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禄的父亲 光绪初年政治纷争中的荣禄(节选自《荣禄与晚清政局》)
十二月二十六日,宝廷上疏批评朝廷赏罚不严、大臣懈怠,条陈六条建议请刷新朝政,其中“专责任”一条写道:
一人之才力有限,专则盈,分则绌。强分之,虽勤者亦惰矣。否则仍虚应故事耳。迩来大臣每有一人而兼数剧职者。京中文职以军机大臣为任至大,武职以步军统领为事至烦,而宝鋆、荣禄等,或旗务,或部务;或内务府,或营务处,所兼者,不一而足。
他部院大臣亦每多所兼,萃文事武备于一身,而欲其皆无旷废,能乎?窃谓政府总天下事,佐天下理万机,自中外通商以来,事益剧,迥非二十年前比,所不能不兼者,惟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耳。此外各有专司,举不必兼任,大者不可分以小也。六部惟礼、工事较简,可他兼,馀部皆难旁及,而尤不可兼者则内务府与步军统领事,皆至剧也。
宝廷此疏批评宝鋆和荣禄兼差甚多,“萃文事武备于一身”,而内务府与步军统领公事繁巨,尤不宜兼领。疏上,皇太后令军机处开单奏报宝鋆、荣禄二人的兼差情况。当时宝鋆兼实录馆监修总裁、国史馆总裁、管理吏部事务、管理户部三库事务、翰林院掌院学士、稽査钦奉上谕事件处、镶蓝旗满洲都统、阅兵大臣等,共八项。
荣禄的职务和兼差有工部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步军统领和管理健锐营、神机营、右翼官学三项差使,共计六项。朱笔在宝鋆职务上圈出“国史馆总裁”、“阅兵大臣”两项,在荣禄的职务上圈出“工部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命撤去。
宝鋆被撤去的差使相对次要,而荣禄则失去了两项要职。慈安一人听政,枢中无人说话,荣禄也只能听任处置了。
对此,翁同龢在当日日记中写道:“少彭来,闻今日有旨撤宝鋆国史总裁、阅兵大臣差,而撤荣禄工部尚书、内务府大臣,不识何故?意昨日封奏言差使较繁耳。访晤荣君。”少彭,即广寿,时任兵部尚书、内务府大臣,曾任同治皇帝的满文师傅。翁提到此事,并表示“不识何故”,似乎是局外人的姿态。
还需说明的是,关于荣禄被开去工部尚书和内务府大臣,民初清史馆所拟《荣禄传》中首次披露与触怒慈禧有关。传文中提及光绪四年荣禄被擢为工部尚书、内务府大臣后,“力求撙节,不辞劳瘁。慈禧太后欲自选宫监,荣禄奏与祖宗宫中则例未合。
太后问于何处见此书。对曰:穆宗大行供张,内廷无事时得恭读之。至是因病乞假。太后因念其劳,解工部尚书任及总管内务府差使”。这些记述在《清史稿》定稿时被删改为:“慈禧皇太后尝欲自选宫监,荣禄奏非祖制,忤旨。
会学士宝廷奏言满大臣兼差多,乃解尚书及内务府差。”词意前后有所变化。到底是“忤旨”,还是太后“念其劳”而解其差,不得其详,但总与太后有关。联系到出主意外放沈桂芬之事,荣禄献策不周,使太后陷入被动,也可能引起了太后的怨恨。
总之,光绪五年十二月荣禄撤差之事,荣、沈恩怨只是问题的一面,主要原因还要复杂。虽然缺乏佐证,牵涉内务府大臣等满洲贵族之间斗争的可能性很大。荣禄在同治十二年刚刚任内务府大臣几个月后,便奏请撤差,可见此差实在不易做。
