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鹤亭中将 阜南将军聂鹤亭:吴山暴动中的长征勇士

2018-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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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1940年8月,平山吊儿庄,百团大战前夕聂荣臻召开主攻部队首长会议,确定战役部署,晋察冀有39个团参战.左起:舒同.聂荣臻.杨成武.聂鹤亭合影(资料图)1905

1940年8月,平山吊儿庄,百团大战前夕聂荣臻召开主攻部队首长会议,确定战役部署,晋察冀有39个团参战。左起:舒同、聂荣臻、杨成武、聂鹤亭合影(资料图)

1905年出生于安徽省阜南县的聂鹤亭中将可谓身经百战,他参加过南昌起义、广州起义、长征,以及后来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但很少人知道的是,他第一次带兵上战场还是在我们合肥参加的吴山庙暴动;而且,长征中,他的故事也充满着传奇色彩。

首战“吴山暴动”

阜南县会龙乡大聂彭庄村,是聂鹤亭将军的出生地。村中大部分人也都姓聂。虽然聂鹤亭将军已去世多年了,但村中人和我们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红色安徽·长征史诗”采访组一行说起聂将军时,依然是一脸的自豪和崇敬。“我们这支的祖上都有习武健身的传统,所以爷爷聂鹤亭少年时期在念私塾的同时,每天早晚也跟着父亲学习几路拳脚。

12岁因生活所迫辍学务农,自己在家读书习武。”聂鹤亭的堂侄孙聂广严说,“1921年秋,16岁的爷爷由阜阳来到当时的省城安庆,报考了安徽省皖江师范学院体育系,在这里开始走上了革命道路。”

相较于大聂彭庄村不少村民来说,聂广严是幸运的。因为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十多岁时曾两次在北京的聂鹤亭家住了几个月,对爷爷有着更清晰记忆。“和当时不少的将军一样,爷爷的生活非常俭朴,不谋取私利。从不浪费粮食,内衣都是补了又补;虽然有部专车,我也央求过想坐着玩玩,但他就是不让我坐。

”在聂广严的印象中,爷爷非常严肃,不苟言笑,“但爷爷也有和蔼的时候。记得我第二次去北京他家时,刚到就开始发烧头疼,这下爷爷可着急了,给我抓药,半夜里起来几次摸我可还在发烧,为我盖被子……”

聂鹤亭将军身经百战,但很少有人知道,他第一次带兵上战场还是在我们合肥地区。那就是1926年他参加的发生在长丰县吴山镇的“吴山暴动”。

据聂广严介绍,1926年春,按照党中央的指示,经过安徽省党组织研究决定举行“吴山暴动”。春天的一天,在吴山庙的小营盘,安徽讨贼军第四路司令部正式成立,由蔡晓舟任讨贼司令,聂鹤亭担任参谋长,在暴动的领导中,只有聂鹤亭一人受过正规军事训练,所以暴动的军事计划由聂策划,部队的行动也由他组织指挥,他肩上的担子很重。

1月23日凌晨,讨贼军约五千人整装向合肥进发,准备攻打合肥城。部队行至10公里外的四十埠时,与马联甲派的军阀刘凤图旅敌军遭遇。聂鹤亭第一次上战场,听见密集的机枪声,起初也有些紧张,但一想到第一次要把敌人打垮,于是很快就镇定下来,行使了参谋长的职权。

聂鹤亭细心观察了战场形势,立即指挥部队占领有利地形,反击敌军的进攻。敌军比起义部队人多,武器装备更占绝对优势,讨贼军每人只发三粒子弹,许多人使用的都是猎枪、土枪,但大家都有拼命的精神,打了五个小时,击毙敌军三十余名,击伤敌人五十余名,全靠高昂的士气与敌相持。

下午三点,聂鹤亭见敌人有轻重机枪等火力装备,讨贼军已有伤亡,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他建议撤下来,否则伤亡过大,甚至有全军覆没的可能。蔡接受了建议,在黄昏时抬着伤员,全部撤出阵地。

