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 美不自美 因人而彰——叶朗先生的中国现代美学之路
叶朗,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现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名誉院长、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主任;同时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高等学校哲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兼高校美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市哲学会会长、全国政协常委。
叶朗,1938年10月出生于浙江衢州。1955年从浙江省衢州第一中学毕业后,第一志愿选择报考北京大学哲学系,成为北大哲学系55级学生,从而开启了自己浓墨重彩却又举重若轻的哲学人生。对于当初这一几乎给未来人生定了性的重大抉择,叶朗却爽朗一笑:中学生懂得什么是专业?之所以选择哲学系,只是因为毛主席的一句话: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综合。
那个时候中学生考大学,理科以北大物理系、文科以北大中文系为最高目标。少年叶朗则是文理俱佳,并无偏废,又看到毛主席的这句话,感觉做哲学一定学问很宽,也一定很有趣,便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
“美在意象”
“美学研究的全部内容,最后归结起来,就是引导人们去努力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使自己具有一种‘光风霁月’般的胸襟和气象,去追求一种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和更有情趣的人生。”
真正让叶朗对哲学,尤其是其中的“美学”感觉到发自内心的兴趣的,还要从50年代那场著名的美学大讨论谈起。50年代美学大讨论发端于对朱光潜先生的文艺思想和美学思想的批判。当时,《人民日报》、《文艺报》、《光明日报》、《新建设》等报刊连续发表美学讨论文章,真是盛况空前,蔡仪、黄药眠、吕荧、高尔泰、李泽厚等名字你方唱罢我登场,轮番刺激着人们的头脑与眼球。
当时的叶朗,和无数文科大学生一样,每日守着图书馆阅览室中的阅报栏,一见有美学讨论的新文章,便跑到学校邮局买来报纸一睹为快。
那是一场饕餮大餐,回忆起那一时期,叶朗认为正是那个“大块学术文章能上人民日报”的特殊年月点亮了他原本懵懂迷茫的前路,他从不知美学为何物,到视美学为学术人生的终身伴侣。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次大讨论,他开始重新认识邓以蜇、朱光潜、宗白华等“老先生”的价值。今日看来,当年对朱光潜的批判,带有“左”的教条主义的片面性,基本上抹煞了朱光潜在介绍西方美学、探索中西美学融合以及在美学基本理论的建设方面的贡献,更全盘否定了西方近现代美学的成就,导致中国美学与世界美学长期的历史脱节。
在改革开放以后的80年代,当时在中国风靡一时的尼采、弗洛依德等人,其实朱光潜先生早有研究介绍。所以,叶朗在此后一直强调,中国当代美学一定要从朱光潜“接着讲”。
1960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开全国之先,正式建立美学教研室。已确立了学术方向与目标的叶朗也在此时毕业留校,成为北大美学教研室七名初创成员之一。当时,刚刚翻译出版了黑格尔《美学》第一卷的朱光潜先生,专门为他们开了一门西方美学史的课程,叶朗聆听受教,终身不忘的是朱先生讲课时那一对炯炯发光,似乎能穿透一切的智慧眼眸。
“文革”开始后,由于没有机会亲眼见到朱先生,叶朗一方面牵挂先生的身体经受不住野蛮的折磨;另一方面也为先生被抄走的黑格尔《美学》第二卷、第三卷译稿的命运而担忧。
直到1975年,一天晚饭后,叶朗正在学校图书馆前的广场上散步,不想却与朱先生不期而遇。二人都为这次偶然的见面兴奋不已。叶朗一问先生身体,二问《美学》译稿下落,均得到了令人宽慰的答案。粉碎“四人帮”后不到三年,朱先生就整理出版了《美学》两大卷,向世人展示了其惊人的生命力与创造力。
