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以升的资料 茅青:我的叔公茅以升二三事

1950年时,中国掀起了“忠诚老实”运动,每人都必须将自己的隐私全部讲出来,包括政治问题也包括家庭生活。1958年4月,当时北京的各民主党派及九三学社开展“交心运动”。每人要将真实思想中对党不满的部分尽量提出来,然后自我批判,这些思想均属于“黑心”

叔公向叔婆交代隐情

解放初期,我的二叔公茅以升遇到的最大一件麻烦事就是私生活的曝光,这给茅以升晚年生活蒙上了巨大的阴影。据以升女儿茅于燕(即我的表姨)回忆:1950年时,中国掀起了“忠诚老实”运动,每人都必须将自己的隐私全部讲出来,包括政治问题也包括家庭生活,这给以升造成了沉重的思想负担。

权桂云是我叔公以升的外室,解放后,叔公曾经问过权桂云是否愿意离开他,权桂云当时只有25岁,不愁找不到如意郎君,但权桂云却不愿意离开以升,以升内心当然也不愿权桂云离他而去。

但以升从未想过抛弃结发妻子,以升与妻子也就是我的二叔婆戴传蕙感情一直很好。传蕙曾经患过严重的忧郁症,以升不想让妻子再次受刺激,因此他有外室的事情一直对二叔婆隐瞒着。

本来以为也许可以相安无事,但“忠诚老实运动”开始后,以升被迫向组织交代了他的“资产阶级生活”也就是他置“外室”的情况。在公私生活完全不分的年代,是否交代自己的私生活问题已经上升至政治觉悟的层面。在单位作出了交代,在家就不可能再隐瞒下去了,他不得不回家告诉妻子,这对他来说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一来担心妻子难以接受,再次犯病,二来不知如何处理权桂云的去留。但向妻子交代已经迫在眉睫,不说不行了。

叔公以升在回忆录上说,他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机会向叔婆传蕙吐露隐情,但却总是找不到机会。一天,以升同妻子闲谈,妻子谈兴正浓,说到一位朋友的外室在上海报纸上刊登广告公开披露自己被遗弃的事情。传蕙说,外室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给男人难堪。

她还评论说,这一定是朋友的正室逼得太紧,逼她丈夫同外室断绝关系,丈夫没有办法,只好遗弃这位外室,外室便用这个方法来报复一下。传蕙的话给以升带来一点信心。以升想,看来妻子还是很大度的,也许会接受自己有外室的事实,这时候如果顺水推舟,承认外室的事情可能会被妻子理解。

以升于是将他同权桂云从结识到在一起生活并有一个女儿等等事情大胆地对妻子说了。尽管以升料到这一坦白会使妻子难过,但他却没想到妻子的反应异常强烈。他写道:“妻子听了顿时变色,一语不发。”

在感情问题上说别人都很容易,轮到自己头上就会反应强烈,好似放大了几十倍甚至几百倍。传蕙得知丈夫有外室的事情非常难过,这也在意料之中。在传蕙眼里,丈夫为人正直,对自己从无二心,夫妻二人的关系始终和谐美满,她从未料到丈夫娶了二房。

从此以后,传蕙心情一直不好。以升的外孙女徐依协回忆说:外婆从来都眉头紧锁,心事重重,好像没有高兴过。因为她出生时,外婆已经生活在一种难言的痛苦之中。妻子的强烈反应使以升的生活陷入了被动、烦恼、焦虑之中。妻子知情后意味着孩子们也将知情,亲戚朋友都将知情,个人的隐私将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中国旧社会本来比较宽容外室的存在。以升是19世纪出生的人,婚姻完全是父母安排的,结婚时年仅18岁,妻子常年多病,有外室的存在在当时也在情理当中。新中国要打破这些陋习,应该说是件好事情。但是新中国并没有建立起尊重个人隐私的习惯和空间,也不给那些既成事实的家庭解决问题的时间和方法,因此让很多家庭陷入痛苦和矛盾之中。以升在晚年始终被子女和亲友误解,给他生活带来很大的困扰。

叔公向组织交代“黑心”

