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理治作品 我的父亲朱理治与党的东北军工作
今年是西安事变80周年,《百年潮》杂志社知道我的父亲朱理治当年从事过党的东北军工作,故约我写一篇纪念文章。
我父亲去世较早,生前很少对我们讲他的那段历史,只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受冲击,经常被机关造反派勒令写"历史交待",还要为其他受审查的干部写历史证明材料,有时需要我帮他做文字工作,所以向我讲述了一些有关东北军工作的情况。他去世后,我又在有关部门编辑纪念他文集的过程中,看到了一些他做东北军工作期间的电报和报告,因而使我对他的那段经历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朱理治
我父亲从中央红军到陕北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参与党的东北军工作约有一年零五个月。其间大体可分为三段:第一阶段是1935年11月至1936年5月在中共陕甘省委书记任上做东北军工作;第二阶段是1936年5月至8月在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任上做东北军工作;第三阶段是1936年8月底至1937年3月在中共中央驻东北军特派员任上,前往西安帮助东北军做政治工作,同时负责领导东北军的地下党组织。
通过对他这三段经历的了解,我得到了一个总的印象,那就是西安事变虽然具有突发性,但也蕴含很大的必然性;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事变前虽然没有告知我们党,但他们能够毅然举事,则是我们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逼蒋抗日"方针的作用,以及我们党对东北军长期深入工作的结果。
要说我父亲参与党对东北军的工作,还要从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说起。中央红军是1935年10月中旬抵达陕甘根据地吴起镇(今吴旗)的,11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将原来的陕甘晋省委改为陕甘和陕北两个省委,并任命我父亲为陕甘省委书记。
随后,中央又决定在当地红军游击队的基础上,组建红28、29、30军,任命陕甘省委军事部部长萧劲光和我父亲分别兼任红29军的军长和政委。在1936年2月至5月红军主力东征期间,陕甘省委和红29军的中心任务是保卫和扩大苏区。
当时的陕甘苏区从甘肃陇东到陕晋交界的黄河,东西狭长,但南北较窄,只有10个县6万人口;另外,刚成立的红29军大部随红军主力东征,留下的兵力很少,然而进攻苏区的东北军倒有6万之众。
面对敌我力量悬殊的局面怎么办?我父亲在他的回忆录《往事回忆》中说,他参加了瓦窑堡会议,亲耳听过毛主席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从中受到很大启发和教育。[ 《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454页。]所以,省委的办法就是按照党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集中力量做好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