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货币主义 从重商主义到货币主义的和平掠夺

文章摘自《信用战:全球历史演进元规则》 作者:张捷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1.重新审视历史上的重商主义

首先我们温习一下历史上的重商主义经济学思想,以下内容和评述是当前的主流权威说法:

重商主义是18世纪在欧洲受欢迎的政治经济体制。它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上:即一国的国力基于通过贸易的顺差——即出口额大于进口额——所能获得的财富。封建主义解体之后的16~17世纪是西欧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一种经济理论或经济体系,反映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体系。

15~18世纪中在欧洲流行,后为古典经济学取代。认为一国积累的金银越多,就越富强。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禁止金银输出,增加金银输入。

重商主义者认为,要得到这种财富,最好是由政府管制农业、商业和制造业;发展对外贸易垄断;通过高关税率及其他贸易限制来保护国内市场;并利用殖民地为母国的制造业提供原料和市场。该名称最初是由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一书中提出来的。

重商主义抛弃了西欧封建社会经院哲学的教义和伦理规范,开始用世俗的眼光,依据商业资本家的经验去观察和说明社会经济现象。它以商业资本的运动作为考察对象,从流通领域研究了货币—— 商品——货币的运动。

重商主义基本观点:

1.认为贵金属(货币)是衡量财富的唯一标准。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金银。除了开采金银矿以外,对外贸易是货币财富的真正的来源。因此,要使国家变得富强,就应尽量使出口大于进口,因为贸易出超才会导致贵金属的净流入。一国拥有的贵金属越多,就会越富有、越强大。因此,政府应该竭力鼓励出口,不主张甚至限制商品(尤其是奢侈品)进口。

2.由于不可能所有贸易参加国同时出超,而且任一时点上的金银总量是固定的,所以一国的获利总是基于其他国家的损失,即国际贸易是一种“零和博弈”。

重商主义主张政府应该控制国家的经济,以便损害和削弱对手的实力,增强本国的实力。15世纪初,正当文艺复兴运动进入初期发展阶段之时,重商主义兴起。到了17世纪,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衰落,重商主义也逐渐开始崩溃。

从时间上看,重商主义可以说与文艺复兴运动同步。同一时期产生两种社会思想——人文主义和重商主义,其中有其深刻的根源,即当时社会上追求商品生产更快发展,追求商业资本的迅速增加和货币资本的不断积累,已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这是重商主义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重商主义的产生和更深层次的背景,则是在追求商业资本增加、追求货币积累这股强大潮流冲击下,所引起的西欧经济形式和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新经济(310358,基金吧)的发展,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变化,旧式贵族变成了真正的商人,它正反映了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变化。重商主义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产生的。

对于上面论述的重商主义,我们要从资源和信用的层面进行再认识:

贵金属是货币更是金融宏观调控的手段,一个国家内部的贵金属数量实际上决定了这个国家的货币总数量,如果国家的货币投放量不足,必然会影响到国家的信用和国内经济的运行,重商主义流行的时代是金本位的时代,一个国家发行货币是受到贵金属限制的,这个限制就是对于国家货币信用的限制,通过贵金属的内流扩大内部的货币投放促进经济发展,使得国家信用得以扩张,因此经济得到发展,而这样的流入让竞争国贵金属外流货币投放量下降陷于通缩,国家信用受限,而这样的流动在国际间是此消彼长的,也就变成了各国的信用博弈,在贵金属流动严重失衡的时候,为了货币信用而战就是必然的了,对此最令中国人刻骨铭心的史实就是因白银外流而禁烟导致的鸦片战争,这是一场典型的信用战争。

重商主义盛行的时代是大宗“刚需”物品贸易的时代,而非现在生产过剩和生产转移的时代,因为那个时代运输成本高昂而各国高筑关税壁垒,国际贸易的成本是巨大的,国际贸易基本上是各国必需品的交换,在“刚需”贸易下,贵金属的流动造成对于国内货币的挤兑和贸易失衡,使得贵金属流出的入超国出现通缩,而贵金属流入的出超国则出现通胀,这样的通缩通胀变化以后,再以某种看似等价的价格进行交换,通缩的国家就要吃大亏了,本国的资源和财富会以看似公平贸易的形式外流到外国。

中国在清中期以后的白银外流,最大的影响也是这样的价格变化造成的财富外流,因此对于贵金属时代重商主义的信用掠夺是要从更高层面来认识的,这不是简单的流动的贵金属价值的转移,而是定价权和海量财富的转移!

