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思之我们律师 张思之:我不相信咱们律师的日子总那么难过
今年已经89岁的他,是中国当下声望最高的律师;他的命运跌宕起伏,一生几乎经历了新中国法制进程中的所有重大事件;他被称为是中国律师的良心,受到几乎众口一辞的尊敬和景仰;他一身胆气,不畏权势,只向真理低头。他就是张思之先生。
思之先生以为“异端”辩护而知名。从1980年为“两案”(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辩护,到后来的庄学义案、郑恩宠案。张思之说,你可以不喜欢他,但不能剥夺他的辩护权,“我不可以违背我自己的天职,我是个律师”。
作为律师,思之先生办案细致入微,精益求精;而其为人更自律严格,谦逊亲和,堪为后辈楷模。
本文从张思之的文章中摘选编辑,以问答方式归纳整理思之先生对当今律师执业、律师与政治环境以及律师未来发展等问题的看法和观点。
张思之:一时败于讼事,不是病,不足畏;因案败于失“格”,属大患,实可怖。就个人而言,如联系实践结合案例估量胜败,则该由讼事的最终结局确定,岂能仅以一纸裁判文书的粗断为准?
试看书中大兴安岭火案庄学义讼事之辩,于败诉17年之后获得平反,陈星反革命案申诉近30年终于成功,便是例证,应能说明我那些“败”中之辩绝对不是“豆渣工程”中的破砖碎瓦,尽管它们都不是精美之作,我依然心存自信,立得住,不会被永久推倒。我没有理由也从不妄自菲薄。
前不久读到脸谱(Facebook)总裁扎克伯格先生的公开信,向全世界宣告他的公司的理念,说“完成优于完美”。这个总结好实在!针对创业,近乎真理。
引以量体,我觉得我在律师领域营造的“人生工程”,就个案而论几达“完成”,至少是做到了:言其所应言,辩其所当辩,止其所不得不止。这里的“止”,主要讲“节”,或者论“度”,要点是决不在任何情况下都一泻千里,不留余地,或者豪情万丈,不存余韵;这样才有可能较好地实现职责完成使命。
张思之:从律师实务的角度考虑,要紧的是,案情无论繁简,任务则一:或为民争权,或代民维权,使之由此获得自由与尊严,从而提高其精神境界,进而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变革。
我们的当事人大多是明日公民社会的根基,故须以高尚情操、人格力量、崇高信念与之交流互动,从那些即使是不公正的审判中吸取有益的元素,激励前行。
我的当事人,前广州日报社社长黎元江先生,在狱中忍耐申诉受阻的煎熬,完成了近三十万字的博士论文,质量得到他人民大学导师的高度评价,我有幸读到初稿与定稿,很受感动。这类事例,给人启示。律师实务如何求真,怎样析理,的的确确事关重大;轻视,低估,无论源于何人出自谁家,都不免自食恶果。
然而空有热情、徒具理念也不见得就能解决好律师实务中涉及的一系列实际问题。突出之点是注重交锋疏于交流,因此往往不能发挥出各方法律人的合力,与其他参与诉讼的主体一道,通过剖析个案,运用法律智慧,“析万物之理”,抒人间之善,“判天地之美”;达到互补互济,用各自的语言,传达法律的魅力,从根本上维护住当事人的权益,从而树立起法律的权威与公正司法的尊严。律师就其诉讼角色而论作用不可或缺,对此岂可放弃。
张思之:当代大陆律师当然得有政治头脑,应具政治素质,但我决不主张也从来不会把讼案泛政治化,事事都朝政治上靠,利用讼案寻求政治目标。
律师实务的核心一面是事实一面是权利,二者的特点是持久性,具有永恒不变的特质;而政治现象则会因条件的不同随机变化,其特点是“暂时性”,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因此即使是政治性很强的案子,也应首先把它纳入法制轨道,而不稍有偏离,之后再及其他。
我之所以把那封就邓玉娇案与浦志强律师联署的《致夏霖(律师)函》编入集子,正是由于它反映了上面所说的主题。总而言之,我体会,依法办案就是唯一正确的原则立场,始终坚持就不会走歪道,就体现着高超的政治素质,就能最终立于不败之地。
张思之:眼下大陆律师受体制的制约与大环境的污染,失“格”之处颇多,其表现形态又不一而足。我自省,在“完成”职业任务的过程中,未在名利场上烙下丝丝印记,或者留下匆匆足迹,因此纵然没能达到“完美”,尚能稍安。
其实,当下在中国大陆执律师业侈谈“完美”,说不定会遭“天方夜谭”之讥,抛开主观条件不论,中国律师谁能脱开从政治、法制、人权、经济、伦理诸种因素的借口中产生的制约和束缚?
权势滥施,污吏肆虐,视律师为“异己”,断维权乃“异端”,更有大法官花样翻新,阳谋阴谋,硬软兼施,甚至敢于公然阻律师于其“衙门”之外,让你从根子上无法履职,无“美”可完!
我书中编入的《受理阿安扎西活佛“爆炸”案被阻始末》,《李显斌“叛国案”二审辩词》,例证而已,远非问题全貌。我们的对策也只有在行动上脚踏实地越卡闯关,同时在思想上不惧不媚自爱自重,关键是时时、处处都牢记“我是律师”而决不由此后退半步。任他诡计千重,恶情万种,没什么了不起的,“技止此矣”!
