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伯华长征组歌 《长征组歌》创作演出的前前后后

《长征组歌》是为纪念长征胜利30周年,由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肖华将军亲笔创作的长篇组诗《红军不怕远征难》,并得到周恩来、邓小平、贺龙、聂荣臻、徐向前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历届军委、总部、北京军区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和精心指导下创排完成的。

杨成武、杨得志、廖汉生、孙毅等老首长都曾亲临创排现场具体指导。曾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杨勇将军亲自主持了创作排练工作。主创人员怀着对党和军队的无比崇敬之情,历时数月沿红军长征路体验生活,艺术再现和记录了红军长征的辉煌历史。

肖华(1916—1985年),原名肖以僔,江西省兴国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以文武兼备闻名于军内外。14岁参加了红军。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委、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重要职务,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丰富的军旅生活和横溢的才华,使他成为名噪一时的将军诗人。

1963年12月,中央军委决定由副主任肖华全面主持解放军总政治部工作。1964年2月,肖华染上了严重的肝炎;4月下旬,经组织安排,由妻子王新兰陪同去杭州疗养;9月,肖华被正式任命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在杭州,肖华除对总政工作电话“遥控”外,也制定了一个“休息”方案,就是读书、练字,晚上写点想写的东西。刚好1965年是中央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全军各部队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部署准备筹办一些主题纪念活动。肖华是长征的亲历者,对于讴歌长征早有冲动,恰逢其时。

用什么艺术形式来表现长征,是肖华首先遇到的问题。他长于诗词歌赋,到杭州后,又集中精力大量阅读了唐宋诗词中的名家之作。中国古典诗词的凝练、概括、含蓄、极强的表现力,加之优美的格律和高度的形式美,对肖华启发很大。

经过一番思考,他决定用组诗的形式来表现长征,并根据舞台表现通俗性的要求,确定了总体创作原则:有一定的格律,但又不囿于格律。最后,他确定采用一种新的体例,即“三七句、四八开”的格式,就是每段诗歌用4个3字句、8个7字句,共12行68字组成,一诗一韵,押一个统一的韵脚。

从1964年9月至11月,肖华全身心投入到创作之中,时常进入到忘我的境界,情感如开闸的洪水倾泻而出,泪水常常情不自禁地滴落在稿纸上。对此,后来担任《长征组歌》谱曲创作者之一的著名作曲家、时任战友歌舞团团长的晨耕回忆说:“肖华同志的写作是含着眼泪,蘸着心血的,我拿到底稿时发现,上面满是泪痕。”“后来肖华同志向我们介绍,写的时候,他是一字一泪,那是把30年前的场景都回忆起来了。”

肖华从长征极其丰富而又富于传奇的斗争生活中,选取了12个(后来确定为10个)最具概括性的典型场景进行创作,即告别、突破封锁线、进遵义、入云南(后改为遵义会议放光辉)、飞越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到吴起镇、祝捷、报喜、大会师、会师献礼、誓师抗日。经过多少个日夜身体、意志与情感的洗礼,终于完成了长征组诗的创作。

用什么来命名长征组诗?后来,肖华摘取毛泽东《七律·长征》中的第一句,将组诗取名为《红军不怕远征难》。其后,总称《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

为创作《长征组诗》,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病中的肖华在文学创作道路上也经历了一次艰难的“长征”:转氨酶升高了4次,体重降低了数斤。

创作组与肖华合影于杭州(左起生茂、唐诃、肖华、晨耕、遇秋)

1964年11月中旬,肖华通过总政文化部将为长征组诗谱曲的任务交给了总政歌舞团团长时乐蒙和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团长晨耕,分别组成《长征组歌》谱曲创作的两套班子,并形成鲜为人知的两种版本。这两种版本,一个是由总政歌舞团创作并演出的《红军不怕远征难———表演大合唱》,简称“总政版”;另一个是由战友歌舞团创作、后来摄制成彩色舞台艺术片并广为传唱的《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称为“战友版”。

