们要思考的是,为什么民意总是站在小商贩一边,为什么并无切身利害关系的围观群众会卷入冲突之中?

民意对城管正在敌意化。这种敌意,是基于每一个人对生活中发生的各种现象的直觉与判断长期形成的。日常生活中,每当民众与城管等地方政府部门之间发生冲突之时,各种权力间就形成共同体,形成权力链,令民间社会长期处在消极被动状态,一般民众对此既无奈,又不满。这种不满情绪如同在每一个心中装上了火药,遇到机会,这种情绪就会被引爆,从而酿成事端。

当城管与商贩之间发生冲突时,商贩是弱者,而城管代表政府权力。当警察出现,将城管保护起来“依法处理” 之时,围观者想到的不是这些城管被法律惩治,而是有关方面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终恶意执法者得不到处罚,受伤害的总会是平民百姓。所以,现场的围观者本能的做法是制止警察将暴力执法的当事人带走。这样的情绪如果发展下去,就是以暴易暴的恶的循环。

民意自有其本能的是非与立场判断。遇有突发事件,人们都会自觉地产生某种立场,做出何种判断与人们平日的所见所闻相关联,与自己的情绪积累相关联。所以,围观民众的即时反应有着某种合理性与正义性。当这种即时正义通过暴力方式来表现的时候,权力部门面临两难的境地:强力打压民意,会进一步失去民心;不及时制止暴力事态,则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事端。

如今,农村向城镇转型,农民向城市转移,是一种必然。但大城市与农村是断裂的,无论是获得户口还是安居,小商贩们都难以融进城市,他们租不起合法的摊位,只能在城乡边缘地带或马路边上占用一席之地,获得一线商机。当这一线商机被无情的城管喝止时,冲突因此成为必然。

因为迷信行政力量与警察力量,各城市与地方政府被迫大规模提高维稳成本。中国各级政府的行政成本本来就居高不下,现在再加上不断提升的维稳成本,地方财政不仅不堪重负,还会因经济力量没有用于百姓的生活保障,而使民意更为不满。这些不满又迟早会对地方政府形成某种不利影响或助长不稳定因素。

地方政府应放手让民间疏导、温暖民间,维护民间正当权益。政府行政人员应该走进民间社会,不能靠一介城管,用冰冷的力量来阻隔市民与城市管理者之间应有的亲情关系,加剧城市陌生化。我们要知道,近三十年间,中国数以亿计的人进入城市,城市陌生化倾向非常严重,正是这种陌生化,使乡村时代的熟人社会道德与温情失去土壤,人与人之间的道德感与责任感大为减弱。

城管对待进城农民缺乏人性化处理方式,围观群众对城管处置不当也回之以不理性的暴力,而行政官员的懒政庸政使许多民生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这一切都是导致城市管理趋向暴力化的潜存因素。

现在的城市行政机关将城管当成自己的钢铁躯壳,用极其简单的统一行动对待游商小贩;由于自身素质有限与工作压力大,城管处置小贩稍有不慎,就造成冲突;冲突形成围观,围观造成事态扩大化;接着就是警力出动,平息事态。这期间,一些市民因一时冲动而卷入暴力冲突,被拘或被伤害。如此造成的,都是社会不应有的损失。城市管理者应该清醒地意识到,仅仅靠城管来驱逐不满的群众,动用警力来打压、维稳,不是长远之策。

要缓解民间社会对政府的敌对化倾向,政府需要矮下身段来,用平等的目光对待市民百姓,要允许民间社会有自己的和平的维权方式与话语空间;对话的渠道要畅通,和解、妥协的方式更应该倡导。如果城市管理者经常与外来务工人员、小摊贩有各种交流与对谈,并设身处地替他们着想,相信无序的摊贩就会有序经营,并可成为城市边缘生活的一道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