究其实,黑暗与光明,不过旦夕之隔,绝望与希望,往往一步之遥。我们欲求“完成——完美”的期待之光终将灿灿,“真善美”的境界入驻有期,决不要在中途“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张思之:积多年的经验教训,我也不大相信咱们律师的日子会总是那么难过。形势的发展变化也真的无情。社会矛盾的发展,“维稳”已由思潮演变为执政方针。
与此相对应,广大“草民”的维权意识正逐浪高涨,群体维权行动已步步扩展,律师于是被悄然推向人民维权的最前沿,成为他的一个方面军,并且同一批富有良知的学界人士融合一体,起着智囊的作用。
近几年发生的江西“拆迁案”,四川“煽动案”,重庆“打黑案”,北京“艺术家偷税案”,北海“律师伪证案”,渤海“泄油案”,等等等等,行业中的年轻才俊已经挑起这桩桩重担,而且勇于承担由此而起的风险。
尤其2011年末在贵阳发生的苛待执业律师的事件,散处各地的一批律师凝聚起自生的“非组织”力量,打掉奴性,粉碎媚骨,发出了群体性的呐喊,为自身执业权利,为司法公正,为民主宪政,开展了可歌的抗争,于一片萧瑟之中萌发出一芽新绿,显示着自主自重、自立自强带来的春光有多少巨大的力量,是多么的明媚!
这都不是孤例,试看天涯何处无芳草!我心在他们之中。
张思之:2006年10月,我与浦志强律师代理王天成先生诉周叶中教授等人抄袭侵权案,二审法庭辩论临近终了,我不经法庭允许擅自插话反问对方代理人,审判长虽未制止,但毕竟违了规。
事后上书合议庭补上了自我批评:“我未经许可,抢着反问,当时估计马上要宣布辩论结束,(如不对对方的辩解作答)恐有人借此炒作,曲解双方的意思表述,于是抢了‘先’,因此违了规。
我没有理由为自己的错误辩解。在我的执业生涯中,这是又一次重大失误:但我相信,就同类错误而言,这是最后一次。尽管如此,依然希望您们对我严格要求。我赞同将此件附卷备考。”
张思之语录
应该怎样做律师
应该怎样做律师
真正的律师,实是一团火,从点燃到熄灭,持续放着光,散着热。艺品高超,仗义执言;爱爱仇仇,义无反顾。
律师的工作说到底,可以通过一项实务,点点滴滴地促人接近善、达到真,推人向前,引人向上:使人越来越成其为人,这也正是美与美学的力量之所在。
律师实务是一项研究细节的科学。研究细节就会发现问题,就是提出问题。对律师来说,前者是实践中的重要手段,后者是一项无可替代的任务。
律师进行交际的目的,是为了实践,为了参与一个和谐秩序的建立,即为了创造。
律师的“敢”得以本身的硬为其条件。首先要以“艺品”高为前提,否则就是蛮干。智慧总应先于、高于勇敢。
真正的律师,似清澈见底的潺潺清流,如通体透明的光泽水晶:是真正的人,表里如一,道德崇高,事事处处体现着人格的完善与优美。要搞好律师事业,不能轻艺品,艺品高超;更应重人品,心要纯正。
诉讼与辩词
律师的语言文字,都应达到忘我的境界。忘我非无我,是心在跳动,思想在长空中飞翔。
辩词是个人创造的精神产品。产生好的辩词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用你的大脑进行独立的思维,一边写出你自己的话,准确地反应客观事实。
辩词,应以“事”为骨,以“理”为肉,以“情”为筋,以语言为“血液”流贯其中。
无懈可击的辩词,最关重要的是,要在立论上既站得住,又驳不倒。能被驳倒的显然也就不会站得住。
律师在诉讼中的发问,目的是帮助法庭查核事实,发现真实,为实现辩护或辩论职能创造有利的条件。律师在非诉讼中的发问,目的在于通过寻真、排疑、求同获取最大的信息量,明确问题的焦点,以利于解决问题。
律师提问的重点,不在于“问什么”,而在于“怎么问”。一要选角度,二要择时机——忌操之过急。务必防止因问的笨而失去主动。
律师之“答”,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回答询问;二是答复质疑。基本要求有三:准确、适度(得当、得体)、有回旋余地。要达到这些要求,除了积累经验与知识,1、要靠思维严密;2、要反应敏捷;3、应锻炼反应能力。
谈判是一门艺术,是一门科学,是一门艰苦的求“同”过程。律师谈判起自分析客观情况,归于实现客观要求。而收集信息、客观分析、综合比较、善于判断这四点则贯穿律师谈判从起步到落脚的全过程。
关于律师的个人修养
律师满足于“我做了”,忽略了“我在想”,不能通过思考从而在实务中提高悟性,归根结底,只能成为事务家,是庸才。
律师为了有效地维护人的权利履行职责,须有多方面的职业才能。就其主要的而论,一要善于透过五光十色足以惑人的现象,弄清其间或其中包含的法律关系,揭示待解决问题的实质;二要能纯熟地适用法律解决实际问题。
在当代中国,律师登高或有风险,但我的感受是:我们最大风险是起自平地的“自毁”与“自误”。
创造之于律师,要靠大脑的思考,心灵的感受,不是依赖拼体力。研究问题,拾人牙慧,抄来袭去,就是用古老陈旧的办法消耗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