80年代初期,朱先生连续出版了《谈美书简》与《美学拾穗集》,叶朗读后,撰写《美学研究和学风问题》一文,从法国画家米勒的名画《拾穗者》谈起,表达了对朱先生人生态度与学术追求的理解与支持。朱先生读后有感,特意给叶朗寄来一信,信中说:“近两年来见到的评介我的论著的文章有十多篇,您的这篇算是抓住要害,最中肯最得体的一篇。
所以我读到特别钦佩和高兴,特写几句话向您表示感谢!”此后,叶朗在撰写《中国小说美学》期间,也得到了朱先生的当面教诲。
朱先生在生命最后阶段,翻译40万字的维柯《新科学》,几乎耗尽了其全部的精力。一日,叶朗探望先生后,在脑海中浮现出青年画家张宏图的一幅题为《永恒》的油画。画中一位瘦小、黝黑的古代巨匠在完成霍去病墓前的巨型石虎雕刻后,精疲力竭,扑倒在自己所创作的这件伟大的艺术品面前。
生命力虽然就要在此刻耗尽了,但所创艺术的价值却永远光辉、鲜活。在叶朗心中,这就是朱先生一生献身美学的绝佳写照。
1986年3月2日,一个普通的周末。叶朗手捧自己刚刚出版的《中国美学史大纲》去看望朱先生。朱先生挪着缓慢的步子从屋中走出,在藤椅上坐下,双手抚摩着新书,笑容满面,显得十分欣慰。略谈一番后,叶朗怕影响先生休息,便嘱咐先生保重,告辞出来。朱先生一直送到门前,依依不舍。四日后的清晨,朱先生便驾鹤西游。留给叶朗的,是始终指引其向往更高人生价值与境界的不可磨灭的美学之光。
除了朱光潜先生,中国现当代美学史上的另一位大师宗白华也给予了叶朗不小的美学“正能量”。1962年,宗白华先生给哲学系的学生开了一门“中国美学史专题”课,美学教研室指派叶朗担任宗先生的助教,得以在宗先生身边,受到耳濡目染的熏陶、影响。
宗先生讲中国艺术,强调中国艺术是一个虚灵世界,是一个“永恒的灵的空间”,更指出中国艺术是“世界最心灵化的艺术,而同时又是自然的本身”。他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中国的工艺器物、艺术作品的虚灵化的一面,并且与《易》象相联系,更多地体验“器”的非物质化的一面。
这些都给叶朗留下很深的印象。那时,叶朗经常去到宗先生家中,就注意到宗先生书桌上摆着一尊唐代的菩萨坐像,神态安然,在微笑中透露着智慧与祥和,正仿佛宗先生为人,不卑不亢,怡然自得。
当年曾与其同吟《三叶集》的老友郭沫若与田汉,地位早已不可同往日而语。而宗先生却依然一介普通学者,穿一身棉衣,戴一护耳棉帽,背上一个小书包,挤着公共汽车进城听婺剧,看美术展。
他经常对叶朗说的一句话就是:研究美学之人,本身必须爱美,爱艺术。就像那座唐代菩萨像,宗先生甚是珍爱。南京沦陷之时,为保它平安,宗先生在花园深挖重埋,将其藏于地下,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又完璧掘出,供于书案。
出于对宗先生为人为学的熟悉认知,叶朗对宗先生的课堂把握准确,他替先生整理的讲课提纲,先生竟一字不改,照原样印发给学生。直到今天,叶朗仍然经常向他的学生强调美学必须处处指向人生。在他眼中,美学之门只会为那些能够真正用心感受美的人敞开,就像宗白华先生那样。
1986年,朱光潜和宗白华先后逝世。两位美学老人同年出生,同年去世,享年都是89岁。北大美学也以此为界,翻开了崭新的一页。2010年8月9日,第18届世界美学大会在北京大学隆重拉开帷幕,300多名来自世界各国的美学家与400多位国内学者齐聚燕南园,围绕“美学的多样性”展开研讨。
在会上,作为东道主,更作为北大美学新一代领航人的叶朗发表了重要演讲,提出了自己以“美在意象”为核心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由三个核心概念组成:意象、感兴、人生境界,其在理论上最大的特点就是重视“心”的作用,重视精神的价值。
叶朗指出,提出这一理论核心,并不仅仅是出于一种美学知识体系建设的需要,更重要的是突出审美与人生,审美与精神境界的提升和价值追求的密切联系。
美的本体之所以是“意象”,审美活动之所以是意象创造活动,就是因为它可以照亮人生,照亮人与万物一体的生活世界。“美学研究的全部内容,最后归结起来,就是引导人们去努力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使自己具有一种‘光风霁月’般的胸襟和气象,去追求一种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和更有情趣的人生。”
对于叶朗来说,“美在意象”的理论核心的提出,是对中国传统美学精神的继承,是从朱光潜、宗白华等前辈学者的理论成果“接着讲”的一种尝试,从传承接续的意义上来讲,更是对“老先生”们的一种回报。
从鲤鱼洲到燕南园
“停顿十年,一切又从何开始呢?当时我脑海中就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做一部中国的美学史。”
大学,应该是什么颜色的?
