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琨的生平 刘家琨:世界是平的吗?
“如果舞台不亮,自己修炼放光;不能海阔天空,那就深深挖掘。”
——刘家琨《我在西部做建筑》
刘家琨,20世纪50年代生人,早年投身文学,直到获得进入文学院的资格才因对文学体制化的叛逃而离开。从而转入他所学之一的建筑业,从此开始了一段建筑领域的人生探索。这段经历从年轻缓缓步入中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文学青年刘家琨和一个坚持自我寻觅的建筑师刘家琨。
他的写作生涯主要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初因为参加一位同窗好友的建筑展览而被激发,他的建筑之路自此开始。从最初一技成名的艺术家工作室系列到鹿野苑博物馆,再到去年刚刚落成的成都高新区天府软件园交流中心,他的作品穿过时光的河流,积淀为几十个或著名或受业主肯定的建筑。其间最多的是文化建筑,也穿插有商业建筑和公共建筑。刘家琨的设计常被业内人士称为“文学建筑”。
文学
青年时的刘家琨,文学写作与建筑学习是并行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了他在文学与建筑间成长的痕迹。他的文学创作主要以第一人称行文,最初的作品还有一些稚嫩的语言风格。但随着磨炼,文笔逐渐富有建筑般的雕塑感和经过锤炼的诗歌般的陌生化意象,也带有俄国文学中凌厉的粗粝感,这些后来也都体现在了他的建筑美学中。
他于1983年在《青年作家》杂志的《争鸣园地》栏目上发表的小说《英雄》中,我们看到,作为作者的刘家琨塑造了一只高度人格化的家禽鸡,文章在这只鸡以厌世者的姿态离世后的个人感怀中收尾。而以“英雄”命名这篇小说也可看到作者对于英雄的理解和定义,部分反映了刘家琨青年时代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而在《青年作家》1984年第5期上刊登的《高地》这篇文章中,他对建筑的引用更加明显化。同时我们发现,刘家琨对建筑设计因地制宜的观点在那时就已初具雏形。正如他在采访中坦露:“因地制宜的想法很早以前就开始慢慢在我心里酝酿了,也看过一些书,听过一些人说的话,并不是在某个机遇中突然获得的。
”他在文中塑造了一位渴望按个人意愿进行建筑实践的建筑师父亲和一个提倡按照自然法则进行设计的建筑师“我”,因为探寻父亲没有建成的福音学校的真谛,而最终实现亲情与事业的双重觉醒。
在这一部情节略带神秘主义色彩的短篇小说中,刘家琨将父亲描述为一位深谙现代主义思潮的建筑师,但其一直想建的学校却被自然界的某种神秘力量所操控。
从中可以看到刘家琨对于现代主义的态度和对建筑与地形之间关系的认识。在文中,他写道:“人们在高地上的建造是湮灭还是长存,取决于人自己,取决于高地在千秋万代中形成的生性。建筑与土层岩脉的关系,犹如牙与牙床的关系。”这应是最早的关于其因地制宜观点的表述。
这种对于现代主义的怀疑态度,伴随将建筑项目设定为福音学校的隐喻,可以看成是在20世纪80年代,当很多人开始全面接受西方文化而引起公共讨论时,刘家琨以这样的方式作出了回应。
如果我们以为刘家琨的创作是业余的,那有些失之偏颇。在他创作小说的同时,也有一些专业院校的学生在关注他的作品,例如20世纪80年代早期在《青年作家》上刊载的《西南民院中文系学生讨论〈英雄〉综述》和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以集体名义发表的《探索〈高地〉之谜》。虽然这些文学评论在今天看来已经有了时代的局限性,但是依然能够让人感知到,刘家琨的作品是作为专业的文学作品而被讨论的。
刘家琨在采访中回应:“文学是线性阅读,建筑是空间性的,是被瞬间接受的,虽然文学与建筑使用了不同的表达工具,但是它们之间也是有联系的。在想象力和分寸的把握上,具体使用的工具怎样发挥工具的特性,如何找准语言风格等方面也都是相似的。
所有的事物都在某一方面存在着内在的相似性,尽管,不同的工具都有不同的特长。”正如他的好友翟永明在个人随笔中写的,“刘家琨是中国唯一游走于文学与建筑之间而能自由来去的人”。在建筑界,有一些建筑师对文学产生兴趣,但这些建筑师大多是以建造者的立场介入文学中,以文学作为设计媒介或者方法回溯到建筑,而没有以纯文学的方式进行文学创作。
所以,抛开文学谈论刘家琨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完整的。文学创作具有个人经验性,其主观创作意图对文本的形成有重要影响。20世纪80年代是寻根文学和乡土文学兴起的时期,而刘家琨对于文学的态度,也延伸到了后来的设计中,例如在建筑空间中带入时间的概念等。他在文学中关注的普世性价值观和对脆弱人性的关怀,在建筑设计中,演变为对公共空间、草根阶层、个人性和生态性的关注和重视。
