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艳阳天 浩然:《艳阳天》差点被埋没
我只是想,被江青重视的人不会挨整的,我可以踏实地搞创作。又想当官又想创作是不行的,不能脚踏两只船
陈徒手
10年前,我曾3次在河北三河采访浩然老人,基本上都是上午9点多开始,老人坐在寓所二层书房大书桌前,大致按着事先设定的范围做专题讲述。老人记忆甚好,不需我做过多的提问,他就能说清事件的来龙去脉。
作为一个注意观察生活的作家,他很注意钩沉一些细节,复述一些十分珍贵的当年现场对话(譬如江青派他和诗人张永枚慰问西沙军民的场景)。这些历史旧事,在他的内心里沉淀许久,也压抑了其中所蕴含的复杂情感。
面对玻璃窗外还算整齐的县城大小建筑物,老人在中午休息后能一直讲到傍晚5点多。看着融入夜色的老人的脸,藏在内心多年的文学和政治的疑团在这暮色苍茫的场景中生发开来,构成了我一生中最渴望时间停滞下来的时刻。
每次离开三河,老人总是执意站在门口,看着我走远了才回屋。临别时他总说,下次可以谈得再从容一些,再好好谈几个问题。
从高速公路驱车回京需一个小时,高速路没有路灯,夜色显得浓厚,各种车辆争先恐后地往京城方向奔走。靠近城边,慢慢地可以看到北京城区耀眼、浮华的灯光群,像一个充满无尽魅力的巨大容器。三河那样一个偏僻小城,其孤寂与京城的繁华,真有天壤之别,而浩然几乎是自我放逐到小城的,抱定决心与过去的一切割离。
他说:我不愿住到城里,住在文联宿舍不愿见人,老是低头走路。
背着过去的包袱,老人没有走出十年浩劫的阴影,在人与事的许多枝节上没有求得一个彻底解脱。他来北京,有时开个会,有时为多病的老伴求医抓药,总是当天返回。文联宿舍的熟人们很难见到他,只知道他在三河写书、扶助冀东文学新人等等,“文革”的相争及清查的往事渐渐变得模糊,甚至偶尔提及都有一种不真实之感。
他的内心还是牵挂城里的一切,视野放及世界。记得有一次,他漫不经心地问我:“最近文艺界有无大事?”我说:“作协刊物要断奶。”他停顿一下,若有所思地说:“《北京文学》还能凑合,有董事会。”他任过几届《北京文学》主编,这种牵挂就变得很实在。
有一次闲聊到某个邻近国家的做法,他愤而说道:“他们还是老一套。”
这也是一种态度,间接表明他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满意度。他诚恳地说过:“不搞改革开放是不行的,要不人心会涣散的。”他对冀东大地上的变化是满心欢喜的,只不过对当地一些暴发户的做派看不惯,闲谈时多有愤激之言。
《艳阳天》
差点被埋没
长篇小说《艳阳天》在“文革”时几乎家喻户晓,但它的出版却有一些小波折,让当年创作势头正旺的浩然碰到一点小挫折。
1998年11月27日,浩然在三河寓所谈了这段出书的经历,后来因为诸多原因,我没有引用到《浩然:艳阳天中的阴影》一文中。现在根据当时采访笔记,引述如下。
60年代初,我已经写了很多作品,入了中国作协,到《红旗》杂志社当编辑。当时不少作家都在西山八大处写书,如张长弓、杨沫、刘知侠等,我记得杨啸就在写《红雨》。
我在八大处写完《艳阳天》初稿,就给出版社打电话,请他们来看看。当时他们经常上山来看东西,譬如看李准、徐怀中的作品。而他们这次就不同,说你送来吧,不愿来取。我就利用一次下山进城的机会,送到人民文学出版社。
张瑞芳的爱人严励是上影厂的编剧,他想改我的短篇《朝霞红似火》,就让我去上海参与改编。在上海期间忽然接到《收获》以群的一封信,说《收获》要恢复,人文社把《艳阳天》书稿给他了。我知道了很恼火,人文社的人没有看书稿,就把它推给《收获》,他们就认为我没有生活,写不出好稿子。这部书稿别人看过,任彦芳几人看过都叫好,而出版社的人就没有看稿。