“玫瑰色,金黄色吧。”已年届七旬的叶朗这样回忆道,“但,那只是刚来北大上学的时候,那时真的很高兴,觉得生活就是一片阳光。”
后来呢?
“在‘文革’期间,前途茫然。有一次我在公共汽车站等汽车,看到两个年轻的女孩,是新华印刷厂的工人,她们正在兴高采烈地讨论五一劳动节要参加什么活动。我当时站在旁边就感觉非常羡慕她们,我心里想她们多好啊,而我们的精神负担太重了,我们的第一个错误就是上了大学,第二个错误是上了大学还读了文科,第三个错误是读了文科还选了哲学系,真是‘错上加错’了。”
据叶朗回忆,刚上大学的1955年,当时的社会风气还是很好的,当时号召向科学进军,同学们都是埋首做学问。但很快就风向突变,开始搞运动了。1957年“反右”,1958年“红专”辩论,1959年“反右倾”,紧接着便是如火如荼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北大哲学系全体师生在“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口号声中,下放京郊大兴县黄村劳动9个月。
那时的叶朗,属于思想严重“右倾”、走在“白专”道路上的问题青年,他已经失去了人生最黄金时代应有的快乐的感觉。一天,叶朗独自一人躲在宿舍里看书。系里一位老师突然推门而入,看见他坐在那儿看书,脸色顿时就变了,那神情仿佛是抓住了他正在偷东西一般。
此后的北大校园,酝酿着更大的灾难风暴:“文化大革命”开始,聂元梓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冯友兰、朱光潜、冯定、翦伯赞等大学者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翦伯赞夫妇双双惨死,桩桩件件直杵人心。在历经了无数次自我检讨之后,青年叶朗还是被归入需被横扫的“牛鬼蛇神”之列,成为了“系文革”(北大哲学系文化革命委员会)“牛鬼蛇神”小组中最年轻的成员。
据叶朗回忆,当时被编进这个小组的还有张岱年、周辅成、李世繁、黄枬森、朱伯昆、吴天敏、周先庚等人,“我们每周要有一二次劳动,我记得是在未名湖边的菜窖劳动,每次把菜窖里存储的大白菜倒一个位置,同时把掉下的烂菜叶子清扫干净。
当时我在这些人里边算是最年轻的,所以在劳动过程中,我常常说一些外面的新闻,并且穿插一些笑话,使我们的劳动增加一些快活的气氛。
张岱年先生好几次对我说:‘有你这样的年轻人和我们一起劳动,说说笑笑,使我们这些年岁大的人也很愉快。’我看得出,张先生确实真心喜欢我这个在当时那种大气候下还能保持某种幽默感的‘年轻人’。”
1969年10月,青年叶朗的身影裹挟在北京大学2000多教职员工的大部队中,出现在了江西鲤鱼洲。“当时北大和清华两个农场是隔壁,据说是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一个校长给我们找的地方,那个校长也是一个老干部,找了这么一个地方,就是在鄱阳湖上做一个堤坝,把这块地露出来围湖造田,然后我们就在湖底种水稻,如果堤坝一决口我们就全被淹了,没有一块石头,没有一颗树,水就是从鄱阳湖来的。”
叶朗所说的“这块地”就是1969年11月21日北京大学《教育革命通讯》第3期上报道的“我校近两千名教职工家属响应领袖毛主席‘要准备打仗’和‘教育要革命’的伟大号召,沿着‘五七’指示的光辉道路,于十月底奔赴教育革命第一线——江西北大试验农场”,这是一片血吸虫猖獗而被当地农民遗弃的荒原沼泽。
叶朗他们刚刚到达的时候,唯有先遣部队匆忙搭建的几座可以容纳200多人的大草棚,畸零突兀地屹立在荒原的中心,从此,这便是“五七战士”们“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之栖居地了。
