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昌的家人 徐永昌谈解放战争:中共的好炮射手都是俄国人
9月17日下午1时,徐永昌、马鸿宾一行飞抵包头,傅作义、邓宝珊、董其武、孙兰峰等机场迎候。徐记载:“午饭饭后与宜生畅谈。余谓今年一月间,若听余言来绥,何至在平受数月闷气。”徐首先与傅谈闷气,也就是首先挑逗傅的情绪。
此招果然奏效,“谈话间宜生突发议论,以为凡做首领的皆非好人,好人就做不了首领。并及共产党首领尤其没有好人,他们最专治,不令任何人有自由。过去若干倾心于共党者渐有觉悟”。顺着觉悟这个话题,傅接着发表议论,徐记载:“渠之长女在乎津亦是有名的作家,在共方每延誉,渠在家里则嫌其不前进。
渠语女,以对汝只有义务并不要权利,以后各行其是,某纵然死去,亦不要你收埋。”傅之长女即傅冬菊,中共地下党员。
以上所言无非是些气话,徐傅二人远道相会当然不是为解闷气,不过解解闷气,二人也就有了沟通的基础。晚饭后二人再谈,傅“颇询国军能否守住广州,美援为何”。傅并建言:“若能努力轰炸解放区各大城市的电力厂,则一切大小工业停顿,必能使全体工人发生反共作用。强似无目的滥炸,徒生人民反感多矣。”
不难看出,傅的话题已由气话转入实质问题。傅提出广州能否守住和美援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美援的程度决定广州能否守住。这是傅在摸对方的底,揣测广州的气数是否将尽。傅献上了一个颇为厉害的轰炸电厂之策,但并未亮出自己的底牌,即绥军与其个人的去向。而徐主要是听,也不急于表明意见。头一天的谈话二人都是在观察对方。
9月18日,徐记载:“早间张庆恩来,转来蒋先生致宜生电,略云二十五年西安事变后,余若不听共匪甘言爱国抗日对外等等,国家不致受了其后的大祸,所以宜生切勿再受共党险恶的欺骗云云。”如前所述,蒋对于傅之返绥“不存奢望”,徐亦然,蒋电的到来无非是尽力争取。但既然蒋有意争取,徐永昌此行的任务也就明确起来,即策反傅作义。
傅作义并不看重蒋电,因为蒋电不能解决实质问题。在18日的谈话中,傅再度向徐提出美援问题,徐答:“很有希望。”仅此一句敷衍而空泛的答复,实际上说明了美援并无多大希望。于是傅将话题扯开,说道:“美国人帮我们一分,必宣扬成十分,苏联帮中共总在暗处努力。
如现在中共好的炮射手,都是俄国人,彼等不但穿中国衣服,并且也不进城,不似美国人,每须为之开辟跳舞场。”徐答,“有无阴谋亦即在此。”不过,有无阴谋并不能说明美援有无希望。此后,傅再也不提广州能否守住一类话题,因为他对美援的情况已经心中有数。
接下来傅作义提出一个全局性问题:“美苏战争看来亦不会远。”所谓美苏战争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个问题的内涵在于,它一直被国民党视为挽回败局的契机。既然傅有此判断,沉闷的对话开始活跃起来。徐说:“所以吾人无论现在军事如何失败,但正在改进,以待国际情势之好转。
”在这个虚构的情势好转的基础上,徐继而要求:“在我看绥远仍须走我从前对董其武所说的路线,蒋先生许以川北为绥军根据地,并指挥西北各军。能开川、陕、甘边界固好,即先开河西,亦令西北各军悉受节制。”
至此,徐明确提出对绥军和傅的要求,徐首先亮出了此行的底牌。然而,话题一旦涉及绥军西走这个实质问题,傅便不再跟进,冷漠地回答:“绥军开不动,也不能指挥他人。”这就是说,尽管傅判断美苏战争不会太远,但在战争发生前,傅并不会轻易上钩,再度与蒋捆在一起,而是特意与蒋之间留出一定的距离。
就在徐傅交谈之间,绥远起义通电的签字仪式于18日上午举行。徐当即得知:“此间旅长以上十之九均已签名拥护傅宜生二月(按:应为一月)间和平主张,诋毁政府,赞成共党之宣言,一俟全体签名,即行发表……此其内心趋向可知矣。”根据签字仪式的举行,徐永昌判断已经探到傅的“内心趋向”。其实,徐远未探到傅那个深不可测的底。
