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岳白崇禧 白先勇:淮海战役国军失败 因没让白崇禧挂帅
核心提示:毛泽东说:“国民党在徐州,去年来了顾祝同,庸碌又无能,我们把他赶走了。今年来的叫刘峙,他是有名的大笨猪,我们要想生活过得好,就要勇敢上前打进徐州去杀猪!”
有人说,白先勇的小说与张爱玲的滋味有几分相像,白先勇说,可能是因为我们同出一师——曹雪芹。
作为明清文学的教授,白先勇解读红学另有一个角度,他说,王熙凤、林黛玉、贾宝玉这些主人公写得好,人物个性鲜明。能把李纨、平儿、王夫人这样平平庸庸的角色写得出彩,才可见得作者的功力。
作为将门之后,作家白先勇终于拿起笔要写他的父亲——国民党名将白崇禧,他说,书将分两部分,一部分关于历史,他说:“我父亲知道他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但是关于他的很多历史有很多的误会,我不能说我知道的一定全是真实的,但我要把它们写下来,比如徐蚌会战(淮海战役)关于我父亲按兵不动。”还有一部分当然是父子情,白先勇深情满满时常不知无处落笔。
他说父亲是个骄傲的人,他做事的毅力让他至今敬服。“他时常会知不可为而为之”。酷爱下围棋的白崇禧筹款把当时台湾围棋选手林海峰送至日本吴清源门下;在信仰伊斯兰教的白崇禧游说下,台湾建起了清真寺。
当岁月一天天走过,白先勇说,不经意间发现身上有越来越多父亲的影子。
我本质是一个快乐的人
生活中的白先勇看上去很温暖,嘴角时时噙着笑,坦荡乐观,与他小说充满哀怨的气质格格不入。
他说,可能我写作的时候是另一个人。我写的是人性,而不是我。
白先勇称自己生于忧患(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际),长于离乱。看多了悲欢离合,看多了世事曲折,“人生百味已尝九十”。白先勇说,可能人性中痛楚被我在书中更多地释放了。
1987年白先勇重游南京,看了江苏昆曲剧团张继青的拿手戏《三梦》,在他那篇《我的昆曲之旅》,白先勇写观戏后的宴请,还是那样的情绪——凄艳。
“离开南京前夕,我宴请南京大学的几位教授,也邀请了张继青,为了答谢她精彩的演出。宴席我请南大代办,他们却偏偏选中了‘美龄宫’。‘美龄宫’在南京东郊梅岭林园路上,离中山陵不远,当年是蒋夫人宋美龄别墅,现在开放,对外营业。
那是一座仿古宫殿式二层楼房,依山就势筑成,建筑典雅庄重,很有气派,屋顶是碧绿的琉璃瓦,挑角飞檐,雕梁画栋,屋外石阶上去,南面是一片大平台,平台有花砖铺地,四周为雕花栏杆。台北的圆山饭店就有点模仿‘美龄宫’的建筑。
宴席设在楼下客厅,这个厅堂相当大,可容纳上两百人。陈白尘、吴白匋几位老先生也都到了,大家谈笑间,我愈来愈感到周围的环境似曾相识。这个地方我来过!我的记忆之门突然打开了。应该是一九四六年的十二月,蒋夫人宋美龄开了一个圣诞节‘派对’,母亲带着四哥跟我两人赴宴,就是在这座‘美龄宫’里,客厅挤满了大人与小孩,到处大红大绿,金银纷飞,全是圣诞节的喜色。
蒋夫人与母亲她们都是民初短袄长裙的打扮,可是蒋夫人宋美龄穿上那一套黑缎子绣醉红海棠花的衣裙就是要比别人好看,因为她一举一动透露出来的雍容华贵,世人不及。
小孩子那晚都兴高采烈,因为有层出不穷的游戏,四哥抢椅子得到冠军,我记得他最后把另外一个男孩用屁股一挤便赢得了奖品。
那晚的高潮是圣诞老人分派礼物,圣诞老公公好象是黄仁霖扮的,他背着一个大袋子出来,我们每个人都分到一只小红袋的礼物。袋子里有各色糖果,有的我从来没见过。那只红布袋很可爱,后来就一直挂在房间里装东西。
