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荫杭杨荫浏 杨绛的父亲杨荫杭:京师高等检察厅检察长

杨荫杭,曾经担任北洋政府时期京师检察厅的检察长。京师检察厅的检察长,是个什么概念?大概就是民国时期京师(北京)检察系统的“一把手”。北京近代的检察制度是从1905年清末酝酿开始的,旧中国的北京检察制度历经坎坷,不健全的检察制度在战乱、灾荒、政权更迭等剧烈社会动荡中勉强维持。

北洋政府期间,内阁更迭频繁,京师检察厅的检察长也频繁更换,在此期间,京师高等检察厅先后任命了十二位检察长,京师地方检察厅先后任命了十六位检察长。而杨荫杭,既当过京师高等检察厅的检察长,也当过京师地方检察厅的检察长。

对此事,我查阅了《北京志·政法卷·检察志》,从中翻找到京师高等检察厅和地方检察厅历任长官一览表,其中记载,杨荫杭从1915年2月开始接任高等检察厅检察长一职,1918年还担任过京师地方检察厅检察长,直至1919年10月京师高等检察厅检察长由尹朝桢接任、京师地方检察厅厅长由翁敬堂接任。

至于杨荫杭是杨绛先生的父亲一事,我最早知道还是六、七年前的事儿,大概是2010年的这个时候。当时,研究室按照惯例召开处务会上,在汇报近期工作计划的时候,史志组的负责人老宋说:应当争取时间去拜访一下杨绛先生,她父亲曾经是京师检察厅的检察长。

老宋说,《北京志·政法卷·检察志》中关于杨荫杭的资料不多,也是看到杨绛先生写的那篇《回忆我的父亲》文章,有相关事情的叙述才将杨绛、杨荫杭和京师检察厅检察长挂起钩来。

后来,在2010年9月9日上午10时许,我的几位同事通过月坛派出所的管片民警王警官成功联系到杨绛先生,并到南沙沟小区先生家中进行了拜访。同事含序说:“虚寿百岁的先生纤弱小巧,面相和善。她虽然有点耳背,语言表达却条理清晰。

”同事张姐(研究室的内勤,已退休)说“当年,杨先生告诉我们,虚岁100岁。”我不太懂史志的编写,不过觉得,进行必要的访问和史料固定应当是检察志编写的重要功课。而对一个百岁老人的采访,意义深远。

史志组同事在拜访杨绛先生时,问了她一些关于杨荫杭检察长的事儿。同事含序对当时的情况做了一个简要记录,记录中写道“先生回忆了父亲杨荫杭从京师检察署去官缘由、办公地址、月薪(三百大洋,后期多以券代,不够支撑全家生活)等。

提供了杨父晚年照片、《老圃遗文集》前言、简历等。特别是辨认出《北京志·检察志》所收录北洋政府时期检察官图片就是摄自穿制度的父亲”。含序说:“杨绛先生家室内如各种文章中所说的:异常简朴。书柜上方摆放着钱先生父女遗像。”

专访的过程,也录了视频,时长约30分钟。因为要确证几处细节,我专门从含序那里借来视频看。视频中的杨绛先生,谈吐清晰。当谈到杨荫杭去职京师检察厅检察长的时候,杨绛先生说“那个时候,我才七岁,我还小着呢”。

杨绛先生整理的《老圃遗文集》一书附录二——声辩中之高检长惩戒案,也有当年刊登在《申报》上的《司法部呈文》和《杨荫杭抗辩书》等文件。杨绛先生说:“是那个司法部长说他不对,他就辩‘我怎么不对’?一、二、三、四……驳了十二条。

他为自己辩护,我没有做错这件事。他说底下(和手下一起办案子的人)也说,都是你在袒护,我这个案子办不下去,因为我在调查这个案子的时候你停了我的职。”其实在先生那篇《回忆我的父亲》的文章中也有一些描写,就是那个有名的因拘捕交通部许世英总长而受到停职审查惩戒的公案。

《北京志·政法卷·检察志》中也有一些记载。杨绛先生说:“他做官一次一次都是顶牛,爸爸在北京又顶牛了(调来北京就是因为从江苏调到杭州后和省长、督军顶牛,他讲我们民主法治不受你们的约束,你管不了我),被停职爸爸生气了就辞职了,没有批准就走。