9月19日是徐在绥远的最后一天,傅作义特意安排在此一刻向徐最终亮出了全部底牌。徐记载:“九时许宜生来,谓此地不能谈话,乃偕过渠处。”此前的谈话均在徐处,这一回所以变更地点,因为这将是傅真正的交底。易地之后,傅“秘谓:今日绥军‘守’力量不够,‘攻’势更不济,‘走’官有二万眷属,毫无安置。
尤其大部分士兵为绥远人,一时难于开动。自己一人南去无用,亦复无聊。即使蒋先生叫我指挥别人军队,人家对我亦无信心。所以现在必须与共党联合,以求生存”。
徐永昌前一日提出绥军西撤并由傅节制西北各军,被傅拒之,但傅当时未说明理由,以上关于“守”、“攻”、“走”的结论,就是对徐的解释。然而问题的核心并不在此,而在“与共党联合,以求生存”。生存的意图何在,这才是傅的底牌。
接下来傅揭开了这个谜底。他说:“经过一个时期的整理军队,以配合人民的支持,假定某一时期中共以兵压迫时,彼时利用官兵心理却可打出去。今日对蒋先生须求有效果的途径,如系维持现状,绝无生存之理。以联共求得时间,而以革命求进展,利用合作农场,半年数月间可增至二十万人。
明年三、四月间将为中共最痛苦之时期,其最重要因素仍在经济,中共绝不能成功。简言之,领导人物大多数皆是坏人。等等。最后结论,中共可能失败”,“(渠)要扩展实力,即是将可用干部放入农村。”
傅将中共最痛苦的时期判定为1950年三四月间,这是指中共难以渡过这年的春荒。而利用合作农场,将干部放入农村,此即傅之底牌。傅早年担任绥远省主席时,欣赏梁漱溟等人的乡村建设学说,在绥远推行过教育、生产、武装三位一体的农村制度,即教、养、卫制度。
傅所称利用合作农场,就是寓兵于农的意思。傅的计划是,一旦中共遭遇困境,而傅又赢得发展时间,届时便可“打出去”了。这就是“与共党联合,以求生存”的意图。随着这个计划的披露,傅向徐亮出了底。
经过上述解释与交底,最后,傅作义以一段对蒋的感情色彩颇为浓厚的表态作为此番陈述的结束。傅说:“蒋先生权当认错了人,权当傅某力量投了敌,但最后必要发生一个大报答。蒋先生此时尽可宣传傅某之罪恶,只要蒋先生知道傅作义的心。
此事做下去可能为中共杀害,但并未希望蒋先生为之昭雪。盼望好友之来如此之切,亦并非要好友为之保证,乃是要一二人知道中华民国胜利因素中仍有傅作义一员。傅作义必有轰轰烈烈之功绩以报国家,以报蒋先生,不然有死而已。
”据徐记载,傅“言下痛哭,且谓不想作了如此错事,对不起人”。好友指徐。此番陈述解开了这样一个谜底:绥远起义之际,傅作义为什么一定要留出一个时间差与徐相晤?说到底,就是为自己预留后路,一旦政局生变,有人为其作证。
大概为傅之“痛哭”所感染,徐不无动情地说:“想不到你要走此艰难之途径。”不过徐的话题立即回到其使命上来,徐说:“中共军队南下成功,到某阶段必以余力向绥军压迫与清算,还不如此时带走,总可得两三万劲旅。”然而话题一旦至此,傅又缩了回去,以种种理由推之。这就是说,在对蒋的态度上,傅之所做与其所说,并非表现为零距离。
作为对蒋正式的政治交待,谈话之后,傅向徐递交了一份上蒋呈文。这是傅作义就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党建等等问题,向蒋提交的一份全面的献策。呈文分为“(中)共可能失败的条件”、“相持阶段之形成”、“我们的做法”三个部分。
关于中共可能失败的条件,傅着重指出中共的几个弱点:“外交孤立”:“经济贫困、食粮发生不足”:“军队前进太快,后方空虚”。关于相持阶段的形成,傅重点建议:“封锁,疲困经济”:“轰炸电厂,以扰其人心”:“沿海交互登陆,以分散敌兵力”;同时建议侧重宣传中共“出卖国家民族”。关于“我们的做法”,这是一个重建国民党的意见,核心是“我们应认识我们已经失败,应重新革命、重新复兴”。
归纳起来,傅对徐的交底以及上蒋呈文,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都是一个要做蒋的孤臣孽子的表态。