不能想象四十年前在‘美龄宫’的大厅里曾经有过那样热闹的场景。我一边敬南大老先生们的酒,不禁感到时空彻底的错乱,这几十年的颠倒把历史的秩序全部大乱了。宴罢我们到楼上参观,蒋夫人宋美龄的卧室据说完全维持原状。那一堂厚重的绿绒沙发仍旧是从前的摆设,可是主人不在,整座‘美龄宫’都让人感到一份人去楼空的静悄,散着一股‘宫花寂寞红’的寥落。”
也许这就是白先勇,即使记忆中是绚美,是热闹,落在纸上最后的情绪也是寥落。人间世事,白先勇看过,体会过,写下了。
我和张爱玲师出同门——《红楼梦》
白先勇的小说时常被人拿来与张爱玲类比,他们经历的时代不远,他们都住过、写过上海、香港,还有那里的事;兴许因为二人小说中关于人物描写的细巧,还有作品相似的那分挥之不去的地域情结。
白先勇说,还有,可能我和张爱玲都有一个师傅——曹雪芹。白先勇说,“张爱玲对《红楼梦》非常非常喜欢,她看《红楼梦》看得非常深。我们都从《红楼梦》那儿过来的。当然也有很多不同的人生观,对爱情、感情的很多地方。”
他说:“要细究起来,张爱玲的小说要比我的精巧得多,她的文字很细致、非常玲珑,好像一个一个字雕过的。张爱玲的爱情可以像《半生缘》、《倾城之恋》那样拖拖拉拉,我对爱情的态度是《玉卿嫂》里那种一刀杀人。”
在白先勇执教美国加州大学间,他讲的《红楼梦》是多年来叫座的一出“名戏”,很多人慕名而来,很多洋学生因为白先勇爱上了中国文化。
作为读者、作家,还有教授,白先勇解读《红楼梦》自有另一番议论。他说:“纯粹以作家的眼光来分析,我认为一个大作家,在他塑造的众多人物中,写好那些不起眼的小人物形象,才是功力所在。
“在《红楼梦》中,王熙凤、林黛玉、薛宝钗、贾宝玉这些都是性格十分鲜明的人物当然写得好,要写好他们并不算难。
“除此之外,还有一大批很平凡的人,要把普通人写得动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比如说李纨,这样一个中规中矩的人,一个寡妇,没有出众的才华与容貌,居然也能让人记得分明。她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都被曹公处理得十分到位。还有平儿,也很难拿捏。同样是丫头,晴雯、鸳鸯就有个性得多。贾宝玉的母亲王夫人也是没什么特色的人,可在曹公的笔下却是自在生动。”
白先勇说,一个好的作家无所不能,再说《水浒传》,这是一个以男人为主的小说,其中女人角色写得也是出彩的。
写传记为父亲正名
白先勇的父亲白崇禧将军是北伐、抗日名将,毛泽东评价说:“我们知道的白先生是善于带兵打仗的小诸葛。”
同样,白崇禧也是一位颇具争议性的人物。为这样一位父亲寻找一个自己认为准确公允的历史定位,白先勇认为是作为儿子该做的事。
于是,撰写父亲的传记列在了白先勇的日程中,只是何时完成,白先勇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表。
白先勇说,我父亲自己明白他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但是关于他的那段历史因为种种原因,很多都被误读了。
他说:“关于徐蚌会战(淮海战役),台湾的很多书中把父亲在那场战役中叙述成‘按兵不动’,而我所了解,并非如此。
“1948年10月底,东北廖耀湘兵团已被解放军消灭,辽沈战役的胜败已定,蒋介石又匆匆制定了《徐蚌会战计划》,要‘再试最后一次’。
“我父亲当时给蒋一个战略,就是将国民党华东和华中两部分军队合力,由他来指挥打这场会战。
“但是蒋介石并没有采纳,而是将原本属于华中总部范围内的苏、皖单独划出,另成立华东剿匪总部,由刘峙指挥作战。”
在马祥林主编的《毛泽东点评国民党著名将领》一书中这样写道:白崇禧曾命人收集徐州周围的情况,其中有山东临城的一张传单引起了他的注意,上以解放军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的口气说:“国民党在徐州,来过三个大将,前年来的叫薛岳,打了败仗被撤掉了。
