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拓的子女 寻找“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林贤治的家庭成分是“上中农”,算是比较边缘的,加上住在偏远的乡下,一切运动似乎与他无关。可他偏偏是个爱思考的文学青年,“文革”刚开始,18岁的他就被揪出来,打成“小邓拓”、“牛鬼蛇神”,被斗了两天两夜。
做乡村医生的父亲也两次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关押起来,一次5个月,一次8个月,批斗时饱受皮肉之苦。他们家的阶级成分也差点被划为“富农”,后经林贤治努力抗争,总算没有划成。回想那段经历,林贤治至今心有余悸。
当时,在他所在的县,尤其是相邻的阳春县,他曾耳闻目睹大批地富分子,包括其子女,被活活打死,其中有不少妇婴。他有好几个同学,因为家庭出身的关系,年纪轻轻便过早凋零。对于他们的遭遇,林贤治几十年间一直无法忘怀。
20世纪80年代初,林贤治从农村借调到广州,成为出版社的一名编辑,及后成为鲁迅研究领域颇有成就的学者。生活中,他越来越多地碰到那些被称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十多年前,林贤治偶尔问及大学一位历史系的青年教授:“你可否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对方竟瞠目结舌,无以答对。他于是起意,要做一本关于这类子女的书。
林贤治最初的计划是自己采访、写作这部书稿。2003年春节,林贤治特意带上了一部小录音机,打算趁回乡的机会,采访村里熟悉的地富子女,头一个采访对象是一个曾经改嫁的农妇。这个地主的女儿答应向林贤治讲述自己的故事,条件却是要关掉会录下自己声音的“小匣子”。
意外的碰壁,使林贤治的工作热情受到很大影响。“这件事让我觉得,采访这种方式恐怕很多人都接受不了,”林贤治说,“我有一个同学也是这样,她的父亲是上世纪50年代初被枪毙的。
当天,她母亲自己不敢出门,让5岁的她带着3岁的妹妹去街头站着,等待拉父亲的囚车经过,好看她父亲最后一眼。我那同学现在讲起来,仍然很难过,但是她拒绝接受采访。”
林贤治改变了自己的做法,他和他所知道的那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联系,直接向他们征文。最后,大概有20个人给了他稿子。同时,他还拜托他熟悉的记者朋友寻找采访对象,并通过口述实录的方式,记下他们的故事。
就这样,书中的人物遍布全国,其中有钦定“反革命分子”的子女,也有农村的一般“狗崽子”;职业上,有工人农民,完全不会写文章的半文盲,也有著名的文化人,而且年龄各异,带有很大程度的代表性。
组稿工作整整持续了一年左右。在2004年8月完成的序言结尾中,林贤治这样写道:“星散于全国各地的认识的或不认识的作者,断断续续地,总算把他们的声音汇聚到这里了。欣慰之余,顿然生出一种焦虑——世上可有愿意倾听的人?”
出版之路历经波折,书稿在全国多家出版社辗转。香港曾有一家出版社看过书稿后给林贤治寄来合同,但出于商业方面的考虑,要求抽掉几篇文章还要改变书名,最终,林贤治没有在合同上签字。如今,6年过去了,《烙印》才终于得以与读者见面,而此时,离林贤治最初起意做这本书,也已过去了漫长的1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