建筑
刘家琨在面对不同的建筑场所时,总结了“此时此地”的理念,“就是立足当下、立足现场。建筑师要在具体的时空里,针对具体时空里的问题做设计。中国的每个城市都有着不同的历史和不同的文化,每一个项目都会有新的问题出现,建筑师要积极面对这些具体的情况,解决不同的问题,想出具体的办法。
”这一方法论或称策略,至今都在刘家琨的作品中被使用,并行之有效。但是仅将其作为建筑方法论,可能是一种过于简单的理解。
在去年刚刚建成的作品成都天府软件园交流中心项目中,刘家琨引入了“负”的概念,这与日本建筑师的一些设计理念有相通之处。日本的一些建筑师喜欢用“无”、“负”这些词语解释设计,其根本目的是对抗或者寻找新的路径来处理西方历史语境中的现代主义。
大多数中国的建筑师在设计地标性建筑时,常常通过壮观的或者醒目的建筑来强化其角色的功能,喜欢以秩序、权力化的建筑形式来处理建筑与场地和人的关系。而刘家琨用举重若轻的手法,以无为达到有为的目的,使人与建筑和环境达到和谐,这确是一种策略。这一建筑群最高不过10几米,整体以聚落的形态铺陈开,公共空间散落在植物群中,作品具有亲人性和合理的空间尺度。
刘家琨不喜谈理论,他在采访中一再强调:“做事就是做事,理论是为了给别人一个更好的说法而存在的。做事可以深化,但我不关心是否能将其提炼成理论。我不用什么主义来限定自己,每个人都在一个具体的地方生活。
”而在几年前的一次访谈中,他向一位记者坦言,“任何理论都具有局限性,所以也不想形成自己的理论”。换句话说,刘家琨通过个人的实践实现建筑师叛逃理论的同时,也恰是在逃离预设前提的立场。
“对于成都而言,北京就是外地,对于北京而言,成都就是外地。每个地方都是其他地方的外地。但是处理方法是一致的,在江南就按照江南的风格来设计,在西藏就按照西藏的手法来设计。”在此处,刘家琨回应了全球化主义者的观点,在他看来,每个地域都具有独特性。
而在另一方面,刘家琨又反驳了传统地域主义者的观点,他的角度比较有趣,“阿尔瓦罗·西扎并不是一位地域主义建筑师,因为在全球很多地方的人都知道他的建筑,也喜欢他的建筑。
”可以说,刘家琨认为,真正的地域主义是一种仅能被当地人所理解的纯粹的地方性,而一旦被纳入全球化系统,它将变得很复杂。对于现代主义理论的质疑,使刘家琨在消解系统性理论的同时,尝试从现代主义的源头去寻找没有现代主义的可能性。
所以,所谓的低技策略,并不仅是针对乡土、寻根意识和传统文化而言的,也是面对城市文化的当代性和瞬时性展开的,并借由这种方式形成对于地域的多元解读。在刘家琨看来,地域性和全球性并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一种完全存在于任何场所的身份的一部分。
刘家琨通过自己的策略探索中国性还是有建设性的。刘家琨说:“我比较认同的一个说法是,接受不可改变的,改变可以改变的。你如果不回避中国性的问题,而尝试去解决,并在解决中有自己的考虑和创造,中国性也就会在作品中体现出来。
”这可以作为刘家琨从事“此时此地”建筑的抽象层面的出发点。在一些建筑师尝试以批判态度面对或绕行中国性问题时,刘家琨选择正面应对,并将这些问题理解为是策略的一部分。
建筑设计确实与文学不同,但作为同样能够反映设计师人生阅历和知识的建筑设计,必然依托设计者对生活的态度。在文学中关注小人物成长和弱者尊严的刘家琨,还在作品中尝试记录一个少女的生活和实用的再生砖的设计制造过程。
刘家琨的社会责任感被很多人赞美,对此,刘家琨说:“这是我个人的事情。我去四川灾区帮助他们,看到胡慧珊的妈妈,我想帮她做点事。作为建筑师,最擅长的就是盖房子。我觉得建造这样一个纪念馆能够安慰他们。
因为这是我私人出资建造的,我没有那么多钱,所以只能做一个小小的建筑。至于后来被别人引申或者定义,这些都与我已经没有关系了。”这一清除一切形式而归零于帐篷造型的博物馆建筑,将永远保存一个少女的灵魂,并作为所有参观这一建筑的人记忆的一部分。这个建筑的存在,证明了任何个体都有被纪念的权利和价值。
刘家琨
家琨建筑设计事务所主持建筑师。主持设计的作品被选送参加德中文化年、法中文化年等多个国际展览和国内展览。曾获得亚洲建筑协会荣誉奖、2003年中国建筑艺术奖、建筑实录中国奖、远东建筑奖、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创作大奖、奥迪艺术与设计大奖等,并应邀在麻省理工学院、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巴黎夏佑宫、德绍包豪斯和中国多所大学开办讲座。
主要建筑作品包括:艺术家工作室系列、鹿野苑石刻博物馆、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上海青浦区新城建设展示中心、四川美术学院新校区设计系、中国当代美术馆群张晓刚馆和胡慧姗纪念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