从档案反映的情况看,是太后从开单上圈掉了荣禄的这两个职务和差使的。但幕后操纵此事的则是沈桂芬。荣禄被撤销差使后,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全庆调任工部尚书,而全庆本人也是承修陵工的满洲大员之一;正黄旗汉军都统安兴阿授总管内务府大臣,补了荣禄撤掉的差使。荣禄先前得到的恩遇太厚,难免招忌,宝廷、沈桂芬等人策划的撤差计划,肯定迎合了不少满洲官员的心理。
二、退出官场
撤去要职只是打击的开始,荣禄的厄运接踵而至。陵工完竣后,在沈桂芬等人的授意下,科道言官纷纷出动,终于使荣禄在贪腐的名声下迅速落马。
派系争斗和倾轧最易结怨。陈夔龙称,荣禄撤差之后,沈桂芬“意犹未餍,复摭拾文忠(荣禄)承办庙工,装金草率,与崇文门旗军刁难举子等事,嗾令言官奏劾,交部察议。照例咎止失察,仅能科以罚俸,加重亦仅降级留任,公罪准其抵销。所司拟稿呈堂,文定(沈)不谓然。商之满尚书广君寿,拟一堂稿缮奏,实降二级调用。文忠遂以提督降为副将,三载闭门。”这已经是第二年夏秋间的事情了。
荣禄参与承办的同治皇帝陵寝(惠陵)于光绪四年九月建成,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安葬完毕。同年六月,普祥峪万年吉地工程也告竣。这项工程一直由惇王奕誴和荣禄、宜振负责,耗时七年多。竣工奏上,荣禄奉懿旨赏大卷巴丝缎二匹,并下部优叙。表面上看,陵工完成圆满,荣禄也得到了奖赏。但是,风波也就此开始。
七月二十三日,江南道监察御史甘醴铭率先参奏荣禄在办理陵工时有徇情滥调的情形。奏云:近年宦途猥杂,奔竞成风,遇有劳绩差使,往往展转钻营,以为保举地步,而各部院大臣亦多瞻徇情面,如愿以偿。即如已革北城正指挥韩士俊,以实缺地方官充当万年吉地工程处供事,非出自钻营,何以得此?在该革员任意妄为,诚有应得之咎,其徇情滥调之人若不一律惩办,何以昭公允而服人心?臣闻该革员进身之由原系承修大臣步军统领荣禄指名札调,以韩士俊昏庸贪鄙,本无材能,且身任指挥,缉捕词讼,事事皆关紧要,该大臣岂有不知之理?乃任意调派,致令旷官,其为曲徇私情,已可概见。
况案经都察院奉旨行查,而该大臣含混移复,并不将该革员当日因何调工以及驻工日期派工段落据实声叙,不但瞻徇于前,且又回护于后,情弊尤属显然。合无请旨将该大臣徇情滥调之处治以应得处分,以为假公徇私者戒。
甘醴铭不仅参奏荣禄“徇情滥调”,还牵涉都察院“行查”责任。疏上,上谕称:“已革指挥韩士俊,前由荣禄派充万年吉地工程处差使,经何金寿参奏后,业由都察院奏参革职。兹据御史甘醴铭奏,荣禄徇情滥调,且经都察院行查,该大臣含混移复,请治以应得处分等语。
著都察院堂官将前次如何行查,及荣禄如何移覆,有无含混之处,据实详晰具奏。”原来,先在六月初八日,翰林院编修何金寿上奏沥陈时弊,列举京内外派差、保举不能破除情面诸弊端,请饬查究办,其中举例说到“兵马司指挥韩士俊贪鄙妄为,人人皆知,都察院堂官何以不加甄别?”六月初十日,都察院奉旨详查。
十九日复奏折上,上谕称:“北城正指挥韩士俊,身任地方之责,不知加意检束,乃敢遇事铺张,勒派钱文,自制扁[匾]额及万民衣伞;又任意票传职官,并违禁挟优观剧;复以实缺人员,充当万年吉地工程处供事差使,实属任性妄为,韩士俊著即行革职。
”韩氏本来已经革职,甘醴铭却又旧案重提,并将矛头明确指向咨调韩士俊的荣禄,大有受到指使的嫌疑。
