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哲中苏蕊 谈“腔”和“做”之一:任哲中、苏育民、靖正恭
("‘唱腔’,‘唱’主要是表意、传音;‘腔’追求的是音乐的旋律化和个人韵味。"——笔者)
任哲中(1925生)、苏育民(1917生)、靖正恭(1912生),他们基本属于同时代人,秦腔生角名宿,但是社会影响力却不一样,任号称"农民总理",影响最大。很有意思,行内评语却不尽然,任是"外红内不红",对他的微词很多。
代表就是同为小生出身,后来做戏评的杨文颖,而且据杨的著述,当年任上演《忠义侠》,刘毓中对任在"悔路"中诠释的周仁戚戚哀哀的唱腔、松松垮垮的表演很不满,觉得没有伟丈夫的磊落。
任的艺术局限性比较大,只演贫生,偶尔官衣,其他都不能胜任。相比苏和靖就不一样,他们贫生、翎子生、官衣、扇子生、武生都可以,苏还是难得的两门抱,须生行的褶子、王帽、官衣都演得不俗,戏路宽泛许多。靖的《吃鱼》、苏的《激友》等名作成为行内模本。
从出身环境讲,任发迹于乾县晓钟社,后来进研究院,按照杨文颖的说法也是搭上剧团合并的顺车;而苏是梨园世家子弟,三意社掌门人;靖在名家济济的正俗社坐科,后来长期雄踞秦腔重镇兰州的"省秦",那么何以任后来居上,风头盖过了两位老大哥呢?
这主要原因是在唱腔上。任、苏从唱腔的艺术高度和个性化风格论,两者有一定差距,所以今天"任腔"历久弥新,而"苏腔"遭遇沉寂;靖的白口很突出,而唱腔虽然也清新明快,但是秦腔老腔调的痕迹比较明显,旋律直挺、腔韵单一,这也许是为什么靖老的生前没有完整的音像存世原因之一。
最近,我听到民国时期上海录制的那批秦腔录音,对一些问题有了明确认识。之前大名鼎鼎如张寿全、耿善民等人,他们的舞台做派,没有看过不能妄论,但是唱腔基本局限在声洪气壮层面,乏善可陈。
当然这个问题要以历史发展角度看,以前秦腔是广场艺术,"做"是要求有硬功夫,观众站得距离再远都可以看,而对"唱"来说"声大"是第一位。而再往后,秦腔声腔不断改进,随之出现李正敏、刘毓中、张-建-民等人,今天听他们的唱都很新颖。
这些年,我一直关心一位叫全灵芝的艺人,他是在西安周围唱小戏的,在五六十年代依然演出,据传他唱戏行腔多变诡谲传神,但是只见于只言片语的文字,没有更多资料。
推而广之的想,小戏演出中由于艺人没有"做"的空间,全凭"腔"拿人,这些艺人为丰富秦腔声腔做出不小贡献。如袁克勤、董厚生……,这样的人也许还有更多,需要挖掘,加以重视。
有许多人认为,任后来的风头盖过了苏、靖两位,是因为电视、广播、磁带影像等现代传媒推动的结果。这是客观的,因为现代人欣赏戏曲方式有所改变,"听"占据比例越来越大,而怎样在"听"方面适应人的要求?就是要探求秦腔声腔的丰富性。
这并不是简单要求"一戏一曲",给每部戏谱一套曲,而是要"一人一腔",摆脱现代声乐教育方式的"千人一腔",这样戏才有听头、有看头。特别是相对于培养固定的戏迷群体,更需要有演员个性化的声腔魅力来吸引。
甚至可以说,秦腔没有唱腔"味道"的追求,慢慢就会走向歌剧化。传统的名艺人往往是自己琢磨唱戏,发展成"自家腔",现在的秦腔先有作曲家的戏谱子,演员是依照谱子"学唱",这样戏曲最本体的"唱腔"就进入死胡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