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希圣的女儿 我的父亲陶希圣与“高陶事件”始末

1940年1月22日,来自汪精卫集团的核心人物高宗武和陶希圣,在香港《大公报》上披露汪精卫与日本在上海签订卖国密约之事,一时举世震惊,这段往事,史称“高陶事件”。后来成为蒋介石“文胆”的陶希圣,主持国民党文化宣传工作数十年,却为子女留下了“远离政治”的家训。

为了探知父亲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学工出身的陶恒生在退休后开始潜心研究“高陶事件”的前前后后,惊心动魄的故事似乎带着我们重回那段波谲云诡的岁月。

从政

我还记得那是一个炮火连天的晚上,几天前刚突袭珍珠港的日军开始进攻香港,他们从九龙发炮弹轰炸港岛,油库烧了,房屋也烧了,整个天空都被映得通红。我们全家围坐在一起,为未知的命运而忧虑。

炮声隆隆中,父亲长叹了一声后很严肃地对我们说:“将来你们一个一个都不要搞政治,还是学点一技之长,自己养活自己吧。”父亲的话,我们一直铭记在心,长大后,我们兄弟几个既不学政治,也不参与政治。

时隔60多年再回顾父亲当时说的话,我相信那是他根据自己的前半生经历,从内心深处发出的最真实的感慨。

父亲是湖北黄冈人,1915年,16岁的他投考北大预科,师从沈尹默、沈兼士等人攻读国学。北大毕业后,他做过教员、当过编辑,很快就因为参加中国社会史的论战而声名鹊起。

上世纪20年代,中国知识界围绕着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展开了激烈论战。父亲提出,中国不是典型的封建社会,而是士大夫和贵族结合起来剥削平民的社会。但在历史学家看来,陶希圣的社会史是“旁门左道”,因此也引起很大争论。父亲第一次论战的论文后来结集成《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出版,一时洛阳纸贵,销售一空,4年之内一共印了8版。

1927年1月,父亲被国民党中央军事学校武汉分校聘为政治教官,与国、共两党有了实质性接触。在他担任中央独立师军法处长、咸宁县政府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司法科长期间,因为禁止农会书记随便枪毙当地农民,被指控为“反动军阀”,在陈独秀帮助下才得以保全性命。

父亲因此对陈独秀感激终生。陈独秀落难时,父亲也鼎力相助。1938年,康生写文章批判出狱不久的陈独秀每个月从日本人那里领300块钱的津贴,陈独秀也拒绝说明钱是从哪里来的。其实那是父亲以他主持的“艺文研究会”的名义资助给陈独秀的。

很长一段时间,父亲扮演着“亦政亦学、亦朝亦野”的角色。1931年我出生,我8个月大时,正在南京中央大学法学院教书的父亲接到北大邀请,回到母校讲授中国社会史,在北大的6年教授生涯,父亲陆续出版4卷本70多万字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二次论战结集出版的《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被当时的知识分子争相阅读,一版再版。

中国社会史论战持续5年,父亲突然醒悟:与其花时间打笔仗,不如退到书房里好好读书。1934年12月,父亲创办《食货》半月刊,主张以史料的整理与分析为基础,根据史实立论重写中国社会史。当时为《食货》撰稿的青年学者俨然形成了“食货学派”,声望相当高,开启了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研究的新风气,学界甚至称那段时间为“陶希圣时代”。

1937年,38岁的父亲成为北大法学院政治系主任,那是他一生学术成就的最高峰。我相信,如果不是抗战爆发,父亲会沿着纯学者之路顺利而成功地走下去。

“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邀请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在庐山牯岭举行茶话会,父亲与胡适、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傅斯年等都在受邀的著名学者之列。蒋介石在此次会上正式宣布“战端一开,只有打到底”的抗战决心。蒋介石在下山之前,单独召见了父亲。

他可能当时也没预料到抗战会打那么久,还对父亲说:“你在北平干得不错,回北平以后好好干,指导言论。”父亲听罢很惶恐:“我指导谁?”“那些宣传人员。”父亲又问:“我怎么指导他们?”蒋介石说:“我让他们听你的。

”蒋介石一直对父亲另眼相看,他可能觉得父亲的见解很清晰,在与共产党论战中占了上风。父亲形容自己的立场“左不至共产主义,右不至国家主义”,是中间偏左的立场,蒋介石也许很想争取他。牯岭茶话会后,父亲到南京加入蒋介石的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从事国际宣传工作,从此弃学从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