七月二十八日,因都察院左都御史崇厚出差,署理左都御史志和领衔复奏称:都察院并未就韩士俊充万年吉地工程差使之事行查工程处,工程处亦无移文咨复,故荣禄不存在“含混移覆”的情形。而且,在都察院参奏韩之前,已将其撤差。
尽管如此,上谕仍认为,韩本属职官,辄派充供事差使,均属不合,“荣禄著交部议处”。虽说吏部奉到了这道交片谕旨,但是,吏部似乎一直没有做出处理,是拖延不办,还是难于处置,详情不得而知。档案中迄今没有找到吏部的处分意见。
尽管如此,荣禄的处境也是尴尬的。十月十四日,他请假五日,十月十九日又续假十日。请假是遭受纠参官员的惯技,用以缓和气氛和争取消弭事态的时间。荣禄也不例外。十月二十八日,荣禄假期届满,因病尚未痊,请求赏假调治,并请旨派署步军统领。上谕赏假一个月,步军统领令恩承署理。十一月二十九日假满,荣禄上折以旧疾未痊,需要静心调养,恳请开缺。疏云:
窃奴才前因腰上旧疾举发,叠次仰蒙圣恩赏假调理,月余以来,奴才赶紧延医诊治,汤剂之外,兼用敷药,满拟少就痊愈,即行销假当差,惟奴才所患之症自前岁迄今已阅两载,本年春夏岁间平复而前以服药过多,正气早经亏损,近因外感求效过速,误用峻利之剂,致旧疾复行举发,现在肿痛虽渐次消减,而湿热凝滞,胁下作痛,加以少食不寐,气体益行困惫。
据医者佥云受病已深,须宽以时日静心调养始可复原。奴才闻之深以为焦灼。伏思奴才祖父伯叔均以效命疆场,累受国恩,稠叠至再,而奴才复仰蒙皇太后、皇上高厚鸿施,叠蒙简命,凡此异数殊荣,岂捐糜顶踵所能报称于万一?无如奴才病体缠绵,医治之方已遍而犬马之疾益增,实非旦夕所能奏效。
窃查奴才所管步军统领衙门暨神机营、健锐营于整顿地方、缉捕盗贼、教练士卒、讲求武备各事责任极为繁重,关系尤非浅鲜,虽事事躬亲督率或虑尚有疏失,倘因旧病未痊致蹈贻误之咎,更无以仰答高厚之施。
再四思维,五内彷徨,莫知所措。惟有沥情吁恳天恩伏准开缺,俾得安心调理,一俟病体稍愈,即当泥首宫门,求赏差使,万不敢稍陈安逸,上负生成,无任悚惶待命之至。
这道请求开缺的奏折言辞平实,在情在理,似乎看不出什么异常。但是,联系到同一天发生御史孔宪瑴再次参劾荣禄之事,情况似乎并不简单。
原来,十月二十日,御史文鐍批评顺直吏治败坏,参过班知州王堃、候补通判石赓臣钻营获委署顺直州县,贪婪巧取,虽未指明,暗中却将矛头指向顺天府兼尹、吏部尚书万青黎。旋旨命沈桂芬等与顺天府查办。十一月二十九日,御史孔宪瑴又上疏,称顺属吏治败坏系与万青黎有关,万“身任兼尹二十年,平日惟以纳贿揽权为事,积至明目张胆,不畏人言”。
又指出兵部尚书沈桂芬奉旨查办王堃一案,竟调派兵部司员季邦桢,而季氏乃万氏之婿,万并不申明回避,“翁婿共理一事,人人窃议”。还历数万青黎之门丁勒索规费、卖缺谐价诸事。同时,笔锋一转,以附片参奏荣禄:
再,直隶任邱县马河图前以甄别革职,嗣步军统领荣禄派充万年吉地监修,以工竣保案得邀请开复,传言马河图以三千金拜于荣禄门下,系梁家园东夹道程五峰笔墨店之商人程姓代为关通过付,虽事属暧昧,非有确据,然承修工程人人能办之事,而荣禄必派一获咎之员为之,设法开复,其中隐情昭然可见。
况此事虽细,关于吏治民生甚重,此端一开,贪虐各员皆得以苞苴交通,旋参旋复,挠督抚察吏之权,贻闾阎无穷之害。可否请旨将马河图保案撤销,仍饬下直隶总督李鸿章查明该员顽视民瘼确据,再予惩处,以警效尤。