“吴山暴动虽然失败了,却有力支援了北伐军的胜利。更重要的是,爷爷也在首次参战中得到了战场的拼杀锻炼。”聂广严说。

强渡乌江显神勇

据史料载,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辖红一、三两个军团,聂鹤亭被任命为一军团一师参谋长。全师五个团约1.6万人。10月10日中央开始长征,按照军委指示,一军团三个师在左翼掩护着中央纵队过湘江,在距湘江大约40华里的地方,聂鹤亭与师长接到林彪的命令,要一师去攻占左前方二十余里的重镇新田,聂奉命立即率两个团约四千人的红军战士,以急行军速度连夜赶往新田镇,在黎明时聂率兵突然向新田土丘上守敌发起进攻,在冲锋号和枪炮声中守敌约两千人被击溃,我军夺占要地新田,并立即深挖和赶修工事。

敌军也知道新田位置重要,21日上午敌粤军余汉谋部的一个旅组织多次反攻,都被聂鹤亭的两个团给打退。22日上午,粤军约六千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新田连续发动了九次进攻,战斗一次比一次激烈,聂鹤亭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新田山丘阵地,确保中央纵队左翼安全,并指出要节省子弹,敌人来近了再打。

子弹如打光,用手榴弹、刺刀、大刀砍也得把敌人打退,要人在阵地在。23日一天打退敌人十几次进攻,敌人的大炮把新田轰成一片火海,聂鹤亭的阻击阵地被淹没在猛烈的炮火硝烟之中。

聂与全体指战员抱着拼命的精神坚持战斗,炮声一停,活着的战士从战壕里爬起,向冲上来的敌人开火。23日夜,聂部奉命撤出阵地,新田由后续部队接防。聂撤出时四千人的队伍只剩一千余人,许多红军战士牺牲了,长眠在湘江之东新田的山丘上。

“湘江大战之后,中央决定强渡乌江,占领遵义,渡江任务由第一师担任。爷爷率领一团为先遣队。”聂广严说,1935年1月20日,红军进入贵州,聂鹤亭与团长杨得志一起指挥强渡乌江。当天早上,他们习惯地临江靠前指挥,一看乌江两岸全是悬崖陡壁,江面宽约100米,江流湍急,水声轰鸣,要渡江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对岸有敌人严密封锁,聂与杨研究后决定抢渡,派战士买来老乡的毛竹,扎成一丈多宽两丈多长的六个排,从前卫营选出八名熟悉水性的战士先行试渡,但是汹涌的江水把竹排冲跑,八名战士被漩涡吞没。

第二、第三个竹排扎得更大、更坚固,又有十几个战士在一连长孙继先的率领下跳上竹排,聂鹤亭动情地向孙说:“同志们,全军的希望就在你们十几个人身上了。

”孙继先向聂鹤亭、杨得志两位首长大声表示:“请首长放心,我们只要还有一个人活着就一定能过去!”战士们也一齐大声回答。经过几十分钟的搏斗,渡江终于成功,战士们用轻机枪和冲锋枪、手榴弹消灭了对岸黔军一营守江的双枪兵,天险乌江终于突破了。

红一团与红一师首先渡过乌江,三万红军也全部过了乌江,在军团刘伯承参谋长的领导下,聂鹤亭率红一师一部将士穿着黔军服装,让俘虏撞开城门,大军一拥而进,歼敌黔军一旅,迅速智取遵义城。

1935年2月,红一师参谋长聂鹤亭继续与杨得志领导红一团为中央红军主力的先锋团,由扎西挥师西指,18天声东击西,声南击北,由西向东,由北返南,与中央红军一道,横扫1100里,攻下娄山关,二下遵义城,在山区把蒋军拖得筋疲力尽,晕头转向。

聂鹤亭指挥红一团、红二团在遵义和乌江之间的老鸦山谷设伏,歼灭蒋介石的中央军吴奇伟的一个军和黔军8个团,共2万余人,没打死的黔军全部举枪跪下,向红军投降。后面没死的中央军也大部投降,军长吴奇伟自杀未遂被救上小船逃跑了。红一师俘敌两千余名,缴获枪、炮、子弹无数,我全军大胜,万众欢呼。

