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千帆下架 张千帆:中国高考压力如此之大 为什么?怎么改?(下)

面对这种状态,我们怎么办?上述制度层面的因素涉猎范围太广,本文且不深入讨论。在此仅直接针对大学管理体制,提出几点不成熟的想法。

1.    本科扩招

首先,要缓解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严重供不应求的局面,最简单也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进一步放开本科招生规模。1999年之后,中国大学的确经历了一波扩招,大学录取率从1998年的34%陡升到56%,后来增速放缓,经过十余年才超过70%。

 公允地说,本科扩招不仅是必要的,而且速度并不算快,甚至可以说太慢了。然而,现在“扩招”似乎早已是一个贬义词,成了大学教育质量下降的替罪羊。  这种误解主要是混淆本科和研究生两种不同性质的教育造成的,因为早在本科扩招之前,研究生招生规模就已经开始扩张,而且势头迅猛。

据“中国教育在线”的《2014年全国研究生招生数据调查报告》,博士研究生2003年之前每年增幅超过20%,硕士研究生2006年之前每年增幅超过10%,近年来才有所放缓。

 1978年,全国仅录取1万名硕士研究生;2011年,录取硕士研究生近50万,以至不少“重点大学”的研究生规模接近乃至超过本科生规模。当然,中国研究生教育起点底,一开始扩招是必要的,但是连续二三十年马不停蹄地突飞猛进,确实降低了研究生质量,应该对大学教育质量的下降承担主要责任。

然而,此“扩招”非彼扩招,本科扩招和研究生扩招是两个不同概念,因为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目的大相径庭。不论是否可取,中国大学可以去冲刺诺贝尔奖,但这主要是研究生教育的任务。本科教育对天才的发现和发掘当然也有帮助,但这并不是本科教育的主要目标。

否则,为了挖掘一两个“天才”,会牺牲多少人的高等教育机会?笔者认为,研究生应当严格控制规模,但是中国没有理由不进行本科扩招;本科扩招非但不会明显降低大学教育质量,而且将給庞大的中国考生群体增加宝贵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

目前,北大、清华的招生规模类似于美国的哈佛、耶鲁,要实行“精英教育”,但是不要忘记,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5倍。即便以美国为样版,也应该把每年的录取人数乘以5。至于同样优秀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密西根大学等公立学校,每年录取的本科人数动辄过万,也没有听说谁在抱怨它们的“教育质量下降”。

值得强调的是,本文主张的本科扩招主要局限于基础设施较好的“重点大学”,也惟有这些大学的扩招才能有效增加教育资源供给、减轻高考压力。在高度发达的通讯设备帮助下,本科扩招并不会导致大学教育质量的明显下降。目前大课规模一般限于一两百人,这个规模可以扩大数倍。

 小班上课的质量固然比大班好,但是通过多媒体教学和更完善的助教制度,基本上可以解决大班授课质量,保证教与学的适度沟通,而不显著加重教师的工作量。

另一个问题是大学容量,因为现在国内大学几乎全部采用学生住校制,而有限的校园空间严重制约了招生规模。但是这个技术问题也不难解决,可以借鉴其它国家办学经验,实行学生住宿的社会化。对于刚进校的一年级学生可以采取住宿制,高年级学生则应原则上自行在学校周围租房。

这一项改革需要一定的疏导和心理调适过程,但前提是信任大学生的自立和自我管理能力,同时确立大学管理部门的有限责任制。由于学生已经是适格的法律责任人,在校外发生意外事件的责任应由学生而非学校承担。

虽然扩招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优质教育资源稀缺,它仍不失为缓解高考压力和大学招生地域歧视的一种手段。目前,大学招生的地方保护主义十分严重,各所重点大学对本省考生投放的名额占考生比例是外地考生的几十倍乃至上百倍。

有人提倡实行“同比例录取”,实现招生指标地域分配的基本平等。  “同比例录取”的理想固然很好,但是这种做法势必极大减少本省的招生指标,和现有既得利益冲突太大,短期内显然不具备任何可行性。

然而,如果大学可以实行扩招,并把扩招获得的名额全部投入到外省,但是并不减少本省的招生指标,那么虽然仍然不能实现完全的招生平等,至少能够缓解招生指标分配严重不公的现状。在整体上,重点大学的招生人数扩大将显著增加中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供给,成倍减轻高考压力。

2.    公立大学待遇平等

其次,中国办学模式必须实现基本的待遇平等。平等原则首先要求国家至少对于自己的“孩子”要给予平等待遇,让公立大学在同样高度的平台上竞争。当然,各所大学的发展水平确实存在相当差距,但这种差距很大程度上是待遇不平等人为造成的。

从统计来看,北大在“核心期刊”或“A类期刊”的人均发表论文数量要比河南大学这样的学校高,但这并不能为制度歧视提供理由。事实上,1949年之前,河南大学也是一所全国知名院校,甚至可以说是大家云集。

 只是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河大人员被强行拆散,从一所综合性大学变成师范类大学,才被折腾成今天这种格局。如果允许其自由发展,在财政投入、招生等方面实现基本平等的条件下,即便河南受歧视的农业经济会拖高等教育的后腿,河大仍有可能恢复其昔日的荣光。

办学平等首先体现在招生程序上的平等,要求取消分批次录取,改为所有大学同时参与招生录取过程。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国大学之间的平等竞争,减少北大、清华等圈定的“重点大学”的特权及其养尊处优的倾向,同时让“重点大学”清单之外的学校看到上升的希望。

