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雪峰东征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冯雪峰的长征路
长征至毛儿盖,冯雪峰任红军大学高级班政治教员
冯雪峰在家乡创作《卢代之死》的场所
中国义乌网10月27日讯(义乌商报记者 张静恬)沙场残阳红似血,1934年10月,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命令百万大军围攻中央苏区根据地。当时毛泽东失去领导权,在错误的领导下,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撤离根据地。
关于未来要走向哪里?该如何走?队伍是迷茫的,甚至“长征”的称呼也是在行军一年多,走了万里后,到1935年回顾此次战略大转移时才有人提出。当时只知为了突破国民党的铁壁合围,必须一路前行,冲过一道道严峻封锁线,誓不回头。
在这支前行的队伍中有一位身形瘦弱的男子,带着事先编织好的一大摞草鞋,一条自己缝制好的花筒形军用粮袋,将友人瞿秋白赠送给他的那件长衫扎在挎包里,以一个革命者的身份,毅然决然地踏上漫漫长征路。他,就是义乌赤岸神坛村人冯雪峰。从此,冯雪峰用自己的眼睛和思想,亲历了一场伟大的长征,时年,他才32岁。
长征前的依依惜别
冯雪峰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参加筹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任“左联”党团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1928年10月受党中央委托,在上海负责沟通党与鲁迅的关系,促进了鲁迅及其周围作家与创造社、太阳社的联合。1933年底,在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时,因其身份暴露,组织决定将他调离上海,到中央苏区瑞金任中共中央党校教务主任。当时党校的校长是张闻天,副校长是董必武。
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在开始长征前,将红军大学与地方干部学校(原中央党校)的一部分合编为上级干部队(简称上干队),负责保护董必武、徐特立、冯雪峰、成仿吾、李一氓5位同志,他们此时的职务是“政治教员”。当时在上干队担任军事教员和政治委员的苏进及莫文骅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说道:“董老、徐老当时已经50多岁,是大家熟悉敬重的老前辈;另外三位在白区就是文学家,有的还做过地下党的负责工作。5人都是党的宝贵财富,我们深知中央将一批老同志分散到各战斗单位的用意,真担心保护不好他们,无法向中央交代。”
在中国工农红军即将长征前,冯雪峰的挚友瞿秋白因肺病不能前行只能留在苏区,在当时的形势下留在苏区其实和被判死亡没什么区别。雪峰同志深知此事,去向挚友告别时,秋白一眼就看出了他的担忧,对他说道:“不要为我的安全过分担忧,你们突围北上肯定比我更艰巨,道路更险阻,让我们共同接受考验吧!”忽然瞿秋白将自己身上半新的青灰色哔叽长衫脱下来,披在冯雪峰的肩背上,深情地说:“雪峰,这件长衫伴着我战斗了七八年,留下了与鲁迅先生共同战斗过的痕迹,现在给你作个纪念,伴着你出征吧。两位战友一位北上,一位留下,此刻做着最后的依依话别,话虽不多,情已抵心。此后的漫漫长征路上,这件长衫就成了冯雪峰的陪伴。
历经长征的艰辛磨难
上干队政委宋任穷回忆道:“雪峰同志是和我共过患难,并肩走过长征路途的老战友……”;“遵义会议后红军整编,雪峰调到归干部团领导的上干队,担任培养营、团军政干部的政治教员。当时,雪峰已经是—位颇有名望的文学家,但没有一点架子,和大家一样的装束,吃着一样的饭菜,一样地拄着棍子爬雪山过草地,历尽艰辛。一位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生活多年的文化人,在极端艰难的长征路上,随军步行二万五千里,一直坚持到陕北,是难能可贵的。”
长征刚结束不久,冯雪峰曾以“曙霞”为名写下了《小茅屋》、《渡金沙江》两首诗及《过草地》一文,真实地讲述了红军艰险的征程。
《渡金沙江》一诗是在1935年5月1日“通安祝捷大会一天休整时间”写下的。诗中回忆了红军“第八连”连夜走180里路紧急赶赴金沙江的事件。这一切都被冯雪峰用诗一样的语言记录下来:“初夏的太阳,烧灼了砂砾的山地,行人的热汗,沿脸浃背地流滴。远征负重的健儿,在黄昏后才跑到一座村落的边沿休息,努力吧!第八连的诸同志!无论如何要走一百八十里……”;“黑夜的幕已经垂罩着金沙江边,天险的长江原来如此天险!羊肠小道在高山向江的斜面蜿蜒而下,对河山洞内炮孔枪眼挖遍。倾斜的水流,像万马奔腾,深黄的江水谁知深浅?!”
