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导演吴文光民间记忆计划:了解饥饿历史
长江商报消息纪录片导演吴文光的“民间记忆计划”
一周前,导演吴文光带着草场地工作坊的一帮年轻工作伙伴们,受邀来到湖美动画学院,以“民间记忆计划”工作坊的形式开设为期一周的选修课,其中包括纪录片放映、现场互动、身体剧场等多种形式。
周三下午的课程,是参与“返回村子”拍摄计划的青年导演们,放映拍摄的关于“大跃进”时期“三年饥饿”的纪录片,最后一个上台的是祖籍随州的章梦奇,“我是湖北人,遗憾至今回村采访亲历者的湖北人只有我一个。”话音刚落,现场的一位同学举手:我是下一个。
而当天下午发生了颇有戏剧性的一幕——一位非媒体影像专业的美院同学,现场质疑“民间记忆计划”的拍摄意义,他认为这是无谓而无效的事,最后他在激动中站上椅子,继续坚持自己的言论,而在场的其他人则自发开始了一次行为艺术——集体走出教室,留下这位仍站在椅子上的同学,再返回。课后大家讨论起这件事,试图分析他这样做背后的原因,吴文光说:“先要给大家留出自由思考和辩论的空间,不是说服,而是讨论。”
平等对话,这是纪录片拍摄中的一条重要守则,而在对话、纪录,以及处理素材之后,纪录片到底可以展现出多大程度的真实呢?吴文光的回答是:“永远别想着你能找到真相,它一定存在,但在纪录片中的真实是作者真实,真相是作者坚信的真相。”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吴文光拍出《流浪北京》,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真正的纪录片,由此他被称作“中国纪录片之父”。在20多年的拍摄生涯中,他经历过关于纪录片伦理的考验——在片子揭开了他人生活的残酷之后,对被拍摄者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帮助,而导演却从中获得名声,这让他觉得难受,于是就有了“私人影像”的转变,他把镜头对准有关自我与家庭的回忆,拍出了素材横跨12年的《治疗》。
“接地气”是吴文光经常提到的一个词,从2005年进入草场地艺术工作站之后,他从“村民影像计划”做起:把器材发给农民,教会他们基本操作,然后让其回村拍摄自己身边的事,整个计划持续到2009年,又开展“民间记忆计划”,这是一项落到实处的开放性拍摄计划。有不少青年人返回村子,寻找乡村的老人,去了解1959-1961年的三年饥饿的历史。
因为“饥饿计划”的拍摄,章梦奇三次回到他父亲的家乡随州钓鱼台村,在《自画像:47公里》中,人们为这些有名有姓,但今天仅存在于村民零碎记忆中的逝者立碑,碑竖起来了,活着的人在周围合影,他们也担心过立碑会留下某种证据,但最终并未阻拦,看着上面的名字,众说纷纭。
在拍摄中,令章梦奇印象最深的是村民们常常对同一个人的死因各有说法,“但我相信他们每个人的讲述,真相也许并不是我最终追寻的目的,重要的是去接触和让他们讲述,最后留下这些影像。”本报记者刘雯
吴文光
1956年出生于云南昆明,1974年中学毕业后到农村当“知识青年”务农;1982年毕业于云南大学中文系;之后当过老师、记者和编辑。1988年至今,作为自由职业者居住北京。
2005年,策划与组织村民影像计划,把摄像机交给农民,“尝试用自己的声音说话”。2010年,策划与组织民间记忆计划,启发学生和年轻的纪录片作者返回自己的村子,采访老人,纪录“三年饥饿”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