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耕望中国史学界的 严耕望眼中的“史学二陈”

严耕望何许人也?对我而言,第一次知道他,是在北大历史系罗志田先生的一本书中。罗先生在书中说,他的学生问他,学史应该讲究什么方法?他说,你们去看严耕望的《治史三书》就是了。循着这一提示,我也找来,一读之下,知道他所言不虚。

严耕望(1916—1996),号归田,安徽桐城人。194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临毕业前听史学大家钱穆的讲座,谓历史学有两只脚,一只脚是历史地理,一只脚就是制度,大受鼓舞,因当时准备的毕业论文题目就是《秦汉地方行政制度》。

毕业后追随钱穆入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任助理员。三年后,1945年的7月间,以论文三篇和申请书一封向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自荐,不意竟获傅的赏识,得以进入史语所继续研究工作。

上述两段经历也奠定了他此后学问的基础和规模,即始终以中国中古政治制度和历史地理为方向。在格局与方法上,既有史语所注重史料讲究专精的一面,又受钱穆着意通史讲求大视野的影响,能于专门中求通贯。近五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写下《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唐仆尚丞郎表》、《唐史研究从稿》和《唐代交通图考》等大部著作,被余英时称为“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

“三书”云者,乃严氏所著三本小书《治史经验谈》、《治史答问》及《钱宾四先生与我》的合集,系统总结了他数十年从师问学的历程与治史的实际经验,现身说法,娓娓道来。小到论文题目的选择,论文的格式,引文及注释的方法等等,不厌其烦,把自己的心得和盘托出,一心为有志问学的青年学子开示门径。

“三书”中不但讲方法,也讲个人求学过程,还讲了他及身所见或读其书时尚健在的四位史学前辈大师。究竟哪四位呢?严耕望的意见,盖指“两位陈先生、吕思勉先生与业师钱穆宾四先生”。这两位陈先生,也即所说的“史学二陈”,指的是陈寅恪(1890—1969)先生和陈垣(1880—1971)先生。严耕望对他们非常推崇,并对他们的治学与处世特点做了比较。

从治学上讲,在严耕望看来,首先,两位陈先生毫无疑问都是“当代历史考证学巨擘”,但也有区别。区别即在于严耕望区分的考证学的“两类别、两层次”,这两种类别,其一为述证的方法,其二为辩证的方法。述证重史料搜集,然后加以贯串,进而使史事真相适当地显露出来。

陈垣擅于此法,尝书“竭泽而渔”四字以概括其精神,其法平实,易于把握,方便后学,只要肯用功就能有所得。另一为辩证的方法。此法重在史料运用上,“作曲折委蛇的辨析,以达成自己所透视所理解的新结论”。陈寅恪侧重此法,并取得令人为之眩目的成绩,但此法特重天分、学养,因而不便于粗学者所用,“浅学之士若一意追摩,更可能有走火入魔的危险”。

再从立身处世上讲,严耕望深许陈寅恪的纯净学人风格,且能“强毅独立,不为名位诱,不为威武屈”,“衰暮之年仍能奋笔写成平生所未有且可视为奇迹的大著作”。而陈垣先生正与他治学风格相近,平实而热心世务,长期担任大学校长职务,有济世救人的使命感。

当读到严耕望书中这番论“史学二陈”的文字时,我脑中不自觉地做了一个联想。我从他的这些比较中,想到了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两位“武学宗师”,他们就是《射雕英雄传》中的“北丐”洪七公和“东邪”黄药师。如果做一个简单的比附,洪、黄二位可以对应“二陈”中的陈垣和陈寅恪。

如果熟悉金庸的这本武侠代表作,将史学比作武学,你想,陈垣治学方法的平实,容易上手,方便后学,功夫笃实,日积月累下来,哪怕以中人之资也能取得一定成绩,这不正是洪七公武学特点么?以郭靖的中人以下资质,在“九指神丐”调教下,一套扎实敦厚的“降龙十八掌”也能让他跻身一流高手行列。

而黄药师呢?天分奇高,天文历算、五行八卦、奇门遁甲,样样精通,可谓是金庸书中最渊博的一位。

但他一这套功夫,却很难传与弟子,除非对方也是悟性极高,只是天纵奇才哪那么容易就碰到呢?所以,他的弟子中最好的也只是依样画葫芦学了点,始终得不到真传。这一点,不正与陈寅恪的极其渊博的学识与高超的治学功夫相近么?还有,金庸书中的洪七公也是位热心世务,以济世救人为使命的人物,丐帮帮主的身份就是极好说明。而陈寅恪的纯粹学人风格,也正与黄药师孤高自许的风格有近似之处。

当然,以上都是我个人的比附,不足为道。实际上,两位陈先生都是后学景仰的大师级人物,身上都保有传统学人的特点和风范。以陈寅恪先生而言,从十三岁东渡日本留学,一直到三十六岁回国担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整个少年和青年时代都在东西各国求学,但不以学位厝怀,一心只在学问的广博与精通上。

而陈垣先生虽然出身商人家庭,他自己也说“贾人子弟,自昔为文士所轻”,但他一心向学,自己摸索求学门径,以张之洞的《书目答问》进而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入手,经目录学深入中国旧学传统。也因此,他们的成功,是一种以学问为人生的成功,是中国传统读书人纯粹精神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