谈起那让4000北大、清华两校教职工“魂牵梦绕”的鲤鱼洲岁月,叶朗提到当时中文系一位教师曾幽默地把它概括为“冷潮热风”四个字:“冷,就是冬天奇冷无比。潮,是春天三个月天天下雨,下雨的时候我们到地里去劳动,劳动的时候我们穿的裤子,当时也没有短裤,就是把长裤卷起来,都湿了。
劳动归来,回到我们自己搭的茅草屋里,里面很挤,很大的茅草房,隔成一间一间,我们把裤子挂在茅草房里面也干不了,连被子褥子也是湿的。偶尔有一天天晴了,当时我们的连队就宣布休息一天,大家把被子拿出去晒,结果还是湿乎乎的。
更可笑的是有些人的床铺下面居然都长满了蘑菇。热,就是夏天热,百叶箱里温度计达到43度,晚上根本睡不着,我们就把床搬到外面去,太热了。风是什么呢?那可不是一般的风,而是龙卷风。有一次龙卷风把清华农场用石头盖的房子都刮塌了,我们都去支援他们盖房子。”
鲤鱼洲的土质很特别,一下雨地面一层稀泥,稀泥下面却坚硬得像石头,不摔跤的人极为少见。三十多年以后的一天,叶朗和张岱年先生闲谈,两人说起“文革”中去鲤鱼洲劳动,仿佛还是昨天的事。张先生叹道:“是啊,那时候你还年轻,我记得有一次你摔了一跤,躺了两天就好了,可我摔了一跤,就整整痛了一百天。”
当时,没有人知道前路在哪,通向何方。耳边听得最多的就是“扎根”一词。叶朗记得,在一次大会上,“有一个中国哲学专业的研究生,年龄比我们大,要深挖自己的思想,剖析自己的心态,他就讲到有一天在报纸中缝发现一个小小豆腐块的文字,居然是关于学术方面的消息,当时的心里无比喜悦,就觉得这世上还是可能搞学术。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态。”
然而,转机终于还是出现了。1970年9月,北大本校和江西分校开始同时招收工农兵学员。一年后,清华、北大两校都从鲤鱼洲撤离。虽然“文化大革命”还在继续,教学还未实现正常化,但叶朗终于得以重返燕园,回归教师的本分。
从1966年“文革”开始,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十年间大学的教学和研究全部中断,陷于停滞。从鲤鱼洲重返燕园后,叶朗开始有意识地对自己的学术生涯与研究路线做一番承上启下的梳理。“文革”之前,作为北大美学教研室的年轻成员,叶朗的日常工作主要是参与美学教学资料的编选。
他编选的《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与于民合作)以及《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均在80年代初期得以整理出版,成为“文革”后我国美学教学工作者和研究工作者的重要参考资料。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开放的全新历史契机将学术研究也带入了一个黄金时代。积累已久的学术激情与研究热望终于得以释放,然而停顿十年,一切又从何开始呢?叶朗说,当时我脑海中就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做一部中国的美学史。
首先,他把发力点定位在了明清小说评点上。“当时我觉得明清小说评点,很多的东西我过去没有读过,就集中几个月时间每天跑图书馆。一般上午两个小时,下午两个小时,就一本一本阅读,边读边做笔记,几个月下来,我就发现里面确实有很多好的东西,但过去搞文学批评史的对其都是否定的态度。
比如,胡适、郑振铎、鲁迅这些大学者对金圣叹的小说评点都是否定的,认为毫无价值。解放以后大家又批判金圣叹是唯心主义、形式主义、反动文人等等,但我发现里面其实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小说评点是中国小说批评或者是小说美学的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为此,叶朗请教过朱光潜先生。朱先生认为:“把注意力集中到小说评点,很对。你这本书可以定名为《中国小说美学》,也可以定名为《小说评点研究》。”对于当时很多人热衷于搞中西美学比较研究,叶朗感到这些人既没有下工夫系统地研究中国美学,又没有下工夫系统地研究西方美学,却得出一系列中西美学的特点的结论,显得很轻率。
