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默两种制度 李世默《两种制度的传说》演讲及其思考

李世默对中国体制的理解并不深刻,主持人最后问的两个问题,他的回答似乎在敷衍。不过,对于一个远离中国体制的局外人来说,他为“身在此山中”的人们提供了另一个观察中国政治体制的角度。长久以来,我们一直与西方争论彼此政治制度的优劣,对“民主”这种政治价值观的应对,只能用软弱无力的“民主是渐进过程”来反驳。

在民主似乎已经成为普世价值观的时代,旗帜鲜明地表明对民主的拥戴是无奈之举,但不可否认,我们对自身的政治体制的信心并不充足。李世默讲了一个很容易被人忽视的事实:世界是多元的。

西方人看得比生命更重要的选举权,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不名一文。这个观点会受到不少所谓中国社会精英的抨击,他们会说,选举权是人的基本权利之一,他们自身就视选举权为生命。不过,中国最大众的农民常常“被代表”。

对于中国农民来说,谁执政、谁任市长书记、谁管理他们,他们几乎丝毫不在乎,只要这个执政者能够维持他们的生活状态保持稳定即可。如果执政者能够给这些农民带来各种实惠好处,他们当然高兴;只要执政者没有长时间、极其痛苦地使这些农民陷入生活的困境之中,他们也安之若素。尽管中国农民的这种耐心越来越差,但他们不在乎选举权这一点依然如故。

自从我18岁开始,母亲就将我在村委会中选举村长的选票50-150元不等出售给上门“买票”的候选者。乡政府每次选举之前都集中他们,好像非常郑重地提醒农民们重视他们神圣的选举权,老百姓不屑一顾。大多数人并不了解候选人的德才,也不依据候选人的才能投票,他们只凭亲疏喜好,而这种亲疏喜好,在100块钱面前就会被扭转。

越是穷困的农村,农民们就越知道,他们的生计是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上,没有人可以依靠,谁当村主任都是一个样,对他们没有什么助益。

可笑的是,这些数量达十亿之众、渴望稳定生活的人民,被一群自以为是的“民主人士”无情地代表了。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生,多少可以算作是知识分子,对于母亲把我的选票屡屡出售给地痞流氓一样的候选人,并不在乎。

这些民主人士又要抨击我的愚昧了,如果他们坚称没有民主思想的个体是愚昧的,那也就是在说中国十亿之多的人民都是愚昧的,而仅仅他们几百万人是清醒的,那他们的行径与那些声称全世界其他人都是神经病,独有他们自己是精神正常的精神病人一样。

中国的大众,依然在为生计而奔波,他们生活乃至生命的绝大部分,都是为柴米油盐而疲于奔命。历经磨难的中国人形成的共同心理,是对多变未来的惶恐,对稳定和繁荣的渴望,简言之,如果一个极其专制的政治制度能够维持他们对稳定和繁荣的渴望,他们宁愿接受它。中国的农民,也不善于将自己的不幸转嫁到别人或者政府的头上,他们不会因为自己的不幸而在大街上臭骂这个体制的一切,即便这个体制对他们有所欺辱,他们也能忍受。

中国社会的现状,隐藏无穷的暗流和各种矛盾,这些暗流和矛盾只待一个恰当的时机,就要冲破重重阻隔在中国政治中占据一席之地。而美国这些的国家,早就期盼着这样的“盛况”,届时,中国的命运,将比乌克兰、埃及、伊拉克这些国家更加悲惨。这是愤青们和所谓民主人士不愿承认的事实,尽管他们已经看到这样的事实发生在那些可怜的国家身上。中国的一党执政体制压制了这些暗流和矛盾,这个体制最大的功勋,就是力量的集中和稳定。

愤青们和所谓民主人士们将这种集中的力量视为邪恶,将稳定视为精神自由的妥协,那是因为他们的价值观对中国政治的强烈偏见,对执政党毫无评判精神的偏见。中国亘古以来,几乎都是一“党”执政,有一些执政“党”表现出来的民主和开明,是难以想象的。

如果仔细研读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我们就会知道,即使是封建时代大权在握的皇帝,如李世民、玄烨,他们都不能为所欲为,那个体制中各种机制的相互制约,让皇帝甚至有时沦为傀儡。从另一种意义上说,皇帝的存在,是保持各种政治力量斗争中的稳定和统一。

李世默的演讲中说到,中国共产党执政30年来的成就,证明了他“舍我其谁”的执政风采;中国共产党在30年来,也从未停止政治改革。假若我们怀着自身的偏见,罔顾近在眼前的事实,是不公平的。一些评论对李世默的演讲大肆攻击,这恰恰证明了他演讲中的正确性:一个人不加批判地绝对诋毁一个制度,否认这个制度的优点,那他的思维只收情绪所左右。

李世默演讲中所说,西方民主制度对西方国家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作用。他在表达中国政治体制的优点的同时,并不否认西方民主制度,仅此一点,他就比那些使用“五毛”等词语肆意谩骂的人高明太多。

西方的民主价值观中潜藏的文化精神是,人的本性是利己的。他们并不相信一个从制度上可以为所欲为的政党,可以实现自我革命,所以就必须要有选举制度和多党轮换来安慰自己。他们的理解并不适用所有地方,愤青和民主人士也并不理解中国政治体制中复杂的制约机制。

李世默演讲中的几个问题,或许我可以尝试回答。

1.一党执政的党是如何反映民意的?

主持人询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内心深表怀疑。从体制内的角度上看,我常常看到一些在网络媒体或社会上引发热议的问题,得到很高级别领导的关注,并指示涉及的部门提出解决方案的事实。现在网络媒体的力量让地方官员乃至每一个公务员都感到害怕,这种惧怕感让他们绝不敢忽视来自人民的声音。逆向来说,执政者每一项决策和动作,都希望能在社会上获得更多认同的声音,更关键的是,这些认同的声音会形成政客的政治资本。

2.这个体制是如何实现监督的?

体制内存在的纪委、监察、信访等等机构,都承担着内部监督的任务,最重要的是,任何一个党内都存在各种不同的力量,这些力量之间就会实现相互监督,这并不难理解。

3.其他非政府组织如何发挥作用?比如环保组织

李世默说,这些促进环保等公益性事业的组织存在体制内,但它们的形态西方人看不出来。的确,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的自大和高傲让他们坚信促进环保此类公益事业就必须要有大量的与体制无关的非政府组织存在才行。但在中国的文化中,如果一个非政府组织不能借用体制的力量,那它将一事无成。中国存在很多事业单位、协会等等,它们都带有体制色彩,同时也发挥着促进这些公益事业发展的作用。

当我们说,一个制度是好或者是坏的时候,我们的心中就已经有了价值标准。以价值标准来衡量一个政治制度的好与坏,是不客观的。无论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只要它能给人民带来福祉,那就是好的,而无论这个制度是奴隶制、封建制、政教合一、部落,还是民主制、一党制。所以,敬请那些高举自己价值观大旗的人们,俯下身去,倾听一下那些默默无闻的大众关于福祉的声音,或许能够从中找到自己的愚蠢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