这两套创作班子,都是在周恩来和肖华的亲自关怀和指导下进行创作和排演的。

总政歌舞团创作并演出的《红军不怕远征难———表演大合唱》,于1966年2月在北京京西宾馆礼堂为当时在北京召开的全军高级干部会议汇报演出了两场,演出非常成功。“总政版”的《长征组歌》曾决定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成舞台艺术片保存下来,但由于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拍摄计划夭折。

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对于《长征组歌》的音乐创作,著名作曲家李遇秋回忆道:“我们晨耕团长当时接到一个任务,军区通知他去总政那儿取一个稿子,肖华同志写的词,具体怎么回事,反正是总政那边会给说的。后来听说在交任务的时候,肖华同志说了: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的几位作曲同志,对民族音乐的形式比较熟悉,写了不少群众喜爱的歌曲,他们又有一批较好的独唱演员,先请他们对长征组诗谱出一个比较通俗、易学易唱、具有民族特点的曲子,争取明年‘七一’或‘八一’演出,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

”

从1964年12月起,战友歌舞团曲作家晨耕、唐诃、生茂和遇秋开始初稿的创作。4位作曲家仅用两个月就完成了第一稿。他们从组诗选出10首谱成组歌,把10个不同的战斗生活画面环环相扣地结合在一起,将江西采茶调、苗家山歌、湖南花鼓、云南花灯、川江号子及陕北秧歌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表现形式,很好地运用到谱曲创作中。

1965年4月下旬,4位作曲家带着初稿来到杭州,向肖华逐段试唱谱曲的效果。唱后,肖华沉吟了片刻,没有提出任何意见,只是说邀请大家和自己住上一段日子。对此,作曲家遇秋回忆道:

肖华同志留我们在那儿住了10天,每天搞一个上午,一天一曲。第一天第一曲,第二天第二曲地这样讲。他向我们讲解为什么要这样写,当时怎么出发的,为什么说是“热泪沾衣叙情长”,为什么说是这样,为什么说要那样……

我们一开始理解红军长征要革命,要北上抗日,那自然是浩浩荡荡的,红军从来都是英雄好汉。红军离开根据地时怎么可能让人觉得有牵儿挂女,难解难分的感觉呢?但是后来肖华同志说:“听周总理讲那个时候长征是不得已啊!不是什么浩浩荡荡的。”当时,上哪儿去,能不能回来,肖华说连我这样的师级干部都不知道。所以,肖华出发前与姐姐告别,姐姐哭成了泪人,不断地问:“去哪儿?”“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

所以才有这个送别,告别应该是比较低沉的这么一个效果。

第二曲,他跟我们介绍,“路迢迢,秋风凉”。这几个字,从字面上看,很难理解更深层次的东西。他一讲,我们才知道:那时红军长征,两个地方死人最多。一个是过封锁线;一个就是过雪山草地,那死人是最多的。敌人是有准备的,机关枪扫过来倒一大片,然后又冲上去……就是这样子过的封锁线啊!当时过封锁线的时候,连我们的朱老总都亲自甩上了手榴弹……

听了以后,对我们曲作者感受很深……所以对我后来的后期创作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一个感情的铺垫”。

然后第三曲、第四曲……肖华同志就这么一直讲下去……

我当时完全进入了红军长征当中的一种状态。所以进入后期创作以后,非常非常快。最后在写总谱的时候,我基本上是3天一首3天一首。当时也就是吃吃饭,困极了睡一会儿觉而已。3天一首,现在如果让别人来抄总谱,他一天也不一定抄得完,他得抄一天半。我还得构思呢!所以这个创作速度,在我这一生里边,创作速度是最快的,并且创作质量也是最高的。

肖华鞭辟入里而又动情的讲解、引导,对4位作曲家的谱曲创作启发很大。随即,在杭州,4位作曲家对曲谱重新进行了斟酌、修改。再次试唱后,肖华觉得不错,认为可以投入排练。