去年来了顾祝同,庸碌又无能,我们把他赶走了。今年来的叫刘峙,他是有名的大笨猪,我们要想生活过得好,就要勇敢上前打进徐州去杀猪!”白崇禧觉得,传单上的话虽然粗俗,但却也贴近事实。刘峙在徐州的命运绝不会像薛岳和顾祝同,结局只会更惨。
“果然,刘峙兵败如山倒,这时候蒋又希望我父亲挂帅,我父亲没有同意。因为他对于徐州那一带的地形太熟悉了,他知道蒋那一套是打不赢的。而且华中形势也吃紧,父亲回武汉了。”
在马祥林一书中,还写道:白崇禧虽未就徐州之职,却也为解徐州之围出了力,指挥华中总部的黄维、张淦的两个兵团合围刘伯承南下的部队,可刘伯承机警异常,看见情势不对,下令迅速退却,一日夜北退两百华里,从容逸去。
“这时候蒋又让父亲调兵增援,父亲并非按兵不动,而是将华中军队中装备和战术素养最好的黄埔系军队十几万人派往徐州,但被解放军包围歼灭。这时候蒋要求继续增援时,父亲没有再增兵,因为他知道战局已经成了定局。”
白先勇也坦言,关于历史,他不能笃定地说,他叙述的一定是“真实的历史”,但起码他要把他了解的“真实”说出来。
父亲是个爱才的人
尽管生活在多难之秋,但白先勇生活中的基调却是温暖的,因为他得到很多的爱,父亲的爱,兄妹的爱。
在白先勇的回忆中,父亲重视教育,爱才,也爱造才。“那时候在父亲手下很多的军官都被送到国外去留学。”
对于家中10个孩子,白崇禧送他们去最好的学校,希望他们成材。家中兄弟姐妹,以成绩的高低来决定地位的高下。
白先勇在家中排行老八,白先勇说,前面的几个孩子都由母亲操办,功课都还不错,到了台湾后,父亲就说由他来带弟弟,不让母亲再辛苦,结果弟弟的功课不太好。母亲取笑他说,这就是你调教的孩子。
白崇禧是当时台湾围棋理事会的会长,他筹款把林海峰送到日本,让林海峰师从吴清源大师。那时候林海峰刚刚冒出来,只有十几岁,后来林海峰成了围棋大师。
白先勇说,父亲的个性中毅力很让人敬服,决定了的事一定会做,不轻言放弃。在他手下做事很难,因为他凡事追求完美。
白先勇说,那时候总觉得父亲太严厉,现在老了时常不经意间发现,自己的性格越来越像他。
白先勇的助理倒也承认白先勇的严厉,但也善良,“白先生逼得紧时,我们就说,不行,我们都快死掉了。这时白先生就会说,好吧,这次就饶了你。”
从1949年白崇禧到台湾,白先勇陪在他身边11年,“这11年,让我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
在白先勇的眼中,父亲是一个骄傲的人,见过大世面,经历过大风大浪。也许父亲内心也有失落,但在父亲的身边,白先勇从未见过他自怨自艾,也没有听过他发过牢骚、或者抱怨过什么。“在我眼中,他对个人的得失看得并不重。”
与白先勇先生一起用餐,发现白先勇先生钟爱水果,白先勇说,这是受父亲的影响。以前家中每天都有水果会,搬来一大堆水果,一家人围坐一起,边吃边聊。
白先勇说,这一刻我们都觉得离父亲很近。
2003年,台湾公视推出的电视剧《孽子》成为金钟奖的最大赢家,这部根据白先勇早年旧作改编而成的连续剧一举囊括了六个奖项,而小说原作也在出版十七年后重新登上畅销书榜,再次证明了作者白先勇经久不衰的文学魅力。白先勇是二十世纪最优秀的中文作家之一,是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后的贵族。
问:您的小说里边的父亲形象,我也揣测是不是您童年时代父亲的形象就是那个样子的?我读《孽子》的时候,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最开头,说那个父亲拿着一支枪在那站着,那种一个影像,很粗暴的。
白先勇:是。
问:那是父亲在您心目中的印象吗?我是这样猜。
白先勇:倒不是的,我父亲呢,他很骄傲的是,他是一个儒将。问:是个儒将,有打过您吗?