叔公茅以升虽然是党外人士,但一直享受着高级干部的待遇。参加重要会议,经常出国访问,但这并不意味着以升可以置身于各种政治运动之外。待遇是胡萝卜,政治运动是大棒,二者需要经常交替使用,才能使这些“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心悦诚服。现在无党派人士可以当部长,说明中国社会有了很大的进步,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发生了非常积极的转变。

1957年2月,作为人大常委的以升出席了国务院会议,会上毛泽东做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演讲。这一演讲给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一个信号,大家以为将会有一个比较宽松的政治空间。3月15日,全国政协召开第二届三次会议。

政协本来是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集中的地方,在组织的暗示下,人们大胆地畅所欲言,而以升只在会上讲了如何做好科普工作的发言。只是到5月,在中国科学院召开的学部委员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以升提出了“中国科学研究工作的组织和体制问题的建议”。

建议中很婉转地提到了党政部门不要过多干预科技工作的问题。以升上述建议当时均没有被列为右派言论,不料到了1958年,他任职的铁道科学研究院开展批判他名位思想的全院运动,来势凶猛并且以批判以升一人为主,为时一个月之久。为什么1957年没有把他划为右派,而在1958年对他掀起批判,主要是因一次事件引起的。

事情从1958年4月说起,当时北京的各民主党派及九三学社开展“交心运动”。每人要将真实思想中对党不满的部分尽量提出来,然后自我批判,这些思想均属于“黑心”,而颂扬党的部分叫做“红心”,不必再说。以升1957年曾提出的八点建议,其中一、三、四条属于“黑心”,是向党的“进攻”,必须写交心材料。

当时说好,这一材料保存在九三学社内不向外传,但是不久就传遍全国。起因是一名研究院的干部,名叫王翔,他在一次发言中说,他要走“茅以升路线”,成名成家。

于是针对茅以升的大字报和大批判就在全院铺天盖地地开展起来。这名干部说了一句话,为什么要批判以升呢?很明显,茅以升是一个党外人士,一位科技专家,有人胆敢走“茅以升路线”,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岂非大逆不道!

研究院又向九三学社要了以升的交心材料,九三学社不敢不交出来。铁道科学研究院看见这些“黑心”材料,觉得更是掌握了以升一片“黑心”的证据,于是对他的批判更多,最多达到五百张大字报。

各单位的小组每天到以升的办公室,把大字报贴在办公室的四壁上,大小批判会更是接连不断。以升前后三次在院内的大礼堂向全院干部做自我检讨,直到6月底检讨才过关,运动方告一段落。一个多月的时间是以升有生以来经历过的最压抑的时光。

当时猜测,由于以升是知名人物,上面放他一马,但为了给他一点教训,将他的侄子——在同一单位工作的茅于轼打成了右派。此外,在这场反右运动中,茅家有多人被打成右派。除茅于轼外,茅于恭、茅于榕都被划为右派。现在知道,当年众多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往往是一片“红心”的知识分子,他们对党对国家抱着炽热的感情,当时有些人可能因为红心过热了,所以心被烧焦了。

反右运动使以升心力交瘁,也使以升的妻子非常恐慌。戴传蕙曾经在以升造桥期间因担忧而患忧郁症,1957年的政治运动使她每日坐立不安,幸亏子女们多来劝慰,风暴总算过去。但是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1966年“文革”爆发了。

叔婆受惊吓而突发心脏病

“文革”刚开始不久,我二叔婆戴传蕙因恐慌受惊吓,心脏病复发而撒手人寰。以升的长女茅于美(即我的表姨)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文革”期间,父亲在铁道科学研究院工作,受过好几次批斗,大字报上罗织的“罪名”更不必说了。

母亲日日担心他的安危。父亲后来告诉我,每天到院内上班,进了大门就被在颈子上戴上“反动学术权威”或其他什么罪名的黑牌子,姓名上被打上黑叉叉,戴上黑牌子后还要在院内游走一番,任何时候都会被造反派揪住围攻一通,幸而没有去外面大街上。

所幸的是,下班前,居然允许他把黑牌子放在传达室后再回家,这就是相当宽容了。母亲每天早上送父亲出门,心中担心他晚上不一定能回家。因为那时很多人上班后就再也不回来了。这时母亲听见街上打砸抢和抄家的事情很多,就同父亲商量,主动把自己住房的正房三间房腾出来,两人同住在厨房旁的一间小间里,带了一只装些换洗衣服的旧皮箱,放在床下。