红军渡金沙江后,为了躲避敌军的侦查和攻击,只能选偏僻的道路走,越是荒无人烟,越是荆棘重生,对行军队伍来说越是安全。爬雪山、过草地因此成了红军行军的家常便饭。冯雪峰在《过草地》一文中曾写道:“一路腐殖土浸满了污水,没有草根的地方,脚踏下去直没过膝盖,马儿经过处,埋没了四蹄,有时还陷下去拔不起来。我们的脚,从出发以来,都未曾干过……”
长征第一次过雪山是在6月天过的甲金山。陈赓、宋任穷、冯雪峰等人一起,过雪山的前夜还在山下露营,第二天天一亮,马上就上雪山,到山顶呼吸开始短促起来,脚步也一踱一踱地挪不动了。大家身体累了,便相互靠近坐下歇息一会。口干渴了,就各自拿出漱口盂,争向雪堆下层挖着冰冷的雪吃……。红军越是在困苦的征途中,越能保持着快乐的顽强不息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
红军行军条件艰苦,当时把5位老同志放在上干队,名义上是当教员,实际上是重点保护,但当时的情况下也没有条件来照顾他们。整个上干队只有莫文骅从红八军调来时骑的一匹马,连队长肖劲光同志也没有马骑。5位老同志和大家一样全靠两条腿走路。“看着他们疲惫地拄着棍子跋涉,我们常常感到内疚。雪峰同志那时才30岁出头,比董老、徐老年轻许多,但毕竟不像我们过惯军事生活的人,走起来还是相当吃力的。直到云南境内,我们才设法给董老和徐老配上马匹。不过他们很少骑,那两匹马不是驮病号,就是驮东西。但是我们一直未能为雪峰找到一匹马。”莫文骅、苏进回忆道。
长征途中的思想导师
王明“左倾”错误伤害了许多好同志,直到长征开始,上干队许多同志还背着开除党籍等处分,思想情绪很不稳定。这些就需要冯雪峰等老同志去做工作。冯雪峰在工作中十分积极,莫文骅、苏进的回忆录中写道:“雪峰同志人虽瘦弱,但精力总是那么充沛。他的政治理论水平很高,说话也直爽,同我们很谈得来,常常指点、帮助我们。”
1935年7月红军到达毛儿盖后,冯雪峰被调去红军大学做高级班政治教员。因红军大学中四方面军的学员被张国焘分裂主义裹挟南下,故同年9月又被调回上干队任政治教员。此间,党中央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斗争已经白热化了,但是当时一般同志都不知道中央斗争的情况。
冯雪峰却敏锐地发觉了张国焘搞分裂活动的迹象,政委莫文骅也有这种感觉。于是莫文骅带着两个人从红大驻地卡英赶到毛儿盖,先到上干队去访肖劲光和冯雪峰等同志。他们都支持向中央反映有关行为。雪峰同志还从理论、政策的高度分析了张国焘反党反中央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实质和产生根源及表现,使莫文骅顿时觉得头脑清楚了很多。临走,雪峰又吩咐莫文骅:同他们斗,要抓住他们搞宗派主义,抓住分裂红军这个根本问题,不要纠缠在小事上,这样才能帮助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分清是非。莫文骅得到指点和支持,向党中央详细汇报了红军大学的情况。时隔多年莫文骅再次回想,着实叹服雪峰的理论政治水平。
百炼成钢的长征斗士
1936年二三月间,又一个挑战摆在雪峰面前。冯雪峰受命参加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渡过黄河进行东征,任地方工作组组长。冯雪峰之子冯夏熊回忆道:“1936年春,红军渡过黄河东征抗日,冯雪峰带领一个工作组,有一次在征战中迷路走失,十多天才返回。毛泽东主席后来在一次会议上开着玩笑说,‘谁说书生不会打仗?冯雪峰就会打仗!’”
