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幼韵去世 杨雪兰:母亲严幼韵及她的世纪人生
旧上海的富家大小姐,战乱时期的外交官夫人,“民国外交第一人”顾维钧的晚年伴侣,百岁老人严幼韵的一生,见证了一个世纪的沉浮与沧桑。
杨雪兰曾担任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副总裁,通用在上海投资生产别克汽车,就是她从中促成。杨雪兰继承的不仅是母亲的相貌,更有一份自信、坚强与乐观。
上海滩的“84”小姐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母亲当年在上海曾是怎样有名。1980年左右,我从美国回上海,舅舅带我去看一个朋友。老先生住在弄堂里,破破烂烂的三楼,灯光也很昏暗。天气很热,他穿着背心短裤,拼命扇扇子。舅舅介绍我说:“这是杨雪兰,严幼韵的女儿。”老人的脸一下子亮了起来说:“噢,你就是‘84’的女儿?!当年,我们可是天天站在沪江大学大门口,就为了看‘84’一眼!”
母亲的家世,应该从她的祖父严信厚说起。严信厚是近现代非常有名的实业家,他曾在杭州胡雪岩开设的信源银楼任文书,得到胡雪岩赏识,被胡推荐给李鸿章。后来他经营盐业,积累了大量家财,在绘画、书法上都很有造诣,以画芦雁著名,现在宁波还有人专门研究他的字画。
严信厚致力于民族工商业、金融业,1887年,他投资5万两金银在宁波湾头创办中国第一家机器轧花厂,后又在上海投资面粉厂、榨油厂等多家实业。1902年,他还出任上海第一个商界团体——上海商业会议公所首届总理。严家是个大家族,严家出的另一个著名人物,就是被张伯苓称为“南开之父”的严修,他曾资助青年周恩来旅欧,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
严信厚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严子均便是我的外祖父。严子均是一位开明商人,他将产业进一步扩大,母亲自小便生活在这样一个富有而宽松的家庭里。她与两个姐姐严彩韵、严莲韵都成为中国第一代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
1925年母亲考入沪江大学,那是中国最早男女同校的教会学校之一,颇多清规戒律,学生必须住校,每月只能回家一次。母亲不愿受约束,1927年她转入复旦大学商科,成为首批入该校的女生。去年是复旦大学百年校庆,校方专门挑了几位毕业于复旦的百岁老人,还出了书,其中一位就是母亲,校方把母亲当年入校时的照片送给我们作纪念,母亲收到后特别高兴。
那时能进入高等学校读书的女生凤毛麟角,而家境阔绰又新潮时尚的母亲更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因为家里在上海南京路上开着“老九章绸布庄”,绸布庄各种衣料随她挑,家里还有好几个裁缝,母亲几乎每天都换一件最时髦的新衣服,我小时候对母亲那些花花绿绿的衣服印象很深,也很羡慕。
母亲注重装束的习惯保持了一生,即便她今年都101岁了,还经常让我帮她做衣服。有些她穿不了的衣服留给我,质地都特别好,朋友说拿出来可以做古董了。
母亲住在静安寺,离复旦比较远,那时候,她坐着自己的轿车到学校上课。家里给她配了个司机,她自己也会开车,常常是司机坐在旁边,她开车,很多男生每天就站在学校门口,等她的车路过。因为车牌号是“84”,一些男生就将英语Eighty Four念成上海话的“爱的花”。
很多她在复旦上学时的同学回忆,如果母亲向哪位男生开口借笔记或作业,他们都感到“受宠若惊”。“爱的花”这个绰号后来不仅传出复旦校园,还出现在上海的报章杂志上,母亲成了当时最时尚人物的代表。
父母的结识,也跟“84”有关。父亲第一次见母亲时,她正驾着那辆“爱的花”轿车。他很好奇,就一直跟在后面。很巧,他们两个是参加同一个Party的。父亲马上请朋友介绍认识,开始不断地给母亲送花、约会,终于在“激烈竞争”中,赢得了母亲的芳心。