以群后来来找我,他喜欢《艳阳天》,他要把陈登科的《风雷》临时撤掉,换上《艳阳天》,希望我抓紧时间改改。
当时上海文艺出版社要跟北京的人文社合并,成为人文社的分社。我就趁此机会给上海文艺出版社写信,要把书稿给分社。过几天人文社专门来了一个人,到上海找我,说北京重视《艳阳天》,要出。
我回北京时,出版社还去机场接我,到家中看我,我很冷淡。
当时有话传到我的工作单位《红旗》,都是出版社说的,说我去了一趟上海学坏了,竟敢对编辑说要撤回稿子。出版社要我下去参加“四清”,我仗着年轻气盛,不去,就请假到西山改《艳阳天》。
跟人文社闹了那么一场,出书不易。
最近我遇见浩然口述中提到的老诗人任彦芳,他也证实当年《艳阳天》原稿确是压在一堆书稿的下面,编辑都没有看过。在长影厂任编剧的任彦芳执意要把书稿借回去阅读,从一大堆书稿下面费力地搬出来。任彦芳回忆说,看完后我们还给编辑时,对稿子赞不绝口。
《艳阳天》当初的冷遇跟后来的红火一对照,难免会给浩然带来一点沉郁。
躲江青
在采访浩然的过程中,他在“文革”期间所采取的躲避办法给我留下较深的印象。
一些文艺界老人说,在“文革”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江青又处于那个特殊的位置,很难避免其中的诱惑和盲从。在当时极左的风潮下,浩然也做了一些错事说了一些错话,但他一心想给自己创造一个创作条件,也想出一些办法应付。
他几次跟我说,干不了官场的事,不进这圈子只是表面知道一些事,一进这圈子就受不了。开会还要记录,连皱眉头都要记下。我只是想,被江青重视的人不会挨整的,我可以踏实地搞创作。又想当官又想创作是不行的,不能脚踏两只船。
江青曾派他和诗人张永枚去西沙慰问前线军民,在西沙开了十几次大会,他一口咬定自己只是带信,没有交待说话任务,在热闹的大会上坚决不说一句话。
有一次为了躲避上面的一项交差任务,他隐姓埋名跑到延庆大庄科写作,到村里供销社吃饭,睡在卫生所病床上。有一天市委打电话找他,当地干部说没有此人,市委让广播找人,浩然无奈之下才去接电话。
有一年江青、于会泳点名让他参加一个创作组,他想以不熟悉为由推脱,去找市委黄书记。浩然说:“我弄不了。”黄书记说:“你的事难办。”浩然说:“你是领导,你得想办法。”黄书记只好说:“那就出去躲一躲。”后来就以血压高为幌子在大年三十住进医院。
浩然年轻时从事记者工作,跑遍冀东、京郊一带,与这一片土地有着紧密的情感联系。他说,当时只有一辆自行车做代步工具,靠了它走遍许多村庄。他还说,曾骑车到过十渡、怀柔、密云等山区,深入到农家采访,与不少固定的老关系户保持密切联络。
最熟悉的村庄莫过于顺义的焦庄户,这是当年抗战时因地道战而闻名的村子,他时常骑车来此走家串户,介入农家的生活,与干部村民打成一片。村支书萧永顺成为《艳阳天》主人公萧长春的原型之一,焦庄户发生的悲欢离合的故事也融进作品的字里行间。
我后来喜欢郊游,曾从城里开车到过十渡、焦庄户等村庄,约需一个多小时,对我来说,路途已显得遥远。我到达村子后总是惊讶许久,想象浩然当年一路风尘骑车下乡的情景,10年间能始终保持这种下乡状态,不能不佩服他的吃苦和耐力。我曾把这种钦佩告诉他,他笑了笑,说:“习惯了,就不苦了。”他又说:“我是农民出身,没什么的。”
他对江青的躲避是有意的,也是无奈之举。他认为,在“文革”那样的官场混事,有时耽误时间太多,很想把更多的时间留在基层,更多地接触农民。
浩然创作生涯中的亮点和不足、长处和局限都很明显,作为“文革”文坛标志性人物之一,他所留下的文字和教训,应该成为后人研究那段历史的宝贵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