荣禄请求开缺与孔宪瑴参劾发生在同一天,肯定不是巧合。可能是荣禄感到情形不妙,想通过奏请开缺的办法达到避祸或减轻罪错的目的。与咨调韩士俊之事相比,孔宪瑴的参奏更显威力。可是,枢垣的处置办法,令荣禄大失所望。首先,允准荣禄开缺。同时,对于马河图行贿之事则穷究不舍。为此,发布上谕:
御史孔宪瑴奏前直隶任邱县知县马河图行贿开复等语。马河图前因办理工程出力,经王大臣等保奏,钦奉懿旨开复革职处分。兹据该御史奏称,马河图以甄别革职之员派充万年吉地工程差使,传言以三千金拜于荣禄门下,由程五峰笔墨店商人程姓代为过付设法开复各情。马河图著即撤销保案。由刑部传同商人程姓,按照所参各节,确切研讯,据实具奏。马河图前在直隶知县任内,如何玩视民瘼,著李鸿章查明具奏。
按,荣禄任用马河图系光绪三年六月二十四日之事,荣禄上奏称,因监修銮仪卫云麾使阿明阿本衙门差使较繁,难以兼顾,呈请撤去监修差使,确属实在情形,已饬令仍回原衙门当差,而所遗监修之缺拟派已革直隶任丘县知县马河图充补,以资差委。
陵工结束后,经王大臣等保奏,已经奉懿旨开复革职处分。显然,惇王也是知情者。但是,枢垣执意要一查到底。十二月十九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奉旨复奏,称马河图前在直隶任丘县任内,于境内被灾村庄,并未亲诣踏勘,殊属玩视民瘼,是于光绪元年被参革职的。于是,马河图案件即被交由刑部审讯,荣禄也牵涉其中,不得不以开缺大员的身份等待一个全然未知的结论。
从孔宪瑴参折看,矛头主要对准吏部尚书、顺天府兼尹万青黎和荣禄,但是又对奉旨查办事件的沈桂芬也做了蜻蜓点水式的批评。辞连沈氏,同样为了消弭痕迹。这一点犹如上一年宝廷参奏宝鋆、荣禄兼差过多一样,宝鋆只是陪衬,重点在于打击荣禄。这就是陈夔龙所谓沈桂芬“先授意南城外御史条陈政治”的内情,孔宪瑴参劾的幕后主使者应该还是沈桂芬。
刑部对马河图行贿案的审讯是在新年之后。光绪六年二月十七日,兵部尚书广寿、沈桂芬等上奏:
经筵讲官兵部尚书臣广寿等谨奏为察议具奏请旨事。光绪六年二月初五日准刑部咨审明已革知县马河图供称:该革员前在任邱县任内于光绪二年被参革职,来京在北城青水局投效协司营员办案,未得保举,当赴步军统领衙门禀见荣禄,数次均未得见。
三年四月间又求见荣禄,呈请投工效力,遂蒙传见,饬准留工奏充监修等语。此案已革知县马河图屡次钻营,希得优保,实属非分营求,应照律拟杖八十,业已奉旨撤销保案,免其发落。前步军统领荣禄于马河图谒见干求,不能拒绝,辄准留工,究有不合,系开缺大员,应请旨交部察议等因。
光绪六年正月二十四日具奏,奉旨依议,钦此。知照前来。查例载提督、总兵滥将匪人徇情荐举者,降二级调用,私罪;又内外官员因事被参请旨交部议处,奉旨改为交部察议者,照减等之例议处,应减者降二级调用之案改为降一级仍调用等语。
此案前任步军统领荣禄于已革知县马河图谒见干求不能拒绝,辄准留工,奏充监修,究属不合,经刑部请旨交部察议。查臣部则例并无恰合专条,自应比照核议,应请将前任步军统领荣禄比照提督、总兵滥将匪人徇情荐举,降二级调用,例议以降二级调用系属私罪,毋庸查级纪议抵。
惟查官员被参奏请交部议处奉旨改为察议者,例应减等议处,今前任步军统领荣禄经刑部奏请交部察议,奉旨允准,与官员被参奏请交部议处奉旨改为察议者不同,惟究系奉旨察议之件,得否照减等之例于降二级调用例上改为降一级调用之处,恭候钦定。
再,该员现在因病开缺,俟命下之日臣部照例注册,为此谨奏。