目前,歧视性的招生体制即足以在制度上判这些大学的“死刑”,迫使它们自暴自弃、放弃努力。进了这样的学校,学生和老师都看不到任何上升空间和“出头之日”,人为扼杀了许多潜在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

因此,所有大学都必须统一面向全体考生平等招生,考生自由填报志愿,不限申请学校的数量。为了适当限制申请数量,申请可以像美国大学那样适当收费。原则上,考生想申请多少所学校都可以,只是多花一笔申请费而已。  

迄今为止,中国大学不仅实行分批次录取,而且申请程序也存在诸多不合理限制,有的省份甚至要求考生在高考成绩公布之前提出申请。所有这些不合理限制都应予取消。当然,各地招生部门会提出各种困难,坚持保留目前这套制度。

譬如如果让考生自由填报志愿,那么收到多所大学录取通知的考生“脚踩两只船”甚至多只“船”,可能会增加各大学的招生计划的不确定性,造成有的大学超计划录取,有的则招不满学生。但是这些技术问题并非不可解决,其中有的限制只是在计划办学模式的大背景下才有必要,改革招生体制之后即自动消失。

有的旧体制也可以在转变职能的前提下保留,用来解决招生改革可能产生的新问题,譬如各省招生部门仍可保留并负责管理考生档案。考生必须在一定期限内确定最后意向,回复后即由有关大学调取考生档案。这样,至少在开学前一段时间,各大学都知道确切的本年度招生人数并为此做好准备,没有招满的学校可以对未被录取的学生进行第二批招生。

总之,统一招生在技术上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且按照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教育部似乎已有意向将取消招生批次列入教育改革计划。  2016年,上海已率全国之先取消一本、二本划分,实行统一的本科录取批次;2017年,浙江与山东也将步其后尘,但是其它多数省份的改革步伐尚不够快,  譬如北京等发达省市没有理由不和上海一样也取消本科录取批次。

只有当全国实行统一录取、不分批次,取消“重点大学”的特权,才有可能让全国各所高校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竞争。

有人吊诡地认为,教育公平反而对受歧视的地方及其大学不利,理由是目前招生指标制度的地域歧视恰恰为河南大学这样的学校保留了一定数量的本地优质考生,因为他们受歧视而进不了京沪等地的“重点大学”,所以不得不报考在招生方面保护自己的本地大学。

事实上,全国各地的高校都视来自河南、山东等大省的考生为“洪水猛兽”,对他们筑起了高高的招生壁垒,对这些考生大省分配的招生指标与考生人数之比远低于京沪津等发达省市的指标比例。

考生大省一般也是农业经济占主导的欠发达省份,众多考生无法翻越外省树立的招生壁垒,只好在省内大学就学,让这些大学意外“得利”。这种“理由”的实质是用不公体制的后遗症(招生平等之后考生大省可能流失部分优秀考生)来为不公体制辩护,显然不足以阻挡教育公平的改革步伐。

河南考生之所以不情愿报考河南大学,正是因为河南教育受到了歧视。在教育公平的初期阶段,全国实行统一高考、平等录取,外省撤除了针对河南等考生大省的招生壁垒,河南或许确实会一时流失部分优秀学生,但是我们显然不能因为制度歧视的后遗症而保留乃至认同歧视。

在获得平等竞争机会之后,实力均衡化将是全国各所大学的总体发展趋势。从长远来看,河南会有更多的优秀考生心甘情愿地选择河南大学作为自己心仪的学校。

3.    民办大学的平等地位

最后,要从根本上实行“素质教育”、减轻高考压力、增加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就必须放松办学的准入机制及各种管制。凡是有意愿并符合资质的学校都应该让它们进来,平等办学。面对稀缺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一些家庭的解决办法就是把子女送出国学**。

改革三十年来,中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和国际融为一体;三十年前,出国留学主要限于公派留学生,因私留学可能连签证都得不到批准,送子女出国读中学更是天方夜谭。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具备经济条件的家庭越来越多,出国留学也就成为家常便饭。

尽管如此,出国留学毕竟只能局限于少数家庭。有的家庭为了尽早适应国外环境,孩子未成年时就送出国读中学乃至小学,但是这样的留学成本非常之高;孩子能否自立并适应国外生活与学**环境,也是让家长忧心的问题。

因此,虽然出国留学不失为回避国内高考压力的一条途径,却并非普通家庭能够承受的根本解决之道。如果能让外国名牌大学来中国开设分校,提供和其本国大致同样水平的师资和教学模式,则能以低得多的代价缓解中国的高考压力。在中国接受国外教育的学**与生活成本远低于国外留学成本,还用不着远涉重洋之苦,为什么要把一年五六万美金的学费送給波斯顿大学这样的二流学校呢?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目前所面临的教育困境完全是过于严格的准入管制造成的。这是优质教育资源稀缺、高考压力与应试教育的源头。目前,制度歧视及其所造成的优质教育资源稀缺之间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我们之所以要歧视,正因为我们的资源稀缺。

北京“土著”之所以不愿意放开“异地高考”,更不用说平等录取,正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别人来分享北京靠制度特权集中起来的相对丰富的教育资源。  如果全国各地的资源都差不多,谁还在乎在哪里考试、如何录取?纵容制度歧视的后果是造成优质教育资源稀缺,并在歧视和稀缺之间形成恶性循环,让数以亿计的孩子每天都面临不人道的教育压力,而不幸的根源正在于宪法赋予他们的平等受教育权没有得到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