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榕叶剑英 邓榕: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没和叶剑英密谈解决四人帮

关于邓小平1976年在被软禁时"失踪"去见叶剑英这一传说的由来,《邓小平在1976》中虽未说明,但该书提到,由范硕撰写的《叶剑英在1976》中写到过:"这一天,邓小平选择了一个最佳时间,以‘上街看看’为名,冒着极大风险,悄悄来到小翔风叶帅的住所……对斗争形势的发展和如何解决‘四人帮’问题交换了看法。

"《邓小平在1976》一书中还提到:"据多年跟随叶剑英的一位秘书在撰写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说:‘那天,邓小平离开小翔风时,手中握着一张九月十六日刊有两报一刊社论的《人民日报》。’"

从以上两个"故事"的来龙去脉,可以看出,一些报刊书籍大致就是这样传来抄去、相互引用的。由于没有更进一步的说明,这些"故事"便会以讹传讹,以似真而又非真的面目为人们接受,并为各撰书撰文之人广为引用。

写历史人物,有传记、人物纪实乃至传记体小说等等多种形式。一般来讲,传记作品,应严肃严谨和紧循史实。其他文学形式的作品或可演义发挥,但也应有一定的尺度,以不掉基本史实和人物的本貌。现在,一些传记或历史题材(特指现代的和人物的)作品,往往混淆不清,似传记而又非传记,似小说而又非小说。

有的则把凡与主题有关的材料统统搜集进来,成了故事材料大汇编,且往往注明,本书材料翔实、经过某某专家或权威部门审定云云。在"天下文章一大抄"的前题下,你抄我,我抄你,抄来抄去内容雷同都还没什么关系,一些根本不是历史真实的"故事"、"演义"等等,经这反反复复的传抄,有时竟然因为广为人知而为人误认为史实。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编写人物对话。在一些差不多可以算是正式传记的作品中,通常可以见到一些人物对话,作者的用意是为了丰富内容,增加可读性,但其中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对话、一些重要历史场合的对话、甚至一些绝不会为外人所知的私人对话的出现,会令人在阅读或引用时产生困惑。

在传记体小说中,编写人物对话是可以的,但有些对话编得不好或不恰当,就会违背人物的本质。这里仅举一例。在《邓小平的历程》一书中,有一章《我可不是那种两面派的人》,其中描写1961年第二次庐山会议时,卓琳因担心邓小平步彭德怀的后尘,劝邓小平讲话不要太直。

作者的本意是想描写邓小平耿直的个性,但绝不能为了描写邓小平的需要而不实地描写了卓琳。第一,在我们党的生活中,历来有严格的保密规定,开什么会,会议什么内容,不得告诉他人,包括夫人在内;第二,即使卓琳知道了,也决不会这样劝邓小平。

卓琳与邓小平不仅是夫妻,更是政治上志同道合的典范。在几乎所有重大政治问题上,包括面对大的政治冲击,卓琳对邓小平的支持始终不渝,绝不会劝其妥协。

上述文章中所编撰的,既不符合历史事实,又不符合人物的本质。作者的本意是好的,但在处理这样题材的问题上,即使是小说一类的文艺作品,创作、发挥时都应切记注意把握人物本质和政治尺度。

需要提及的是,收有此文及前述有关邓小平与叶剑英1976年见面一文的《邓小平的历程》一书,在醒目的封底写明:"书中的材料均经有关人士精心编审,具有准确性、可靠性。本书集历史资料、文学纪实于一体,并有不少鲜为人知的事实披露于书中……"。

的确,《邓小平的历程》是一本编辑得很好的、可读性很强的书,拥有许多读者。但是,我个人认为,越是重要的书,越是拥有广大读者的书,越应把握准确。凡写史和写历史人物,均离不开引用和借鉴。鉴于现在一些著作中存在个别误差,建议有志于此的人在引用时,多注意一下引文的出处和准确性。

本来致信贵报仅为澄清一些史实,不想话一说开就远了,还请见谅。另外本文对传记文学作品提出一些看法,也只是希望更多更好的各类形式的传记文学作品问世。毕竟,我们中国的历史,应由我们中国人自己来写;我们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人物风貌,也应由我们中国人自己来描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