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拓的子女 邓拓子女讲述:邓拓的最后岁月
每一个从文革走过来的中国人,都不会忘记1976年那个金秋10月,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终于沦为人民的“阶下囚”。可是满目疮痍的中国仍然背负着数不清的冤假错案,从国家主席、开国元勋,到基层干部群众,受害面之广前所未有,“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这类莫须有的罪名,依然束缚着成千上万的人们。
从1978年陆续展开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给丁一岚带来了新的希望,她希望邓拓的问题能够尽快得以复查。“那时我也不敢提这个问题,我得摸清楚情况才敢提。
我遇到一个从前认识的同志,他说,《人民日报》的领导很关心邓拓的问题,你写个材料吧,我们那里有一个内部刊物送中央的,把你写的材料印在上面,这样,政治局的一些同志都可以看到。
我后来就写了这个材料,登在那个内参上,中央就批示让组织部的专案复查小组复查,这才开始复查邓拓的问题。79年初复查时,他们分析问题受‘两个凡是’的影响很大,很多问题都是从这个角度提出来的。一个一个问题查,我就跟他们辩论。
邓拓有一枚图章,上面刻着‘书生习气不可无’。这句话,文革时就批判过,说邓拓是抗拒毛主席的批评。毛主席说他是‘书生办报’,他有抵触情绪,就刻了这个图章。复查的时候,那些人还追问我,这个图章是什么时候刻的,是在毛主席批评他之前、还是之后刻的,就连这样的问题都还在抠唆。
哎呀,争来争去,算是给邓拓平反了。给了一个结论,很简单的几行字,写邓拓、吴晗、廖沫沙3个人都不是反党,所有被株连的人都撤销对他们的处分,写的就这么简单。”
拿到这张只有几行字的平反结论,丁一岚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能看一看邓拓13年前写下的遗书。
“最后,他们同意我到资料室去看邓拓档案里的遗书,隔13年,我才看到遗书,这时,我真是忍不住了,在档案室里大哭了一场。邓拓的遗书写得非常动人,是写给北京市委的,整个叙述他的写作目的和他被捕的经过。他说,我的写作问题,完全是我个人负责,跟北京市委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我的稿子市委并没有审查。
后来为了邓拓的追悼会怎么开,也争论了很长时间。甚至追悼会的悼词他们也没有让我先看,可能怕我有意见吧。后来北京市委有一个同志跟邓拓很好,他给我看了悼词,结果他们限定这个追悼会不能超过600人,还是要处级以上干部。
很多人都对这个限定有意见,我也有意见。我说,当时跟邓拓他们一起搞《三家村札记》的编辑,哪有处级干部,这些编辑后来都受株连了,受到很大的打击,现在连追悼会都不让他们参加,这对这些同志是不公正的。
我自己在电台打印了一个讣告,印了一百份,寄给我们的一些朋友。开追悼会那天,很多人都去了,有1300多人,人太多了,八宝山的纪念堂里根本站不下,大部分人都站在外面。幸好把邓拓的遗像做了两个,一个摆在会场里,一个摆在外面。我想,那些站在外面的同志,那么多年没见过邓拓了,看一下遗像也好呀!”
我们今天重述这些饱含血泪的往事,并不仅仅只是把它作为一段黑暗历史的见证,而更多的是为了我们能从昨天的历史中捕捉到一些真谛,使我们能够在现在和将来不会再重复昨天的黑暗。丁一岚的话耐人寻味:“我觉得文革从整个人类来说也是一大悲剧。”
采访丁一岚的那个下午,隔壁邻居家的孩子一直在弹一首莫扎特的小夜曲。在丁一岚家种满花草的阳台,有几只小鸟在夏日的阳光里蹦跳鸣叫。在鸟语花香的旁边,在明快优美的钢琴声中,听着一位老人讲述着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民族的悲剧,我很难表述我内心的那份复杂的感触。在这快乐与悲哀的交织中,我总是想到邓拓去世时手里攥着的那块湿漉漉的手绢,我想,那上面不知浸着多少男儿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