他向朱先生谈了他的看法,朱先生沉思了一会儿,回答:“我同意你的意见。我认为,我们现在搞中西美学的比较研究还不具备条件。
”针对叶朗提出当时某些美学文章故弄玄虚的“晦涩”与“深奥”,朱先生笑着说:“很简单,就是他自己根本没有搞清楚。自己搞清楚了,怎么会说不清楚!” 1982年,叶朗的《中国小说美学》问世,8万册很快销售一空。很多青年学生以及梁斌、萧乾等老作家均写信给叶朗,表示“这是一本自己很需要的书”,这让叶朗深感欣慰。
在经历了固步自封的十年之后,对于如何处理中西文化的碰撞、矛盾和融合的问题,叶朗一直在探索和思考。他读到宗白华先生刊登于1921年2月11日《时事新报·学灯》上的一封旧信,得到了极大的启示。宗白华先生说:“我以为中国将来的文化决不是把欧美文化搬了来就成功。
中国旧文化中实在有伟大优美的,万不可消灭。譬如中国的画,在世界中独辟蹊径,比较西洋画,其价值不易论定,到欧后才觉得。所以有许多中国人,到欧美后,反而‘顽固’了,我或者也是卷在此东西对流的潮流中,受了反流的影响了。
但是我实在极尊崇西洋的学术艺术,不过不复敢藐视中国的文化罢了。并且主张中国以后的文化发展,还是极力发挥中国民族文化的‘个性’,不专门模仿,模仿的东西是没有创造的结果的。
但是现在却是不可不借些西洋的血脉和精神来,使我们病体复苏。几十年内仍是以介绍西学为第一要务。”叶朗感到宗先生说得太好了。我们一方面要关注、学习西方的学术文化,另一方面要特别注重挖掘与彰显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与光彩。在这样一种观念的指导下,1985年,叶朗写就中国第一本美学通史《中国美学史大纲》,完成了自己生平一大夙愿。
此后,叶朗更一发不可收拾,在美学理论研究的大道上不断前行:《胸中之竹》、《欲罢不能》、《现代美学体系》、《美学原理》(《美在意象》)、《中国历代美学文库》(总主编),奠定了他在中国当代美学界的领军地位。
德国著名汉学家、波恩大学教授顾彬这样评价叶朗:“是他告诉我不应该从美来看中国文学,应该从意象、境界来看,这完全有道理。这不是说我不能用西方的方法来分析中国文学,但是如果我们也能够同时从中国美学来做研究工作的话,那显然就能够加深中国文学作品的深邃和深度。所以我们需要叶朗这类的学者,是他们告诉了我们中国美学和西方美学不一样。”
社会文明教养的践行者
“人文教养会深刻地影响到一个社会的治、乱、兴、衰,而且通过塑造一个民族的文化品格的文化精神,对这个民族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1999年北大新生开学典礼上,叶朗以《胸襟要宽,格局要大》为题给新生做了一个简短的讲话。他对新生们说:“我自己当了将近四十年的教师,有时会看到这样的同学,他学习很努力,人也聪明,但是他追求的东西很小,就是格局太小。
在这种时候,我就感到非常惋惜。因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格局小的人,绝对做不了大的学问,也绝对成不了大的事业。前两年我们哲学系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我给他们讲话,我说,我赠你们八个字:‘胸襟要宽,格局要大。’这八个字可以说是我当了四十年教师,特别是指导过近百名研究生而得到的一种体验。今天在座的同学刚刚跨入北大的校门,我也想用这八个字赠给你们:胸襟要宽,格局要大。”
“胸襟要宽,格局要大”这八字箴言,是叶朗生活和事业高度浓缩的结晶。1993年,叶朗担任了北大哲学系的系主任。1995年和1997年,他受命组建宗教学系和艺术学系,并兼任系主任。2006年,北大在艺术学系的基础上成立北大艺术学院,叶朗出任院长,直到2010年。
