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潇潇李明 李潇潇: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方法论
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深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实现其理论创新,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正在认真思考的重要课题。面对这个问题,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在于扎实地开展基础理论研究,观照当代中国现实问题,更在于方法论自觉,即在方法论自觉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的学术话语解析中国的发展道路、发展理念和制度特点,形成中国标识性的概念体系和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经典著作,为人类文明的进步贡献中国智慧。
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联合主办的第十六届马克思哲学论坛,以“方法论自觉: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题,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吉林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山大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共中央编译局、上海财经大学、黑龙江大学等国内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者以及国内主要报纸、学术刊物的主编、编辑近260位专家,围绕“当代中国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向当代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原则”、“中外比较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反思与前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论创新”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方法论自觉以问题意识为前提
马克思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上的精华……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这意味着,哲学要实现批判、改变现实事物的功能,就不能离开人的实践活动和相互作用。
因而,忽视现实社会的学术研究,只能被历史所抛弃。正是具有此种现实性品格,学术思想才能始终成为一个时代的灵魂,才能在社会现实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嬗变和完善自身。那么,关注现实是否仅仅流于空泛的观察或无奈的关怀?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只有面对现实,才能提出问题。问题的提出,不仅是最困难的,也是最迫切的;问题的提出,不仅反映了一个时代的主要矛盾,也为这个矛盾的解决提供了方向;问题的提出,不仅意味着理论把握了现实,而且吹响了理论改变现实的号角。因而,问题意识必须避免一切走向肤浅或天真的浏览式表述,必须突破囿于文本的概念演绎,从实践中抓住现实需要的真问题。
问题意识是学术研究的核心,是推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进步和繁荣的前提。什么可称之为问题?问题不是漂浮在空中的主观认定或概念推演,其来源只能有一个——现实的矛盾冲突。意识本身不能作为现实判断的根据或支撑,恰恰不同的是,意识是来自于客观现实的、由“苦恼的物质利益”所产生,因而只能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逻辑关系中去寻求理解。
揭开神秘的面纱,以事物的本来面目或现实存在来理解世界的时候,一切玄虚的学术体系都能找到本源的可理解的现实土壤。由是,如果我们抛开现实去“制造”问题,那么所面对的就只能是伪问题或者空洞的问题。
吉林大学教授孙正聿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自觉的一个重要维度,在于“时代精神主题化”。二战结束之后,人类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的跃迁,是历史转向世界历史的重要阶段。相比“资产阶级时代”所实现的转变——从“人对人的依附性”转变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这一“我们的时代”不仅实现了“量的扩张”,更为显著的是时代鲜明的“质的飞跃”。
随着科学技术成为当代的第一生产力,“信息化”代替了传统的生产劳动资料;随着新科技、新工艺代替自然资源成为国际分工的基础,超越国家、民族界限的“经济全球化”时代正式开启;随着“苏东剧变”、“颜色革命”,国际关系由“两大阵营”之间的对抗进入了既斗争又合作的多极国际关系;随着科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类的生存、生活和发展方式都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
但是,随之也产生了时代性鲜明的挑战——“让……存在”。这不仅威胁到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和精神基础,即水、空气、植物、动物、文明等,还关乎人类自身的存在。因此,“让……存在”不仅是“容许”,达到其存在的程度,还需要“保护”,形成让其存在的自觉。
正如狄更斯所言:“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科技的快速发展,已经使得人类具有了既能够自我“毁灭”也能够自我“拯救”的能力。这种两极分化也一定程度影响了哲学的思维方式以及价值判断,使其陷入了“非历史”或“超历史”两极对立的深渊,只是抓住“好”或“坏”的某一方面以“辩证词句”阐释历史的现实与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