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革命的吊诡 郑永年:亚洲民主(化)的吊诡

今日出版《参考消息》刊发新加坡学者郑永年撰写的《亚洲民主来自四种途径》一文。文章认为,亚洲并没有类似西方那样的“妥协文化”。亚洲盛行的历来就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不妥协文化”。在没有妥协文化的情况下,民主出现“吊诡”,民主的结果往往是“反民主”。

【新加坡《联合早报》10月7日文章】题:亚洲民主(化)的吊诡

传统上,亚洲国家和地区并没有发展出近代西方意义上的民主体制,亚洲的近代民主体制不是本土的产物,而是从西方输入的。历史地看,亚洲民主政体的产生主要有几种途径。

第一,殖民地的遗产。很多亚洲国家曾经是西方的殖民地。在殖民地期间,亚洲没有一个地方成为民主国家,因为殖民地关心的仅仅是殖民者的利益。(香港的民主也只有在香港要回归中国之前,英国人才引入了英国人所界定的“民主”。)

第二,西方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占领”。二战后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就是典型的例子。在占领期间,美国帮助日本发展出了日本形式的民主体制。不过,这种通过他国“占领”而快速催生的民主,也给日本留下了无穷的问题。日本现在正在进行的所谓的“国家正常化”,无疑是要修正美国“占领”之下所确立的宪政政治体制。

第三,在外压下的内部民主化。内部民主化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政治动力结合的产物。这里的民主化主要表现为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统治阶层之所以要民主化的政治改革,主要是迫于外部地缘政治压力,通过民主化来继续求助西方和美国的支持。但同时,统治者也面临内部的民主化压力。韩国和台湾是典型的例子。

第四,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在这种情形下,民主化大多是一些政治理想主义组织的民主追求,香港正在发生的就属于这种类型。参与民主运动的群体很复杂,但往往是理想主义者或者政治功利主义者动员起来的对现状不满的各个社会群体。

民主有生命力但很脆弱

无论是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制度安排,还是作为一种体现政治价值的制度安排,民主历来就是一种既具有生命力又非常脆弱的体制安排。说它具有生命力,是因为民主可能是最能体现政治本质的政治活动。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政治,而民主政治是一种比较文明(就是说公开的政治斗争)的政治形式。民主尽管表现为斗争和冲突,但其主体是妥协。有斗争,但必须达到合作;否则,民主就无法运作。竞争和妥协是西方民主的本质性东西。

西方长期实行精英民主,为妥协提供了数量条件,因为精英数量的多少决定了民主竞争的可行性。当然,西方民主能够运作,不仅仅是因为民主的精英性,更是因为民主的有限性。西方提倡有限政府,体现在民主上,更是有限民主。民主是有限的,只限于那些政治人物的选举。民主不仅和官僚体制没有关系,和其他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在内的领域也没有必然的关联。这些非政治领域是否民主化,不是国家政治问题。

同时,民主经常表现为非常脆弱。一旦精英之间无法达成妥协,民主很容易出现问题,甚至解体。这样的案例在历史上比比皆是。妥协的政治文化是民主生存的前提条件。在妥协的条件下,民主是一场双赢游戏。

西方民主的这种妥协性,在大众民主到来之后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参与政治的社会群体剧增,使得民主的机制不堪重负(这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过度民主参与”理论所关切的问题)。同时因为社会往往被整体动员起来,各政党都能得到相当规模的支持者,多党政治演变往往成为互相否定的“否决政治”。

互相否决的出现,使得传统精英民主的“双赢游戏”演变成为今天的“零和游戏”。大众民主使得政府无法有效运作,什么也做不了,最后谁都会成为牺牲品。西方民主现在所面临的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亚洲的情况更为糟糕。亚洲并没有类似西方那样的“妥协文化”。亚洲盛行的历来就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不妥协文化”。传统上,革命很简单,只是意味着政权更替。这种文化在现代社会是否已经转型?经验地看,没有。结果,在没有妥协文化的情况下,民主出现“吊诡”,民主的结果往往是“反民主”。

“反民主”使民主价值流失

“反民主”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以“非民主”甚至是“反民主”的方式来追求民主;另一方面是追求民主的结果,使得民主本身所包括的价值流失。

就追求民主的方式来说,政治斗争本身没有问题,因为民主本来就是一种斗争形式。但如果只有斗争,没有妥协,民主就会体现为“反民主”,也就是持续的斗争。在亚洲,民主往往处于不间断的全天候的政治动员过程中,并且政治动员往往求助于阶级、种族、民族、宗教等一切可能的因素。

即使社会不存在这些因素,政治人物和激进知识分子也会把这些因素创造出来。这样,民主化的过程演变成为泛政治动员。更危险的是,这种过度的政治动员往往把对抗“外敌”的方式(例如民族主义),用于对付其他社会群体(例如台湾的“本省人”和“外省人”、香港的“香港人”和“大陆人”的认同政治)。

在社交媒体时代,过度的动员已经变得司空见惯。社交媒体拥有巨大的政治动员能力,能够在短时间内动员起足够的政治支持者、参与者和同情者。这很容易造成不尊重少数人、甚至不尊重大多数人的局面。“唯我独尊”是社交媒体的主要特征。

社交媒体本应让人们更具包容性,因为人们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但实际上刚好相反。社交媒体使得人们只选择自己需要的信息,而不会去理会与自己不同的观点。这样,对民主追求者来说,民主不是众多利益和价值的妥协,而是“我的价值的实现”。

如果民主是通过“反民主”的方式争取而来,所产生的民主体制也必然包含“反民主”的因素。为了反对而反对,已经成为亚洲民主的最主要特点。

亚洲民主运动的“反民主”性,也表现在人们所追求的民主价值观,反而随着民主化的到来而消失。民主不仅仅是动员和选举。动员和选举只是民主的工具,而非民主的价值。当民主使得社会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的时候,民主所包括的价值也会荡然无存。这对中产阶级来说尤其如此。

亚洲社会难逃历史铁律

最近德国的畅销小说《看谁回来了》(台湾翻译成《希特勒回来了》)值得人们阅读和思考。这本书自2012年出版以来,已经成为德国历史上最为畅销的小说之一。希特勒是德国民主的产物,是被人民选举上来的。为什么希特勒被选举上来?因为当时德国民主失败,无法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希特勒几乎成为当时德国社会很多阶层的“救世主”。

但希特勒上台之后,德国马上就演变成为专制。今天,那么多德国人开始“怀念”希特勒,和现在德国与欧洲经济状况的恶化有关,人们同样希望“救世主”的出现。

当经济状况恶化的时候,民粹主义式的民主的机会就来了,因为很多社会群体,包括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失业者、学生、穷人,都会支持具有无限魅力的“救世主”的出现。《看谁回来了》描述的就是社交媒体是如何动员这些社会不满要素的。不过,一旦“穷人”当道,民主必然走向专制。

实际上,今天出现在很多亚洲社会也同样面临类似的问题。除了极少数抱有政治理想主义的人物外,大多数民主运动的参与者,同样也是对经济状况不满和对自己前途感到渺茫,幻想着通过政治运动的方式,来改变这种情况而已。

寻求质量民主仍然是亚洲最为艰巨的任务。如果找不到,民主永远会成为政治麻烦的根源。一旦民主促成了经济的沦落,本来已经是越来越小的中产阶级,必然成为牺牲品。一旦穷人再次占据多数,民主也必然演变成为专制。这是历史的铁律,亚洲社会也很难逃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