经过长征一路的历练,冯雪峰在革命的实践和理论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俨然已从一个文学家变成一个真正的革命斗士。
1936年4月,冯雪峰从山西奉调回陕北瓦窑堡。党中央负责人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决定特派他到上海继续他的个人“长征路”。冯雪峰长征前是受党中央委托,专门负责沟通党与鲁迅关系人。这次又以中央特派员身份返回上海。除了重建秘密电台、恢复地下党组织,还要负责联系鲁迅与宋庆龄、沈钧儒、茅盾以及国际友人史沫特莱等人,重点传达红军长征胜利抵达陕北及毛主席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临行时,中央让王首道、贾拓夫亲自负责护送冯雪峰渡过了黄河。从瓦窑堡动身往上海要通过国民党东北军防区封锁线,出发之前,彭德怀、毛泽东发电报请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给予保护。
冯雪峰一到上海马上前往鲁迅家,迫不及待地想把几年来苏区一些有关红军长征及毛泽东等的新鲜事,全都告诉鲁迅,并与鲁迅及胡风商量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不久,他便与茅盾、沈钧儒、宋庆龄以及国际友人史沫特莱见面。1936年6月20日左右,美国记者斯诺通过宋庆龄、史沫特莱找到冯雪峰,跟他讲述希望进入陕北苏区采访的要求。冯雪峰听后立刻报告中央,联系并护送斯诺赴延安采访。斯诺写出了著名的《西行漫记》,从此红军长征的消息震惊了世界。冯雪峰在上海的任务既重大又艰巨,这位经过长征洗礼的志士用自己瘦弱的身躯及蕴藏在其中的强大信仰挑起重担,步步为营,为长征之后党中央工作的顺利开展扫除障碍。
冯雪峰与《卢代之死》
1937年12月,冯雪峰想到鲁迅在生前曾和瞿秋白、陈赓多次谈到,曾想试写一部像《铁流》—样的反映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英勇事迹的长篇小说,心想自己应该来完成鲁迅先生未能如愿的想法。冯雪峰作为“左联”领导人中唯一参加过长征的人,长征不仅使他经受极为艰苦的考验,同时也得到了大量的生动素材。于是,他向组织请假,回到义乌神坛村开始创作红军长征小说,并且两更书名《红进记》为《卢代之死》。
1939年元宵节前夕,青年作家骆宾基专程从上海来神坛拜访冯雪峰。在老家阁楼上,二人彻夜长谈了三天三夜。骆宾基看了小说前半部的初稿,成为唯一看过这部长征小说的读者,并写下了“初访神坛”一文。
写好书稿后三个月,冯雪峰正准备离开义乌的时候,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了。冯雪峰不幸被国民党宪兵逮捕。雪峰胞妹冯春云回忆说:当时,两个穿便衣的宪兵来抓哥哥,便要抓走哥哥时,只听着他在家门口喊过一句:“爱玉,谷柜盖盖好来,别让老鼠咬坏了。
”其实,这是冯雪峰暗示红军长征小说《卢代之死》的手稿,已埋藏在谷里。冯雪峰被抓走后,何爱玉连夜将那些书稿挑到隔壁的倍磊乡平望村她姑姑家里。
第二天,国民党特务果真又一次派人来家里,到处翻找东西。后来传说书稿被塞到陶钵里,埋到了村后山背上。冯雪峰于1956年从北京回到义乌老家,去后山找过,还是没找到。至今,这部手稿下落不明成为一个遗憾之谜。
建国之后,周恩来总理亲自调冯雪峰赴京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冯雪峰开始搜集大量长征资料,又断断续续地写出十多万字的红军小说。1953年下半年杜鹏程将《保卫延安》给冯雪峰看时,他激动地对杜鹏程说,读了《保卫延安》这部作品,突然产生一种强烈的创作冲动。长期以来,有创作两部长篇小说的打算:一部是关于“太平天国”的,另一部是写他亲历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情景。他向杜鹏程讲述了构思:一位农民出身的人,长征开始时他是一个普通战士,后来成长为一位师长。他想通过这个人物的经历,来侧面反映不朽的长征壮举。
然而,可惜的是,1957年的反右斗争开始,冯雪峰被戴上莫须有的罪名,中断了写作,他将几十万字的小说草稿锁进了箱子。1961年10月,《人民日报》刊登了冯雪峰被摘去“右派分子”帽子的消息。他认为这下可以静下心来去实现许久的愿望了。冯雪峰此时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搁置数年的《卢代之死》的草稿,又从箱子里拿出来,端放在自己的案桌上。然而,正当他准备动笔写作时却被告知,他可以写作,但是像红军长征这样伟大的题材,他不适宜写。亲历过长征生死的他震惊了,这一次,他没有把稿子锁回箱子里去,而是悲愤的把它投入熊熊炉火,付之一炬。至此,这部反映伟大长征的作品永远消失了,着实令人惋惜。尽管如此,冯雪峰却始终不会忘记自己一生的长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