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立信的情人 谢立信教授:学术研究需要健康的平台

作为中国眼网的记者,我曾有幸与谢立信教授有过一面之缘。6月23日的电话采访是第二次采访这位国内眼科界唯一的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长途电话那端传来的依旧是亲切、温和、谦虚、宽容的话语。约40分钟的采访中,谢教授与记者畅谈了自己获得Authur Lim奖的感受、角膜供体不足的解决办法等话题。

中国眼网记者(以下简称“记”):谢院士,首先恭喜您获得了国际眼科界的大奖——美国的Authur Lim奖。这个奖是用来奖励那些为眼科教育和人才培养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人。那么,作为中国大陆首位获得这个奖项的眼科专家,您认为自己在眼科教育和人才培养方面最突出的业绩是什么?

谢立信院士(以下简称“谢”):我1965年大学毕业之后到现在,经历了三次创业。这几十年间,无论临床工作多么繁忙,我都从未离开过教学。目前为止,我已经带出来了一百多位研究生,还不包括进修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眼科医疗、眼科人才培养奉献着自己的力量。

记:您创业至今,国内的大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您觉得国家在政策上是否给了您足够的支持?

谢:我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和国家、党的培养是分不开的。我要特别感谢改革开放和科学发展观,这为科学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支持,知识分子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得以在比较优越的大环境中工作。学者们就比较容易出成果,学生们也可以迅速成长起来。

我的很多博士生都在国际一流的期刊上发表了学术论文。还可以举个最典型的例子:我每年都要去美国几次,参加学术会议或到美国的眼科医院交流访问。早期,为了申请去美国的签证,我有时不得不早晨4点钟起床,去排队。而现在,申请赴美签证就方便多了。

记:谢教授,您刚才提到了学术论文。这让我想起了最近网上热炒的您论文造假的事。山东省眼科研究所已经公开了Ophthalmology杂志主编关于此事的信,里面清楚地阐明完全是由于中文、英文间的语言差异才导致了这件事的发生。这绝对是最有力的证据,可以证明您的清白。但还是有一些人恶意地攻击、诽谤您。您认为这暴露了中国学术界的什么问题?

谢:首先,我觉得这是个别人的道德问题。我带了那么多学生和年轻的医师,不可能做到对所有人绝对公平。于是就有人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不好的待遇,伺机报复。其次,在哪个群体里都会有不同的声音。做学问需要长时间的努力,有的人能够静下心来研究,能够耐得住寂寞,而有的人就很浮躁,表现得急功近利,一旦觉得自己没有得到足够的名、利、权,就开始寻求一些不正当的途径来宣泄不满。

记:您是否会对造谣的人采取法律行动?

谢:不排除这种可能。当然,这么做不光是为了维护我个人的合法权益,更是为了维护国内学术界的一片净土,为了科学研究的平台不受侵害,让学术界和临床医生都能在一个健康、安全的氛围中潜心工作。

记:您想通过中国眼网对支持您和打击您的人说点什么?

谢:我多年的工作已经赢得了一大批患者和同行的尊敬和支持,对他们,我要表示由衷的感谢;而对那些恶意打击我的人,我要说,和谐社会的建设需要每个人的努力,需要宽容地对待自己的同行。所以你们不需要跟我道歉,只要你们知错改错,今后还是可以为国内眼科医疗和教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记:据统计,目前国内等待接受角膜移植的患者有400多万,而全国各大医院每年完成的角膜移植手术仅有4000-6000例。您认为应该如何解决角膜供体严重不足的问题?

谢:我认为核心是立法。只要法律健全了,国人传统的“入土为安”等观念上的障碍就会逐渐克服。

记:医务工作者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做出什么努力?

谢:眼科医院应该重视眼库的建设和完善。根据我的统计,目前,全国省级医院中大约有40多家眼库。但由于角膜供体缺乏,很多眼库面临着“有库没眼”的情况。而且,眼科医师也应该加强自身的专业水平,提高手术的成功率,减少术后并发症。

记: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捐献角膜或遗体俱乐部由民间志愿者组织成立,从事角膜等器官的劝捐工作。您如何评价他们的行为?

谢:这些民间俱乐部的努力值得钦佩,还有中国红十字会和一些其他的民间慈善组织,也为角膜等器官的劝捐工作做出了很大贡献。这对解决角膜病患者的燃眉之急,推动国家的立法都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