”杨绛先生这个时候很激动的说,“在走的时候送别的人是一大片(不是一群人,是一大片),我觉得我爸爸很神气。”这些文字资料相与佐证,加上杨绛先生的口述,可以最大限度呈现真实的历史,呈现真实的杨荫杭检察长。

守正不阿,以气节相尚,乃民国初期检察官精神的体现。『……查检察官职司搏击,以疾恶如仇为天职。昔哲有言:见不仁者诛之,如鹰鹳之逐鸟雀。此诚检察官应守之格言。因检察官本不以涵养为容忍为能事也』从杨荫杭检察长的申诉书这句话足以感喟京师检察前辈的气节,并为之折服。其实,秉公执法的品格,也应是当代司法官所应追求的品格。

经过司法官惩戒委员会调查,认为杨荫杭在拘捕许世英一案中并未违背职务、不予惩戒,而在停职审查后第三天,司法部即下令恢复杨荫杭检察长的职务。而,1918年杨荫杭从京师高等检察厅检察长任上到京师地方检察厅是否也与此事有关,我没有看到相关资料。或者,历史总是缺失的,一些细节已经淹没在故纸堆中,或者已经在时光中湮灭。不过还好,我们总能在问题中去寻找线索,而在探求中又总能获得很多有趣的答案或者资料。

在《北京志·政法卷·检察志》的彩页中,有一张北洋政府时期京师检察官的照片,没有注明是谁,据说在北京检察志编写的时候并不确证是谁。我对于民国初期的服制没有研究,总感觉这身法袍很像现在的博士服,也不知道设计初衷为何。有朋友说,这样的法袍穿起来,气场很大。难道说,气场打造威严?还有一位朋友说,博士代表在某专业方向的精深程度,这个和法律人职业化、专业化的改革方向不谋而合。这样解释倒是颇为有趣,姑且信了。

听同事老宋说,去拜访杨绛先生的时候他带了一本北京检察志,杨先生在翻看检察志时翻到这张照片,辨认出这就是先生的父亲杨荫杭检察长。这张照片,可能是唯一一张保存着的杨荫杭检察长穿着法袍的照片了,连杨绛先生都没有。

老宋说,杨绛先生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很激动。从访问视频看,在老宋给杨绛先生看北京检察志的时候,她说:“我看的清楚,我的眼睛是1.0”。杨绛先生在辨认出照片里的人是自己的父亲后,多次表示“我很得意,我帮你们认出了我的父亲“,先生也表示”这张照片寄给我一张我也要。”这也算是史志组拜访杨绛先生一个意外收获吧。后来,老宋专门把这张照片进行了翻洗,并委托杨先生住所地的管片民警王警官送给了杨绛先生。

关于京师检察厅的办公地址,杨绛先生说:“钟书生病的时候,我走路还路过过那里,我跟他说:那里就是爸爸工作过的地方。”杨先生说,“我还记得那里,房子还在,只是最近几年生病了,不再出门,现在房子还在不在就不知道了。

”杨先生还幽默地说:“你们很运气,我还健在。不过医生现在已经不许我下楼了。”具体的地方和房子的特征,杨先生说不清楚,不过她所说的在最高法院附近和有个广场,到京师检察厅有一级一级台阶,以及是在广场的右手边,从这些信息来分析我隐约感到似乎都是在讲我们检察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的办公地——东城区东交民巷39号院。

说实话,对于东交民巷39号院的历史我并不十分清楚,又也许只是我自己作为检察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的副秘书长正在做一些具体工作而神经敏感。

杨绛先生整理的《老圃遗文集》一书出版之前,曾在《人民政协报》(1994年1月1日)上发表过一篇《<老圃遗文集>前言》。杨绛将这份剪报和一张杨荫杭检察长老年时的一寸照片,在我们部门的史志组同事去拜访的时候,提供给了他们(据说还有几本签名书,我知道的时候已经没有了)。

我从同事那里找到了这张剪报(上图),剪报上还有杨绛先生的亲笔附记,剪报被划去的部分是杨绛先生亲自划去的,这份原件应该很有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

史志工作经常是默默无闻的,从故纸堆中找出有用的东西,先加法再减法,前期有大量的调查工作和资料收集工作,而且还要考虑长远,及时抢救史料,将劲儿用在关键处,在记录真实、准确史实方面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一个同事评价说,这是在平凡的岗位上演绎英雄传奇,信然,附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