2.新重商主义与发达国家的赤字政策

“新重商主义”这个术语对于很多人来说并不像“重商主义”那样熟悉,它是美国经济学家丹尼尔、麦金农、克鲁格曼、萨金特等人在描述美国20世纪70年代对外经济政策中的贸易保护和经济民族主义的时候所发明的。同时“二战”后某些东亚国家和地区建立的“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以及它们所实行的“出口导向”政策,也带有某些重商主义色彩,因此也被称为“新重商主义”。

可以看出贸易保护和经济民族主义的对外经济政策同15世纪的重商主义有着极大的相似性,这个相似性在于两者都是通过信用的商业扩张来取得利益。

我国与日本、亚洲四小龙、东南亚国家一样,长期以来追求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是新重商主义的信徒,直到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天文数字以后才开始反思。我们为了刺激出口和获得外汇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这些外汇被看作一个发展中国家国际信用的来源,但是这种信用也被外汇和他国货币信用所绑架,结果是成为他国的信用附庸国。

发展中国家货币国家信用不足,实际上是外汇本位制的新重商主义,中国央行的主要货币发行方式就是外汇占款,占到中国货币发行量的80%以上,结果就是国家信用被外汇和外国信用绑架,在新重商主义下不得不储备外汇,储备这些外汇就要付出贬值被掠夺的代价,为这些外汇付出足额的资源对价。

外汇都是资源换取的,实质上是被发达国家套取资源和印钞贬值掠夺。如果发展中国家不储备外汇,那么发达国家印钞就要发生恶性通胀,但是发展中国家已经被外汇绑架了,结果就是发达国家印钞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受损信用下降,发达国家的印钞变成了发展中国家的通胀。

对于新重商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外汇减少的直接后果就是货币被强制性地回笼挤兑,导致国家外汇储备只能增加,经济的对外依赖加重,独立自主的经济能力受限,也就是国家的经济信用受限。这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真正鸿沟是能否自主发行媒介货币,是否有足够的发行国际货币的信用,信用是一个国家是否发达最根本的鸿沟。

3.货币主义的信用掠夺

在二战以后,世界的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改变,金融世界的全球化成为主流,其背后是货币主义的流行,而货币主义的泡沫,实际上就是世界资源和资产的一个重新分配过程,这样的过程更加隐蔽也更加“温柔”,这不是简单的有钱人剥削穷人,而更主要的是发生在国与国之间的货币竞争和掠夺,是一个重新打造金融殖民地的过程,这样的操作对于一国内有产者与无产者的影响其实是均质的,差别有限,尤其是货币通货膨胀对于有钱人的财产打击经常更大,就如战争摧毁的有钱人的财产更多一样,这样的游戏更多的是新生经济元素对于老元素的掠夺,是一种新型的博弈游戏规则,这就是战后货币主义的本质,这个本质就是信用掠夺。

信用掠夺的货币主义能够大行其道,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美元成为国际货币,世界金融定于一尊,背景是二次世界大战使美国成为欧洲富豪的避难所,几乎所有的欧洲有产者都跑到美国储备资产,因此在美元统一世界这一点上世界巨富们有共同利益,并且这些人也确实做出了集体努力,而由货币主义制造的各种金融游戏也让全世界的金融大鳄和有产者们乐此不疲,在这样的博弈下,给社会精英一个上升的通道,给食利者财产不断贬值的压力,社会比以前进步了,但是这样的博弈使得和平年代的竞争也和战争同样残酷了,美元以其不断贬值的信用不等价地交换了世界各种经济元素。

更重要的是货币主义促成了一个新的全球化的金融资本利益集团,这样的利益集团是超越国家的,并且与宗教一起对于国家的权力实现了制约。限制美国超强权力的不是其他国家,而是宗教和金融资本,宗教很大程度上左右了美国平民的思想,在民选时代极大限制了政客的集团利益,在此基础上才实现了三权分立,从而实现了国内和世界稳定。

但是这样的三权分立和利益集团,与以前的殖民者集团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不过从以前赤裸裸的殖民地变成了金融殖民而已,金融殖民实际上就是信用殖民,将其他国家纳入美元的信用体系,在体系内充当仆从甚至奴隶,不断受到盘剥。