白先勇:他对我特别地宽待,,我小时候生肺病好几年,所以他对我比较怜恤一点。
问:家里有几个孩子?白先勇:我们家十个孩子。问:十个孩子,您是排行第几?
白先勇:第八。所以我父亲不光没有打过,他连重话都没有一句。所以在我的印象里,我父亲倒不是那样子的,不过我父亲是一个军人,可以说是不怒而威。
问:父亲有没有过什么样的教诲,让您至今难以忘怀的?
白先勇:是的,我想父亲教育我们非常严格,不许我们心中出现特权的观念。我们在家里边是绝对不可以,当时我们家里边有些佣人啊,不可以骂佣人的,待部属什么都要平等。所以他对我们的要求比较严格。还有呢,因为广西比较落后,战争的时候,生活很清苦的,所以那时候,也比较朴素,那时候是抗战时期嘛。
问:能给我稍微讲一讲您母亲吗?
白先勇:我母亲是一个非常热爱生命,非常豁达,非常勇敢的人,她是能够,雪中送炭的人,就是说是很有同情心的一个人。
80年代末,大陆导演谢晋曾将白先勇的小说《谪仙记》改编成电影。这部电影在表现旧时代人物的贵族气质上显得相当吃力,但它的片名却准确地概括了白先勇作品的精髓,华丽,落寞,充满了时移事往的沧桑。
问:那后来我们在您的那些文学作品里边经常会体会到那种颠沛流离,然后有贵族之气,但是又有贵族没落以后的悲凉之感,这个一定是和后来战乱,整个家族的兴衰有关系。
白先勇:是,这个很有关系,你看我离开大陆是1949年吧,那时候在我们来说,有了天翻地覆的改变,国家的历史还有自己家庭的变化,都改变了很大。那时我是十几岁的小孩,童年的那种感受也很深。摘自《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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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三毛:很少有人知道,白先勇还曾经伯乐识马。大学期间,当时他受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和同学合办了一本纯文学杂志《现代文学》,培养了大批非常有才情的作家,其中包括三毛。
“三毛很有意思,她的第一篇小说是我发现的,叫做《珍尼的画像》,登在《现代文学》上。她那时才十六岁,写得挺有才华,题材挺特殊,写的是很浪漫的一个人鬼恋的故事,很有意思的。
“三毛太敏感了,她中学的时候有自闭症,不去念普通中学。她那时喜欢学画,她的老师是我很好的朋友,有一天他拿了一篇三毛的小说给我看,说他有一个弟子跟他画画,作画方面没有什么才,小说写得不错。她一直在追寻一个追寻不到的梦,她笔下所描写的很多东西都不是真实的,包括她笔下的那个最心爱的人荷西说不定也是她梦中出现的一个人物。
不过我觉得一个作家又不是新闻记者,也不是历史家,她可能有她幻想的东西在里面,这个倒无可厚非,很可能是三毛半真实半幻想的传记。”
张爱玲印象:“我见过张爱玲一面,是在上世纪60年代的台北。那是一个很热的夏天,但是餐厅里的空调开得很冷,她就坐在我的左边。当时我还只是一个学生而已。”在白先勇先生的回忆里,那天张爱玲把一件紫色夹衣搭在一边。
她人很瘦,透明的手背露出浅浅的青筋。“别人都以为她会是上海口音吧,其实她讲话是标准的国语,普通话里略带着浅浅的京腔儿。她人也非常性情,并非不食人间烟火,当然她与我的同学王桢和谈得投机,就说结伴要到王的家里台湾花莲去玩,后来果然去住过一阵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