然后写了一份声明要把家中三间宿舍交公,另外家具、书籍,连同一切家用杂物也开出几张清单,准备上交。

父亲对我说:“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人民在水深火热中间啊。”这期间,家家都有点“事”,谁也不敢和谁来往,更不敢打电话。等到稍好一点的时候,我悄悄地回家探望,见两位老人在厨房旁小屋住着,看到家中书籍杂物凌乱不堪的样子十分辛酸,倏然之间,我发现父亲的头发全白了,母亲的一头乌黑浓密的头发也脱落了不少。

1967年1月13日中午,我刚刚回家,家人就告诉我当天清晨母亲遽然去世的消息,真如晴天霹雳,就在前几天,我回父母家探望,她虽然患有肺气肿心脏病,但还是每天起床料理家务,谁也没有想到她会发生这样的意外。

当时家中只有父亲和一个老保姆在旁。我和四妹于燕两家人赶到,见母亲静卧如安睡模样,只是浑身冰冷了。

我们不禁失声痛哭,跪在她床边,久久不能站立。父亲对我们说,12日晚上,母亲还好好的,正好这晚有她上海一个娘家外甥来家向她辞行,两人谈得还很高兴,但这天夜里,宿舍院内突然有嘈杂喧嚣的人声,原来是一群红卫兵敲开院中大门,呼啸而过。

母亲大受惊吓,以为是来抄家的,彻夜惊恐不能成眠。后来声音又静下来了,保姆说是抄了隔壁人家,把被褥都抢走了。母亲同邻居关系很好,听了又为人家着急。

父亲说,他看见母亲那样难过,竭力安慰她,好容易看她睡着了。清晨父亲起来洗漱,轻手轻脚想让她多睡一会儿,见母亲呼吸急促,面色苍白,嘴唇发紫,情知不对,赶忙打电话叫急救车,偏偏打了好久才打通。等到车来,医生从车上下来诊视,把脉听诊后说心脏已经停止跳动,没有救了。

父亲说着,泪如雨下,我们父女相拥,泣不成声……当夜我陪父亲,对坐了一夜。这是我们与母亲同住的最后之夜。以后,父亲把母亲写给他的信件,编为一集,装订成厚厚的一册,题签为“蕙君遗墨”……自从母亲离开我们,我们姐妹下乡,下干校,我们下一代又是知识青年插队或去兵团,奔赴五湖四海了,一个团圆的大家庭,人员四散,有如断了线的珠子,再也穿不成串了。

人世沧桑,一家人也零零散散,难以再享受融融团聚之乐了。”

以升为传蕙写下的悼词是:一世操劳,半生忧悴,负卿曷极;满门遗爱,万里留芳,惠我何多。而在《蕙君年谱》中写下了对妻子一生的评语:外宁内忧,似福多难。

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运动稍有平息,对叔公茅以升的批斗已经停止。据以升同院的干部张惠生回忆:在红卫兵对以升批斗期间,一天,因为日本首相访华,点名要见茅以升,周恩来问下面的人,茅以升最近怎么样,下面人一调查才知道以升正在挨斗,周恩来于是向以升所在单位发了指示,“一定要保护好茅以升同志的人身安全,保证不能妨碍茅以升同志的正常活动。

”据以升当年的同事回忆,当时造反派曾想从以升留学美国时写的论文《框架结构的次应力》中找到一些反动证据,但读了数日,一字没看懂,最后只好作罢。

1968年到1970年间,以升频繁地接待外调人员,他几乎每天都要接待很多外调人员。这些人要他揭发过去认识的人的所谓“问题”,这对他非常困难。外调人员就像业余情报人员,或者说业余侦探家,他们最希望的就是找到一些所谓线索,以期给那些被调查的人罗织罪名。

以升不敢怠慢那些外调人员,但他坚持说实话。他的记忆力很好,他会把他认识和接触过的人和事连细节都想起来,从不会无中生有。三年的时间,以升全部精力几乎就在应付这种调查中耗尽了。

——选自家族文学 《我们家的人和事儿》,江苏文艺出版社近日隆重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