如前所述,傅作义在7月14日呈毛泽东的上书中,称蒋、阎卖国,幻想第三次世界大战,封锁海口、滥炸人民,没有希望等等。而在9月19日呈蒋的上书以及与徐永昌的一系列谈话中,则称中共卖国,美苏战争不会远,建议封锁、轰炸电厂,并称中共不能成功等等。将两者联系起来,可以看到一些甚为相近的词句,但问题的对象完全不同。
据王克俊记载,绥远起义通电的签字仪式于9月18日上午举行,但孙兰峰并未签字。董其武与孙兰峰为绥远的两位军政头面人物,董在起义问题上态度鲜明,而孙则不甚明朗,称病住进医院。如果孙不签字,绥远起义便不是圆满的。
为此,傅作义抵绥后对孙做了反复的动员。傅说:“共产党是以人民的利益为基础……从北平和平解放到现在,事实证明我们是做对啦!路是走对啦!”可以肯定,傅的劝说是孙最终签字的重要原因,但同样可以肯定,这并非惟一的原因。
孙兰峰对其住院一事有这样的说明:“徐永昌和傅先生见面之后,还表示要同我见面。我为了不使傅先生对我产生怀疑,我决定不和徐永昌见面,就装病住进医院,对外任何人都不见。”总之,不容置疑地将徐拒之。然而不幸,徐永昌披露了与孙的秘密会见。
9月18日下午,徐永昌胃病复发,一度昏迷,一时间来客均不能见。是日,徐在日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当晚“十一时孙兰峰再来”,“再来”说明孙此前已来过,因徐病未能相晤。此次,孙对徐说:“宜生现在迫其签字,避走不得,并言此时屈从,将来必可对国家发挥力量。”在孙做了这番与傅作义大意相同的陈述之后,徐永昌的表态是“许之”。
这就是说,孙兰峰见过徐永昌,是瞒过了傅作义与董其武。“许之”,指孙参加起义一事得到徐的批准。据王克俊记载:“十九日凌晨,孙兰峰终于在最后的关键时刻,幡然觉悟,给傅先生打来电话,表示愿意参加起义。清晨,傅派我带着通电文件到孙住处让他签字。”上述记载表明,孙所以于19日凌晨“幡然觉悟”,原因是他已于18日深夜得到徐的“许之”。
孙从未做过徐的部属,其行事无须征得徐“许之”,所以多此一举,说到底,就是为自己留条后路。从徐永昌前面的记载看,傅作义邀徐会晤的电文多由孙兰峰经手,而不是董其武,因此孙大体上可以揣摩到傅的此番用意,故而做出了一个与傅大致相同的两手安排。
徐永昌忽病,引起傅作义的不安。19日上午傅与徐深谈之后,对邓宝珊说:“次辰(徐永昌的号)病了,要呆在这里不走。他不走,我们不能起义,不是耽误了我们的大事吗?”可见,傅上午在徐面前“痛哭”之后,中午即设法如何将徐快速送走。董其武记载,傅与邓商定由邓出面见徐,邓故意要求徐留下来领衔起义,徐见不妙决定立即离绥。
邓徐谈话时董并不在场,从徐永昌的记载中没有看到董其武描述的那些话,不过邓的确说了些不甚好听的话。徐记载,邓来后“一再劝余辞职务。并谓你的身体不堪再劳苦下去,政府已不可救药,徒自摧残自己,于事无益”等等。邓同时也说了些解释性的话:“三户亡秦已非其时,奈何。”这是对绥远起义的解释。
结果是,徐永昌于19日下午2时飞离包头,而绥远起义通电则于4时发表。
现在,将9月19日在绥远发生的事串联起来,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过程:清晨,孙兰峰签字之后,起义通电的签字手续圆满完成;上午,傅与徐深谈,亮出了寓兵于农的底牌,并递交了一份全面献计献策的上蒋呈文,至此,傅完成了对国民党的政治交代;中午,由邓宝珊出面将徐赶走;下午,徐于2时飞离,绥远起义通电于4时发表,至此,傅完成了对共产党的政治交代;当晚,傅、邓等登车启程返回北平。
傅作义一日之内一并完成对国共两方的政治交待,并且整个安排策划周密,对于国共均无破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