以身殉国的父亲
1929年9月,父亲与母亲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婚礼,这里也是9个月前蒋介石与宋美龄举行婚礼的地方。婚礼由外交部长王正廷主持,出席婚礼的近千人。
我的父亲杨光出生于1900年,16岁时考入清华学堂高等科,20岁毕业后留美,获国际公法哲学博士学位。1927年回清华任政治学、国际公法教授,不久进入外交界,1930年出任中国驻伦敦总领事及驻欧洲特派员。抗战爆发后,父亲被派往菲律宾,任中国驻马尼拉领事馆总领事,我们全家一起跟随父亲到了马尼拉。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后,日本人开始轰炸菲律宾。父母带着我们姐妹3人,原本住在马尼拉一个条件很好的别墅里,战争一开始,在菲律宾的外交人员全都集中到了马尼拉宾馆,我们三姐妹和父母挤在一个房间里,我和妈妈睡在床上,爸爸带着姐姐和妹妹睡在地板上,那时妹妹刚出生不久,父母拉了一个抽屉,放上小枕头给她当床。那年我只有6岁,我记得从窗口看出去,整个大海仿佛都变成了一片火海。
1942年1月2日,马尼拉沦陷。1月4日,我记得那天早上,全家都在用早餐。进来了3个日本宪兵,那时我还小,看着日本人觉得很奇怪,因为他们的脚上都是包起来的。踢着正步,他们对父亲说:“你被捕了。”父亲好像早有准备,他很镇静地回到房间,带上早已收拾好的箱子,跟着他们走了。
战争开始时,麦克·阿瑟将军曾邀请父亲和我们全家一起撤到澳大利亚避难,但父亲说:“我不能离开,这里的华侨需要我。”身为总领事的父亲,带着使馆工作人员,在华侨中宣传抗日,为中国抗战募捐。另外,当时还有一批在美国印制的大量法币,在运回国内中途滞留在总领事馆,父亲担心它们被日本人侵占,于是下令烧毁,这些可能都激怒了日本人。他们于是不顾国际法,将父亲与使馆工作人员都抓了起来。
父亲他们起初被关在菲律宾大学美术学院里,那里什么设施都没有,我还记得有一次母亲带着我们去见生病的父亲,把药灌在白兰地的瓶子里。没多久,父亲他们又被投进圣地亚哥炮台地牢。这座西班牙人建的监狱就在河边,每天河水会涨起来漫到监狱里,其实就是个水牢。
很长一段时间,母亲都不知道父亲是死是活。日本人曾寄了一包东西给母亲,里面有父亲的眼镜、手表和剪下来的一绺头发,母亲收到后痛哭失声。但也有人说,日本人不会真的杀父亲,因为他毕竟是外交人员,我们于是又半含希望生活着。
直到战争结束后我们才知道,父亲早在1942年4月就已经遇害了。根据后来的一些调查,当地目击此事的农民讲,有七个人被带到田里,叫他们自己去挖埋他们的坑,挖好后就站在里面。日本人还给他们蒙上眼睛,我父亲拒绝,一直睁眼直视着这些日本人。中枪后父亲没有死,他还用手指着自己的心脏让日本人再打……
跟父亲一同遇难的还有使馆的其他几位工作人员,其中最小的一位仅23岁,新婚不久派出来的。抗战结束后,1947年7月7日,国民政府派专机到菲律宾,专门将父亲等8位外交官的遗骸运回南京。在9月3日抗战胜利纪念日这天,父亲他们被一同安葬在南京菊花台,并将菊花台改名为“忠烈公园”;而在马尼拉,至今还有华侨集资筹建的“杨光总领事暨殉职馆员纪念碑”。
马尼拉的艰苦岁月
父亲被抓后不久,母亲带着我们从马尼拉宾馆搬回了原来的老房子里。这幢楼原来只有我们一家人住,现在变成了全体外交人员的住所;我们姐妹3人原来每人都有一间卧房,而现在每个房间都住满了一家人。当时母亲一个朋友从上海准备到美国看她的丈夫,转经菲律宾来看母亲时,正赶上战争爆发,只好滞留在马尼拉,她母子2人和我们母女4个挤在一个房间里,这样一住就是4年。
母亲很了不起,虽然她以前是养尊处优的阔家小姐,但失去了父亲这个支撑后,她并没有垮下来。她感到自己有责任照料好其他7位外交官的妻儿,当时使馆家属有40多口人生活在一起,相当于一个大家庭,也会有各种矛盾,什么你偷了我的油,我拿了你的什么东西之类的。