从1993年到2010年,叶朗在北大担任系主任和院长的时间长达18年。同时,还连续担任了第九届、十届全国政协的常委。这些社会工作和社会活动,使叶朗的眼界从哲学、美学扩大到整个人文学科领域和文化领域。他的工作重心,开始从美学研究扩展到社会文化领域。
从90年代中期开始,叶朗注意到,很多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已经成为重要的支柱产业。1999年,在叶朗的呼吁和提倡下,北大成立了文化产业研究所,2006年升格为北大文化产业研究院,在文化产业理论和政策研究、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成果斐然。
叶朗说,“我们有好的东西,问题是我们要去发现。”叶朗常举的一个例子是,“我在全国各地走,都想买那种真正代表当地特色的旅游纪念品,但是没有,花钱都买不到。你到青海看到的旅游纪念品,可能是从深圳运过去的。
之前他们有人做过统计,每年到北京旅游的旅客,花在旅游纪念品方面平均每个人是1块钱,我们旅游是干什么呢?就是收旅馆钱、门票,吃饭吃烤鸭什么的,其实一位外国朋友买一个有代表性的东西回去,摆在他们家里,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展示,中国的文化的发射台。
”他认为,中国文化要走出去,不仅需要对外宣传中国传统艺术,还要去研究它,发现它,把现有的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资源,这就是对文化的二次开发。
在实际的文化推广工作中,叶朗发现,文化的原创性需要有文化理论的支撑,而这正是中国当下社会所缺少的。在他看来,现在的人才问题被归结为掌握技术的问题,而事实上,人才首先是一个文化素质和文化品格的问题,归根到底,这是一个教养的问题,“人文教养会深刻地影响到一个社会的治、乱、兴、衰,而且通过塑造一个民族的文化品格的文化精神,对这个民族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现在社会上的很多弊病,都有迹可循,事出有因,而这个因就出在教养上面。
因此,叶朗反复强调要在学生中提倡阅读人文经典,要使年轻人明白,一个人要提高文化修养,打下做人、做学问的根底,必须精读人文经典著作。面对当下的年轻人被三四流著作和娱乐节目包围、禁锢的现状,叶朗十分担忧。
2012年6月,由叶朗精心选编的《文章选读》问世。这本书精选了古今中外、分门别类的大家文章,旨在通过这些文风简洁干净、既有学养又富情趣的文章,让读者体会到这些大师们的胸襟和高远平和的精神境界。
叶朗说,“我盼望他们借此启发,从此有意识地拓宽自己的胸襟、涵养自己的气象、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从而远离当下某些人传播的装腔作势、义瘠辞肥、自吹自擂、存心卖弄、艰深晦涩、空洞无物,以及武断、骄横、褊狭、刻薄、油滑、谩骂等低级趣味和鄙俗文风。
”不仅如此,他还把青春版《牡丹亭》引进北大,把传统戏曲、古典音乐、现代舞蹈、原生态表演、先锋话剧、音乐剧、芭蕾舞等多种“美育”类型带到燕园,更将李政道、吴良镛、沈鹏、欧阳中石、冯远、吴长江、李祥霆、王恩哥、饶毅等一批著名科学家、艺术家邀为座上宾,举办科学与艺术交融的“美学散步文化沙龙”。
在叶朗的美学世界中,人生的最高境界是过一种审美的人生、有情趣的人生,而这正是走过了青春年少、风风雨雨之后,叶朗所拥有的生活状态:在他身上,美回归为一种生活方式,简单而纯粹。
本文根据《传记文学》2013年1月刊《中国思想肖像——叶朗》专题中的文章内容整理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