革职人员投效军营、陵工、河工以图保案开复,这在清季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是,枢廷必欲借言官之参,查核原委,这在荣禄看来就是刻意所为。从广寿、沈桂芬的奏折看,核查的结果,“荣禄于已革知县马河图谒见干求不能拒绝,辄准留工,奏充监修,究属不合”,对于如何处分荣禄,刑部则例“并无恰合专条,自应比照核议”,最终在“提督、总兵滥将匪人徇情荐举,降二级调用”与“内外官员因事被参请旨交部议处,奉旨改为交部察议者,照减等之例议处,应减者降二级调用之案改为降一级仍调用”之间,无法定案,遂上奏“恭候钦定”。
疏上,奉旨:“比照提督、总兵滥将匪人徇情保举,降二级调用例,将荣禄降二级调用”。显然,选择了相对重的处分。
荣禄在陵工完成后因马河图案受黜,正如陈夔龙所言,可能是沈桂芬在幕后操控。荣、沈矛盾也不可能完全摆脱李鸿藻的因素。光绪六年正月,李服阕,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但是,对荣禄一案已经无力回天。二月初十日,已经开缺的荣禄曾上疏,就筹备边防预先讲求之事表达主张。可惜,当轴者已没有采择的考虑,随手登记档的记载是“前步军统领荣禄折,敬呈管见由。归箍”。这是荣禄被降级前最后一次上奏。
有清一代皇帝万年吉地工程一直是内务府官员艳羡的优差,一些官员通过陵工保案实现进阶,奉命承修陵工的王大臣也会得到帝后异常的恩宠。特别是承修官员与商人勾结,普遍虚报成本和工价,损公肥私,捞取巨额钱财。荣禄自同治末年起主持陵差,为两宫皇太后所赏识,迭膺重差,一路加官晋爵,不仅职务升迁迅速,而且积聚了丰厚的财富,生活奢华,声势煊赫,当时颇为清议人士所侧目。
光绪二年二月,荣禄为母亲办理丧事,翁同龢日记云:“送者极多,涂车刍灵,穷极奢侈……”京城名士李慈铭也曾讥讽荣禄的奢靡生活。
金梁称,“京中旧习,自王公以至优伶,车马衣服,矜奇斗艳,莫不以此自豪,谓之曰阔。……荣文忠公(禄),以衣式称于时,每日趋朝,常视御服为转移,日易一衣,岁不相复。
”据说,荣禄冬季所穿“貂褂”,一日一袭,三个月不重复;大学士柏葰之孙崇彝称,同光之际京城崇尚豪华,先有萨迎阿(字湘林),后有荣仲华,“晚清奢华之风,半由二公启其端”。如此看来,荣禄因贪腐受到攻击,不会毫无缘由,因追求奢靡生活而变得贪墨也是情理中的事情。
为官清正廉洁的沈桂芬,正是抓准了荣禄的这个把柄,乘机发动清议,予以重击,果然大见成效。另一方面,不少满洲权贵对占尽风光的荣禄也有忌恨。
“承办庙工,装金草率”可能是内务府其他满洲权贵在慈安太后面前攻击荣禄的说辞。内务府权贵之间的排挤倾轧是一条不可忽视的暗线。在荣禄开去工部尚书、内务府大臣之事上,同为内务府大臣的刑部尚书广寿在议复荣禄罪名时,并无丝毫的回护;更为关键的是,领衔负责普祥峪工程的惇王奕誴,尽管陵工完竣后与荣禄一同奏保参工人员,但自始至终没有出面为因马河图保案遭到参劾的荣禄做过一丝辩解,说明二人关系并不融洽。
荣禄在同光两朝追随醇王,是不折不扣的“七爷党”。这个问题更深层的含义在于,甲午战后荣禄重返京城,虽惇王已薨,但其子端王载漪渐入政坛,并受到慈禧器重。庚子前荣禄与载漪的不谐,似可从荣、惇早年关系中找出潜在的因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