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媛周恩来 周恩来的泰国女儿常媛(之二)
常媛说:中泰关系今天非常好,但是我们看事物要从历史层面来看,你才会明白,今天的好关系是来之不易的。我可以说,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没有世世代代友好的,其中政治的变数太多,如果你不珍惜现在的友好关系,再好的关系也会变坏,所以,要想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我们每个人都要懂得珍惜……
(续一)
[常媛录音]
结交新中国,秘密签协议
当时泰国总理到缅甸正式访问,我父亲跟总理商量后决定,他以私人身份去仰光,借机与中国驻缅甸大使姚柱明取得联系,签订一个友好协议。我们现在谈的是1975年7月1日签署的两国建交协议。但是在1955年,有一个是我父亲和姚大使秘密签署的中泰两国人民和平共处的友好协议。这次秘密会面还有一段小插曲。
在去缅甸前我父亲已经通过秘密渠道,通知了中国政府此行的目的,因为万隆会议上参会国都与中国签署了两国友好协议,泰国没有签,所以父亲就想把这个协议给补上,作为人民之间来签,是万隆会议精神的一个延续。希望中国总理派委托人,我父亲作为泰国总理的委托人,在缅甸秘密签署。
父亲同时派了人去中国联系,但是北京怀疑这个人的真假,就一直等着仰光方面的消息。父亲到了仰光两天,他不可能直接去找中国大使馆,他很受人注意,随便到中国大使馆的话,美国一定知道。
怎么联系呢,我父亲和助手想了个办法,在一家英文报纸上登了一个小广告,说某某人已经从泰国来到缅甸了,正在什么饭店等着见朋友。就这么一个普通小广告,驻仰光的中国大使馆敏锐地发现了,姚大使就按着那个地址,在饭店里与我父亲接上头。
一接上头北京这边就放心了。这时周总理在北京也接见了我父亲派来的代表,毛泽东主席也接见了。当时中国政府对与周边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很热情,包括毛主席,他是很了不起的领袖,当时泰国反华反共很凶,他说:我可以理解泰国为什么怕中国,以为我们要去侵略你们,你们不是说西双版纳屯有要侵略泰国的中国军队吗?你们可以亲自去看看嘛,来了你们就多走走,多看看,想去哪里我们都安排。
当时反映非常非常热烈,这给我父亲很大的鼓励,因此开始做一个秘密的中国邻居。从1955年底开始,整整五十年啊。
当时与中国联系很危险,我父亲与周总理通过信件联系,成为当时维系两国关系的唯一途径。父亲要先通过人送信到仰光,再转到中国大使馆,使馆再用特殊外交途径把信转交给周总理,所以父亲和周总理的交流留下了很多很重要的历史文件。
我和二哥后来在北京经历了文化大革命,那时候在东城区朝内大街烧酒胡同的四合院家里,我们存留的相片、信件,都给红卫兵烧了。我们家在泰国也经历了很多政治风波,父亲效力的披汶政府被反共反华势力推翻,父亲因为通共罪曾入狱8年,我母亲把周总理和父亲来往的重要信件、珍贵相片,用塑料袋封好,埋藏在地下,得以保存。
有一些历史文件在我们家都是原文、原件,这说明当时老一代开拓两国友好关系之路,是多么的艰辛不易啊!
周恩来总理与常媛父亲的秘密通信
之后为了不中断刚刚开启的两国关系,我父亲又秘密派谴了几个代表团到中国访问。但是派代表团的同时,我们泰国又派军队参加美国越战,又让泰国成为美国反共反华的基地。父亲觉得,我们是一个小国,我们不能一下子脱离美国,我们还要靠美国的经济援助,但是泰国政府总要以泰国民族利益为重,我们不能公开和中国做朋友,美国还将泰国公开作了中国的敌人,怎样才能让中国政府相信泰国呢?必须以一种态度告诉中国,我们是有诚意的!
父亲作为当时泰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永恒》的总编辑,他是历史学家,研究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中国历代帝王都有把自己的亲骨肉送嫁和番或当人质的做法,他想,把自已的一个孩子送到北京周恩来总理身边,让孩子学习中文,以此表示泰国对中国的诚意。
父亲说服了披汶总理,总理的儿子都很大了,不可能来,就决定把自己12岁的二儿子望怀送去中国。
周总理接到父亲的信,马上明白了父亲的用心良苦。周总理说,他很理解泰国很多事情是被迫的,但婉言谢绝了送孩子来北京的善意。可父亲说,我们的诚意是跟中国建立友好关系,他自愿把他孩子送给周总理代为管教,二子从小表现出外交天才,他的名字还是望怀亲王赐予的,他真心希望儿子望怀能到北京学习中国文化,了解神秘的东方大国。父亲也执意着。
当时8岁的我,听说二哥要出国,要坐飞机,羡慕极了,那时没有几个泰国孩子坐过飞机,我吵闹着非要一起去,但并不知道二哥要去哪里,反正坐飞机我就要跟着去。我还迫不及待地告诉我的小同学们,我要坐飞机出国了,和同学们告别一个礼拜就回来了。
我是那种长得漂亮,活泼聪明,爱出风头的小女孩,爸爸从小就喜欢带我出席各种社交场合,所以我胆子特别大,也算有见识。那时多天真啊,以为出国一个礼拜就回家了。父亲便与母亲说,最多一两年,两国关系就能晴天见日,建交了,孩子们也可以回家了。可是,历史的误会往往是不可预知的,也是个人意志无法阻止的,这一走,整整十五年后,我才得以回到爸爸妈妈泰国的家!