为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创造条件

1935年5月24日,聂鹤亭、杨得志率红一团赶到大渡河边安顺场,夺船一只占领了阵地。25日晨随总参谋长刘伯承,军团首长林彪、聂荣臻等亲临阵地指挥,一营营长孙继先挑选17名勇士组成突击队,早7时经过激烈战斗强渡成功。

1936年1月,聂鹤亭被调到军委任作战科长。聂与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等军委领导一块爬雪山、过草地,九死一生,到达甘肃的哈达铺,同年5月到达陕甘。1936年5月,为扩大和巩固刚夺取的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中央决定以红一方面军主力组成西方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聂鹤亭任参谋长。

刘晓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第八十一师、红二十八军等。在西征甘肃时,6月9日聂率西方野战军出击三边,攻占定边、临地、曲子、环县等地,为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创造了条件。

1936年11月又重编红一方面军,聂鹤亭被中央军委任命为参谋长,参加东征山西,红军在山西扩编,新增红军战士约8000人。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陕北会师后,通过“直罗镇”、“劳山”、“榆林桥”等几次战斗胜利后,红军与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建立了互相暗助的统战关系。但是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关于“团结御侮,一致抗日”的呼声,亲率主力国军进剿刚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爆发了“山城堡战斗”。

1936年11月,胡宗南的中央军和西北军、东北军分路向红军扑来,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统一指挥下与“中央军”决战。作为一军团参谋长的聂鹤亭参加了指挥山城堡战斗的全过程,参加了各军团参谋长联席会议和作战会议,共同制定了作战计划和实施方案。

军委审定后,聂鹤亭任一军团前线总指挥,亲率担任主攻的一、四两师与兄弟部队协同作战,默契配合,相互穿插,猛冲猛打,突袭并攻进一个叫马掌子的敌人炮兵阵地。敌人惊恐万状,狼奔豕突,队形大乱,支撑不住,弃城向西北逃跑,聂鹤亭指挥并亲率一军团乘胜追击,将敌人逼进山城堡西北的山谷之中,又遭到我军预伏在两面山上的兄弟部队一阵伏击,一时杀声震天,山谷震荡,经过一夜的战斗,歼灭了敌中央军丁德隆的78师232旅全部及234旅两个团共7000余人,取得了十年内战最后一次大胜仗。

人物简介:

聂鹤亭,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1956)。1905年10月3日生于安徽省阜阳县(今为市)聂老村彭庄(今属阜南县)。毕业于皖江师范专科学校,曾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26年春参加国民革命军,任第4军叶挺独立团排长,参加了北伐战争。

同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11军25师73团排长、连长,随起义军南下作战。同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在总指挥部任参谋。1928年在中共东江特委任教导营营长。后被派回安徽从事中共秘密工作。

1929年秋被中共中央派到江西,先后任红军第4军军部参谋。1930年任红4军第12师35团副团长。1931年春任第11师33团团长,后调任第32团团长、第11师参谋长,红12军第35师参谋长。1932年任红4军参谋长。1933年调任红1军团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红5军团第13师参谋长。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

1934年10月参加长征,任红1军团1师参谋长,军团司令部作战科科长,陕甘支队司令部1科副科长、科长。到陕北后,任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第1科科长,西方野战军(红一方面军主力)司令部参谋长兼第1科科长。参与组织指挥了直罗镇、东征、西征和山城堡战役。后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兼任4大队大队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第1局局长,总参谋部部长,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高级参谋。1938年冬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任冀中军区第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晋察冀军区参谋长,参与组织领导了晋察冀边区1941年秋季反“扫荡”斗争。

1942年春到延安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抗日战争胜利后到东北,先后任松江军区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兼哈尔滨卫戍司令员,辽吉军区司令员,辽北军区司令员。在辽沈战役中,参与指挥部队围困长春、攻克沈阳。

后参加平津战役。1949年初任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率部参加渡江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任装甲兵副司令员。1961~1965年任工程兵副司令员。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71年3月13日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