母亲就成了这个大家庭的总管,而且后来还带着这么多口人几次搬家、找房子,都是母亲张罗的。母亲以前没有任何一点这方面经验,但她很快适应这样的生活,也从来不去抱怨什么。
以前我们住的房子有花园,战争一来,花园变成了菜地,母亲带着我们种菜,养鸡、养鸭,还学会自己制酱油、肥皂。她自己也没有收入,依靠当地华侨送的东西维持生计,母亲自己还要不停地变卖东西,才能维持我们的生计。但母亲也从来不把情绪带给我们,也始终保持着乐观的心态,空闲时她还常坐到钢琴前弹上一曲。
战前我们还有一个管家,很严格地管我们的起居、饮食,战争开始后母亲“接管”我们,我们反倒觉得完全自由了。所以虽然是战乱年代,但从我这个小孩子角度讲,好像也不觉得生活过得有多苦。
母亲有一句话:Prepare for the worst, hope for the best.(做最坏的准备,做最好的希望。)我们姐妹3人每人都有个自己做的布袋子,里面装着饼干、水和一些衣物,以便可以随时带着逃难。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女性特别容易受伤害,何况像我们这样一个有母女4人、失去了唯一男性的家庭,记得战争快结束时,有一天她带着我们连续3天躲在一个防空洞里,既怕被溃败的日本人发现,也躲避着刚刚占领菲律宾的美国兵,母亲在尽她自己最大的力量保护着我们。
战后我们一家人坐船到了美国,在海上漂了24天,一条只能乘几百人的军舰上装了3000多人。刚到美国时,母亲也没有工作。当时正在筹建联合国,母亲问一位朋友她是否有可能申请到联合国工作,这位朋友说,你怎么可能适应这种要早上上班、晚上下班的工作?但母亲还是努力争取进到了联合国礼宾司,礼宾司的工作从接待到任大使,安排他们递交国书,到接待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国家元首,涉及联合国所有官方礼仪事宜,不能出一点错。
母亲一直工作了15年,直到1959年10月离职。我和姐姐有机会上好的学校,都是因为母亲工作扶持这个家。
母亲终生保持着这种乐观向上的精神,这可能也是她长寿的原因吧!母亲一直想保留自己的牙齿、不想戴假牙,前段时间每隔几个星期去修一次牙。结果最后一次去医院检查回来,出租车快到家时,一下子出了事故,她的牙也撞掉了。听了消息,我们都很沮丧,但母亲却安慰我们说:“我很幸运,因为出租车可能会出更糟的事故。”
与顾维钧的幸福晚年
1959年,母亲与顾维钧先生在纽约结婚,成为他的第三任妻子。母亲与顾先生一起生活了26年,一直到顾先生去世,这也是顾先生最幸福安定的晚年生活。
出生于1888年的顾维钧是上海嘉定人,16岁那年赴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国际法和外交。1908年,唐绍仪以清廷特使名义访美,在大使馆里接见了40位中国留学生,唐绍仪对代表留学生致辞的顾维钧印象十分深刻。中华民国成立、袁世凯执政后,唐绍仪出任袁世凯的内阁总理,他立即向袁世凯举荐了顾维钧。
当接到邀请回国担任总统府英文秘书的电报时,顾维钧正在准备博士论文,他的论文还只写了一个序。左右为难之际,曾担任过助理国务卿的导师对顾维钧说:你学习外交就是为了为国报效,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你应该抓住。他认为顾维钧单独的“序章”,就可以作为博士论文来答辩。
就这样,顾维钧顺利拿到了博士学位,于1912年启程回国赴任。24岁的顾维钧便担任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兼翻译;27岁那年,顾维钧又被任命为驻美公使,那时的他还有着京城三大美男子之一的美称。他不仅是当时中国最年轻的驻外使节,也是华盛顿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外国使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