货币主义的游戏规则就是不断地制造出泡沫,利用自己制造的金融泡沫兑换他人的实物资产,也就是以不断贬值的货币信用换取资产信用,使得世界进入一个长线的通胀时代,而我们的历史上,使用金银的年代以及实行金本位的年代,通缩是长期趋势,因为新的金银开采量赶不上经济发展对于货币需求的增长,在货币也是商品的资本时代,钱的价格就上涨了,所以历史上的资产货币是长期通缩的。

这样的通缩和通胀不同趋势变化,就是西方可以通过货币主义金融殖民的背景。

在通缩的历史时代大家都要储蓄,而到了货币主义的通胀时代,游戏规则就不再是储蓄,而是贷款了,而且把贷款的利率降到最低,此时的货币概念实际上已经被偷换,社会整体进入了透支消费的时代,而且是透支消费的人群和国家在盘剥那些储蓄的人群和国家,只要这些国家维持高储蓄率让他们消费。

但是到危机时,这些借钱的还是爷,跟我们在生活中看到的往往一样,欠钱的还要说谁叫你借他钱,你借他钱造成的过度消费和泡沫才是危机的根源……所以在世界经济中位置和话语权是太重要了。

这就如我们经常讲的中国老太太和美国老太太的故事一样,美国老太太借款消费买了一套房子,这一辈子是房奴还着贷款也住着好房子,到她离开人世时贷款终于还清了,美国老太太说:“感谢上帝,我终于把贷款还清了”;而中国老太太住在蜗居一辈子勤俭节约地攒钱,到了离开人世的时候终于攒足了钱买了一个大房子,中国老太太说:“感谢国家感谢党,让我终于住上了好房子。

”从这样的故事中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到其中的差别,那就是美国老太太是享受了一辈子的好房子而中国老太太住在蜗居里面辛苦了一辈子,因此很多人在讲中国的消费观念问题,认为中国也应当向美国的消费模式靠拢,中国也应当多消费。

但是这里中美彼此的信用是不同的,只有中国老太太攒钱才有美国老太太的消费,如果大家都贷款消费,货币主义可以印出钞票但是变不出物资,结果肯定是过热和通胀,而这样的差别就是双方在信用体系内的地位不同造成的,谁能够借钱而谁必须攒钱是信用地位决定的,这样的位置差别在货币时代的金融领域与殖民地时代的宗主国和殖民地的差别没有什么两样,因此当货币主义取代殖民主义以后,不论说法变得了如何动听,其实质都是一样的,中国对于外来的金融入侵,需要拿出当年反抗外国殖民一样的精神和动力来保卫我们的经济果实和国家国民利益,在全球信用体系下的金融主权成为与殖民时代的领土主权一样重要的国家民族的核心利益,中国不能被信用掠夺。

4.货币主义在泡沫危机中倒下

在凯恩斯主义后,流行的就是货币主义,虽然其后又有人提出各种后货币主义的学说,但是著者认为这些理论从基本内容看还没有脱离货币主义的范围,而且这些理论更多地停留在学说和理论阶段,并没有如货币主义这样主导世界。

虽然在货币主义盛行的时代,大家总在讲清除泡沫,但货币主义的要害恰恰就在于泡沫,货币主义能够盛行的土壤是我们可以使纸币脱离原来的贵金属支撑,变成可以无对应物质成本增加的物质索取符号,虽然它需要信用的支撑。

在纸币之初,国家强制流通,统治者可以随意印钞,最后的结果就是破产,从我们宋朝的交子到明朝的宝钞,都是如此;但是现代银行业兴起,采取了间接发钞,并且以国家债券为抵押,这样就产生了银行家与国家信用的一个制衡关系,达到了纸币的基本稳定,这就是现代银行业发行货币的理论基础模型。

有了这个制衡,达到控制政府直接发行货币的目的,才有现代经济社会和货币主义的发展,这个制衡就是维持各方信用的一个平衡,但是就是有人在鼓吹政府直接发行货币的优越性,其背后的用意值得深究。