父亲也觉得二哥应该有个伴,考虑后答应了我的要求。1956年8月19日,我们原计划走香港进入广州,再转道北京。可是在香港阻拦我们的特务已经把我们先谴队的人捕杀了。披汶总理立刻指示提前动身,专机送我们兄妹到仰光,再从仰光进入云南,最后来到北京。
这就是我来中国的背景。
这就是周恩来总理戏称为中泰关系中的“小人质外交”事件。
常媛与周总理的合影(摄于1960年)
来到大北京,幸运“小人质”
二哥作为披汶政府的总理私人代表来中国,我以为来玩一个礼拜,就回去跟同学们吹吹牛皮。我记得当时我们从仰光进入云南,中国政府的官员接待我们吃饭,我很不懂事地提要求说:我要喝可乐。接待人员面面相觑,他们不懂可乐是什么,最后用一种深红色的果汁招待了我。
辗转到北京后,我们被安排住在北京饭店,这是当时北京最好的饭店,我不懂珍惜,老觉得不够好玩,不久到了中秋节,周总理和邓妈妈在家里接待我们兄妹,桌上摆满了月饼和鲜果,邓妈妈说:“今天是中秋节,咱们这家人先过团圆节吧。
”周总理问我们喜不喜欢中国,我率直地说:“周伯伯,我感到乏味。”周总理耐心地对我们说:“我理解你们的感受,我在日本时,年龄比你们大,我也曾感到乏味,语言也不懂。所以我劝你们抓紧学习好中文课,好吗?”
在周总理的关照下,我们结束宾馆生活,迁入装修好的新居,是一套北京四合院,客厅里铺着中国图案的地毯,卧室里是俄式大铁床,配给的管理员、司机、家庭教师、厨师、清洁工都会讲泰语。我们以“秘密外宾”的身份,改换了中国名字,以“外国留学生”的公开身份,进入北师大附中上学。
一个礼拜变成三年,后来又变成十年、十三年,我和二哥没能和父母一起长大,我们的少年、青年时代都在中国度过,但是我们很幸运地在中国伟人周恩来总理的身边长大,是唯一在周总理身边长大的泰国孩子。周总理说:“披汶总理和你们爸爸都是有远见的人,他们把你俩托付给我,来了解中国和她的文明,这样,你们俩将来可以干大事。
”周总理日理万机,又要经常出国访问,无暇悉心照顾我们,就把我们托付给廖承志伯伯,我们到廖家受到友好欢迎,何香凝奶奶还为我们起了中国名字,她说,我们父亲名叫“讪”,发音有点象中国的姓“常”,不如你们兄妹就姓“常”吧,哥哥叫“常怀”,妹妹是美丽的小姑娘,叫“常媛”吧。
我们后来经常被廖家接去玩,就以“廖爸爸”“廖妈妈”称呼廖承志夫妇。这样我和廖家结下深厚感情。
我们来中国一年以后,当时我父亲以为一年之内就能够中泰关系缓解了,他也在积极努力着,结果美国发现我们走得太快了,非常震怒,美国不愿意放弃泰国,结果就把披汶政府推翻了。披汶总理出逃到柬埔寨,后来去了日本。当时披汶总理劝我父亲到中国政治逃难,父亲说:“我不想这样,我认为留在泰国能有我的作用。
”因此父亲被捕入狱了,最重要的罪状是亲华亲共。当时泰国是军事统治制,军事专制把一批进步知识分子、政治家,几千人关押起来。我父亲是被关押的领袖中最高一层的人物,没有任何审判,白关了8年。我父亲一个人一个牢房,他就在那8年间研究了近代中国历史。父亲把自已最美好的8年丢在了监牢里,就是为了泰中关系。
1958年9月的一天晚上,廖爸爸来看我们,表情沉重地告诉我们,泰国发生了军事政变,披汶总理被推翻,你们的父亲被捕了。我们慌张又难过地哭了,廖爸爸说:“周总理不让你们回泰国去,我们中国政府一如既往地保护你们,让你们兄妹在中国安定生活、学习、成长。
”我们兄妹成了当时在中国的最小的政治避难者。周总理知道我父亲处境很困难,还批拨了一笔外汇接济我家里。还指示廖爸爸设法与狱中的我父亲联系,传递周总理的问候和我们兄妹在北京的情况,这给父亲狱中极大的精神安慰。
当我们活到今天,回首历史的时候,觉悟到那就是一种命运的安排,让我们有机会在中国成长,有机会在周总理这样的伟人身边长大,这是我生命中最珍贵的体验,也是别人不可能拥有的经历。我从1958年10岁以后基本上就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在中国成长。我读了北京师大附中,后高中上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后来考上北京大学英语系。周总理的为人处事,影响了我今生的做人做事,影响了我教育孩子,教育下一代。(刊2,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