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大学东亚系主任张旭东教授在中文系作学术讲座

纽约大学东亚系主任张旭东教授在中文系作学术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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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0日和23日,纽约大学东亚系主任、北京大学长江学者、北京大学批评理论中心主任张旭东教授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进行了两场围绕当代文学的本体论和作品解读的讲座,介绍了他在美国进行的研究的最新进展。

张旭东教授的首场讲座题为《“他们必须恩怨交集地自食其果”——试谈余华<兄弟>中两个时代叙事的语言强度》,主要围绕当代作家余华的最新长篇小说《兄弟》进行。在进入具体的文本分析之前,张旭东先介绍了在当下阅读当代文学的必要性和内在合法性问题。他说,在这样市场经济、改革开放的社会转型期,我们阅读当代文学,从根本上的“政治性”在于从当代文学文本阅读出时代内部的紧张感。当代文学的作品都还没有进入历史,因此还是“开放而不确定的文本”,其涵义、指向、寓意等都是含混而未确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的文本都可以作为文化符号解读,我们可以从作品和对作品的分析和解读当中介入当下。这和阅读古代文学、翻译文学等是截然不同的体验,张旭东指出,作为文学爱好者也好,相关领域的学习者、研究者也好,必须要有这样的批评意识,而且必须以如此的“批评”方式进入文学。

随后,张旭东就《兄弟》这部小说的人物关系及其指涉、文本的“真实性”问题、文本中的“群众”面貌、文本中的“纯文学”描述等四个方面进行了深入展开。从这些方面,张旭东挖掘了掩藏在文本“粗俗”“露骨”“搞笑”的语言表面之后的意义内核,即文中的截然不同的两兄弟实际上是革命和改革之间两个时代的关系,通过兄弟两人截然不同的命运交织,实际上蕴含的是两个时代表面上对立分化,但内部却继承、纠葛、相辅相成、互为对立又互为合法性的关系。

12月23日下午,题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新文化内部的政治本体论》的第二场讲座在中文系会议室举行。张旭东首先介绍了为什么在当下的条件下重新解读作为革命传统源头的毛泽东的文本。他说,如果不进入这个文本的历史语境,理解其内在的政治逻辑、党派逻辑、运动和斗争的逻辑,就必然会对在阅读上始终处于“traction”的状态,即一直在文本上打滑,无法进入其内部。张旭东认为,在今天阅读这部1942年的文献,有助于我们理解整个新文化运动乃至近代史的整体性问题。这部文献超出了单纯的学科意义上的“文艺”范畴,但从更大的语境上界定了新文化的内在合法性问题。“如果不把这个文本还原为‘历史文本’,进入其历史语境,就不可能深刻理解。”他说。

接下来张旭东提纲挈领地指出,这并不是一部单纯的“美学论文”,和“文艺理论”也没有太大关系,而是在其中蕴含了历史和政治的前提和基础。他认为这个逻辑和黑格尔《美学》中论“什么是美”的问题有相似之处:黑格尔关于“美”的概念,是在一个预设的基础(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上,以这个定义去涵盖艺术现实的,因此他对艺术史的考察、结论以及论述等,最后都形成一个封闭的逻辑环。

不理解他的前提而从其内部关注的具体论点来反对黑格尔,从逻辑上来说是站不住脚的。

毛泽东的讲话也是如此,必须理解其内在的政治逻辑,才能理解在这个基础上他对文艺问题的论述。在这个意义上,文艺问题是作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齿轮、螺丝钉”存在的,文艺是整个革命问题的一环,它为此服务。

虽然这个“工具论”性质的论述看似并不承认文艺所谓的自足性和主体性,但是在具体的创作主体、创作对象、创作方法等问题的论述上,毛泽东恰恰从政治的逻辑界定了文艺内在的主体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艺才获得了自身的“政治本体性”。

两场讲座之后,张旭东与在场的观众进行了互动,就讲座中的具体问题和当下的现实问题进行了交流。

此次讲座是北京大学批评理论中心的系列讲座,旨在通过高水平学者的学术交流活动,进一步推动我校相关领域的深入研究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