1965年7月1日,《解放军报》全文发表了长征组诗《红军不怕远征难》。1965年8月,《解放军歌曲》第8期首次发表《长征组歌》全部词曲。

1965年5月初,战友歌舞团排出最强演出阵容,正式排练《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担纲演出的有该团主要演员马国光、贾士骏、马玉涛等。经两个多月的紧张排练,1965年7月19日在天津人民礼堂,肖华第一次审看了由作曲家晨耕、生茂、唐诃、遇秋谱曲,著名指挥家唐江指挥,战友歌舞团演出的《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

看后,他动情地说:“你们的演出让我很感动,你们把歌唱活了。因为长征本身是伟大的,是感人的,你们的歌展现了伟大长征的面貌,你们的演出是成功的。”

观看演出后,周总理问肖华,这两个版本哪个更好?肖华感叹地说:“各有千秋。”

1965年8月1日,《长征组歌》在中央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之际在北京民族宫礼堂隆重公演并引起巨大轰动。随后在京、津、沪、宁等城市及部队巡回演出50多场次,场场爆满。观众为之踊跃,反映之强烈,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音乐会所罕见。

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长征组歌》给予了高度评价。一时间,《长征组歌》成了全国人民争相学唱的对象,《四渡赤水出奇兵》、《过雪山草地》等唱段广泛流传。当时,小伙子会哼“雪皑皑”,大姑娘能唱“苗岭秀”成为时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1965年8月应广大听众的要求,每天播出一次组歌的录音。马国光、贾士骏、马玉涛、耿莲凤等演员也因此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

1965年《长征组歌》公演后,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毛泽东收听后也赞不绝口。然而,江青等人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极端仇视《长征组歌》的演出。他们诬蔑词作者肖华,说《长征组歌》是“毒草”,演出《长征组歌》是“复旧”、“翻案”,“是为老帅们招魂”,并说《长征组歌》反对毛主席,为肖华本人树碑立传。

周总理挺身而出,在6000人参加的总政全体干部、战士及职工大会上激动地说:“肖华同志从红小鬼到总政治部主任,跟着毛主席几十年,他怎会反对毛主席呢?他写的《长征组歌》,你们能写出来吗?对毛主席没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是写不出来的。‘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一句可是神来之笔啊!”

“文化大革命”期间,《长征组歌》曾被禁演。1975年,在毛泽东关于调整文艺政策的指示下,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邓小平,冲破“四人帮”重重阻挠,指示有关部门为纪念中央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复排《长征组歌》。同年10月,经过修改、加工,复排后的“战友版”《长征组歌》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再次公演,连演45场,场场爆满。

然而,当时“文坛的把持者们”指示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不准刊登《长征组歌》的歌词和宣传文章,不许播放《长征组歌》的录音,不准灌制唱片,不准出版歌集。当时在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战友版”彩色舞台艺术片《长征组歌》,也横遭干扰,险些夭折。

关于1975年《长征组歌》复演时的情景,作曲家遇秋深情回忆道:“1975年的时候,那演出就又不一样了。那些老同志从音乐声起,眼泪就哗哗地流。还包括他们的子女们,在北展看完演出后,几个人邀成一伙,也不坐公共汽车,就挎着臂膀走回城里,从北展到地安门。那心里,替他们的父辈骄傲、光荣啊!”

乌云遮天难持久。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长征组歌》再现舞台。同年,由肖华作词,晨耕、生茂、唐诃、遇秋作曲,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战友歌舞团著名歌唱演员马玉涛、贾世骏、马国光、王克正、耿莲凤、杨亦然、王伯华等联袂主演的《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搬上银屏。

全片由《告别》、《突破封锁线》、《遵义会议放光辉》、《四渡赤水出奇兵》、《飞越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到吴起镇》、《祝捷》、《报喜》、《大会师》十部分组成。

《长征组歌》作为“长征精神”的有声之作,曾影响、激励了共和国几代人,今后仍会以其不朽的魅力将“长征精神”传颂。《长征组歌》是继《黄河大合唱》之后在群众中广泛普及的大型音乐套曲,与1964年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一起,代表了当时音乐创作的最高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