从世界大战开始,大量国家的信用破产,尤其是世界富豪和经济资源向美国集中,就产生了大家把美元作为一种货币的需求,但是又担心美国出问题,就与黄金挂钩。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大家发现又重新回到货币金银不足的局面,因此美元的金本位破产了,新的货币体系诞生了,而且货币的印刷随着国家债券的过度增长,货币供应量的失控已经是必然了,这样的结果就一定是泡沫。这是货币权利的膨胀超过了信用增加的结果。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发现货币主义的立论出发点在于银行家和政府在发行货币上的制衡关系,但是在这一模型下,银行家也有多发行货币的需求,政府也一样,银行家需要的对政府的制衡实际是政府不能摆脱银行家单独发行货币,而这种制衡显然不包括他们与政府共谋超发货币,而且货币主义强调存在一定通货膨胀的合理性以及货币投放的适度超量,其真实的效果就是给这样的兑入泡沫以理论支持,有了这层合法的外衣结果不产生恶性泡沫才见鬼了呢,尤其是政府不断增加债券,债券又是发行货币的抵押资产,货币发行了还有对应的金融资产,这样一个泡沫接着一个泡沫的游戏就开始了。

因此在这样的数学模型推演中,假设政府和银行家之间的制衡来控制货币的发行,使货币脱离金银等物质价值基础,实际上也是有问题的,只是问题被掩盖得更加深刻,比政府不受限制的单一发行货币的体制要进步,但是问题依然存在,不受限制的权利膨胀的要害就是信用的崩溃。如果中国没有自己独立的思考,且不说中国的老百姓,就是中国的精英又有多少能够看清,又有多少不为这些洗脑读物所迷惑?

具体到历史的实际经济状态,首先就是金本位的破产,黄金暴涨20倍,然后以石油危机、石油价格的泡沫代替,再下来就是军备竞赛,由军事科技带动推动了高科技泡沫,2000年网络泡沫破产后,就开始了房地产泡沫和大宗商品泡沫。这些泡沫也是越吹越大的,但是没有可以永远吹下去的泡沫,有朝一日一旦破裂,深度的危机就开始了。2008年的危机让这些泡沫制造者们脱掉了裤子。

问题就是一旦泡沫破裂,下跌也是雪崩式的,在实体经济领域没有金融杠杆的放大时,泡沫破裂也就是企业资产价值的缩水,但是在金融领域,就是几何级数的缩水了。例如保险公司,收入的保费减少,同时管理投资的资产也减少,应当理赔负债的数量还增加,当初保险公司是怎样通过金融工具放大的泡沫,现在也是以同样的倍数来放大损失。所谓出来混,早晚都是要还的,就是这个道理。

这次的危机的根本问题在于货币主义的魔笛已经无法再吹出一个新的泡沫,因此深度危机就爆发了,货币主义经济理论在这里也受到了挑战。认识世界需要新的思维,货币主义本身也是西方洗脑世界、给他们的统治权找一个合理解释的工具,如此而已。

5.中等收入陷阱的背后是信用受限

根据2011年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中上等收入国家的水平,我国中产阶级的比例与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相当。很多国家在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之后,都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困扰,即一个国家在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之后,经济增长乏力,经济增长放缓,人均收入水平难以提高。中国是否也会面临这一问题?专家分析认为,中国可能正面临落入“陷阱”的挑战。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与社科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2012年《产业蓝皮书》认为,中国虽然被划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但中国产业竞争优势的结构并没有转到中高技术产业占主导的阶段。中国目前的产业竞争力结构存在明显缺陷:中国竞争力仍然为低技术产业主导,高科技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主要是由外资企业带动的;服务业的国际市场占有率近年来一直呈上升趋势,但市场开拓难度加大,贸易竞争力弱;创意型产业总体素质不高。

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其根本原因就是发展中国家是否能够突破资源瓶颈,是否能够独立发行媒介货币。如果一个国家的货币在国际上被他国货币所绑架,货币信用不能独立自主,那么这个国家在国际竞争当中就肯定无法取得定价权;没有定价权的情况下,整个国家的国际贸易利润就要被压制在成本线的附近,这样的低利润肯定不能支持这个国家的国民收入的增长,继而无法支持这个国家可持续发展走向发达。

同时在没有货币权利和定价权的情况下,购买资源的价格会越来越贵,资源价格增长快于你的经济增速,经济增长会被资源占有者食利,经济发展也将因此限于停滞。

所有这些都是一个国家的信用不足,没有取得定价权,老百姓的劳动收入被压低的同时被资源占有者食利,收入增长肯定受限,这个层面就是信用受限,一个大国的崛起要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必然要首先实现国家信用能力的崛起,这种革命性变化必然要伴随着国际上激烈的信用博弈,没有一次大的战争难以造成大国崛起的有利国际条件,只不过现代信用社会的战争是没有硝烟的信用战争而已。

任何一个国家要想成功崛起,都必须深刻认识信用元规则,并力争为我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