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杂谈

往昔出版的各种日记,一般通称为“xx日记”,如《越缦堂日记》 (李慈铭)、 《周作人日记》、 《胡适日记》、 《竺可桢日记》、 《吴宓日记》等等。这些日记当系作者辞世之后为后人梓行。夏承焘先生之日记有一部分系在生前发表。

在1981年《词学》创刊号发表时,名之日“天风阁学词日记”。他自言其所以称为“学词日记”,是因为抗战爆发,自悔所学词无济于时风,欲另辟新径,然欲弃终未能也。“凡此种种矛盾苦闷心情,无可告语,夜阑灯下,一再诉之于日记。

”(见《天风阁学词日记,前言》)但是他的日记决不限于“学词” (以“学词”二字修饰“日记”,是作者一种极为谦虚的说法),而是围绕自身生活经历、学术活动,忠实地记录所见所闻,既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一代词宗的人格锻炼、升华,甘于寂寞的努力、奋进,因而取得累累硕果,也让我们了解到半个世纪的社会动荡、历史变迁、以及学术动态、文艺思潮、知识人的不同动向,等等。

毫无疑义,它不仅具有词学史的价值,还具有历史学的价值、文化史的价值和文学价值。

《天风阁学词日记》(以下简称《日记》)的丰富内容已有人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本文仅就阅读中感受较深的几个方面略加陈述,不成体系,故日“杂谈”。

读《天风阁学词日记》,首先感受最为深切的是夏承焘先生的人格魅力。

中国自来有人品决定文品的说法,虽说有时不能绝对化,不能完全因人废言,但总的来说这是一条被数千年历史证实了的基本定律。不能想象猥琐之人、自私之人、短视之人能写出崇高伟大、流传千古的作品。上世纪很多著名的诗人、词人都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

人处天地之中,欲树立起一种圣洁伟大、光彩照人的精神,就必须有眷怀家国,感慨兴衰,关心胞与,忘怀得丧的胸怀,必须重视自身性情、品德的修养。读《日记》,深感夏先生即是此种人格追求的典范。

夏先生的“修能”可以用这样几句话来概括:在社会动荡中测定自己的人生座标,在勤劳的工作中收获人生的幸福,在友朋中汲取知识与力量,在自省中达致人格的完善,在佳山秀水中陶冶自己的性情。

夏先生在上世纪身经军阀混战、曰寇侵凌、汪伪统治、***军队溃败等社会大动荡,一方面忧患意识充溢心胸,另方面又能勇敢面对,无沮丧之意,无消极之心,视“混乱、黑暗、错误为事业学问之遗产”,并引赵翼《题元遗山诗集》云: “国家不幸诗人幸”,以为不但诗人,一切英杰圣哲无不以其身丁末世,乃成其伟大。夏老以此激励、引导自己,决心“以文学振民志,略尽兴亡之责”。

以文学振民志,特别是通过研究词学以振民志,首先需要有深远的识见。夏先生认定“我国文学待垦殖掘发之地甚多,只看其方法当否耳。”就所研究的具体对象而言,词“为极天下之至美善,一心力而注之,皆能成学问,成事业。

”其次是要有一种特殊的定力,能耐得住寂寞与平淡。他说: “人生要能于平淡中见奇异,亦须看奇异为平淡。乃能耐寂寞。”虽然研究工作辛苦、单调,却甘之如饴,感到有无穷乐趣。正是怀抱这种心态,数十年砣砣耕耘,因而硕果累累,成为一代词宗。

夏先生亦如古人所言, “读万卷书,交万人杰”,以丰富自己的学养,开拓自己的视野。其所交接的朋友,有诗人、词人、词学专家,也有其他方面的学者,甚至政界方面的人士。日记中涉及的交往人名不下数百,其中著名者有马一浮、熊十力、胡适、顾颉刚、叶圣陶、翦伯赞、陈钟凡、朱疆村、龙榆生、张尔田、吴梅、夏敬观、陈寅恪、刘永济、汪东、唐圭璋、缪钺、詹安泰、任二北、朱光潜、吴则虞、王季思、王仲闻、钱钟书、钱钟联、沈尹默、苏步青、郭绍虞、胡云翼、冯沅君、刘大杰、施蛰存、程千帆等等。

解放以后,还与***、郭沫若、何其芳、周扬以及苏联学者艾德林等有交往。这些人多为益友、畏友。和这些人联络交往,使夏先生在治词过程中获益匪浅。他在1941年6月6日的日记中表白:他日所学有成,当备述为学经过,“平生诗友,一字一言有益于我,皆记之。无论直接间接,有意无意。”对朋友的任何一点助益、一点启示,都怀感念之心。

至若对个人的立身大节、品德修养,夏先生对自己的要求可说是相当苛严。他认为“作诗作人,不可放过小节。”偶生“名利之念”常常自省、自责,并“时时提醒自己,小事情上勿放过作大人物之机会。”在抗战时期当被邀去北平任教,得知遇见日本人须向日人行礼时,坚决拒绝前往。

1943年底,教育部对具有十五年以上教龄者发1500元奖金,当时他所在的之江大学、浙江大学均代为领到,有劝其两领者,夏仅领一份,并在日记中写道: “予念平日教人者何事,不得以此自愧于心,受永不可湔涤之汗染,从此须坚持到老,不取一文暗昧钱。”又说: “则利之可畏,甚于猛虎。”时时以此自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