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辉军阀 大军阀刘湘与刘文辉同宗的刘笃君烈士被捕始末
据田一平说,1937年郭秉毅曾拿一封毛泽东的亲笔信给他看,信是写给刘湘的,说延安想办一个图书馆,希望刘湘帮助。经刘湘部下省财政厅长、川康绥署经理处长等商议后,决定送给延安1万元(当时是不少的一笔钱),刘湘却说:1万元未免太小气了,既然我们要同人家合作嘛,就得出点力,立即批了"帮助五万元"。
抗战爆发后,党派罗世文回川,作为与刘湘联系的党代表,刘湘则指定郭秉毅、高兴亚、张斯可3人同罗世文具体联系,还聘请罗世文为顾问,并在学员队里任教官。后来党又改派李一氓为党代表与刘湘联系。刘湘去世后,继任武德励进会会长的潘文华与中共党组织的友好关系仍在继续……
列举以上事例是为了说明作为刘湘、刘文辉家族成员的刘家言,由王干青带领去延安后,何以又能用公开的中共党员身份回川开展活动。当然,1943年国共合作已经不比抗战初期,其间经历了皖南事变,中共党员处境较为艰险,被迫采取隐蔽的地下斗争形式。但刘家言回川时中共党员身份还是公开的。
因追求进步而并肩携手
刘家言的未婚妻张坤璧,出生于一个破落的大户人家,从小具有鲜明的叛逆性格,上中学时她随几位进步教师接受了新思想。其中一位老师陈于彤,是南方局董必武与川西地下党之间的联络人,后来还曾担任董老秘书。张坤璧说:
当时我在四川省立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抗战期间省女师疏散到彭县。在学校我表现很活跃,追求进步。陈于彤同志在省女师教政治课,他的妻子黄纪也在那里。陈于彤经常和我交谈,指导我们排练话剧《屈原》。抗战胜利前夕,大家很兴奋,陈于彤却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也许另一场战斗又要开始了。
我家在什邡县,要去彭县,成都是必经之地。我的姨妈在成都,因此,每当寒暑假,我若是不回什邡,就去成都姨妈家居住。1943年,我姨妈租住了槐树街24号公馆的外厢房,那就是刘家言的家,是一座很大的花园公馆。1943年假期,我到了刘家,见他家人来人往非常热闹,隐约听说他们打算去将军衙门的看守所劫狱,我想这些人很有实力,敢和当局作对。
我在这里认识了刘家言,他个子不高,20多岁(比我大5岁)。最初我没怎么注意他。当时我是一心追求进步的学生,对刘家言这类富家子弟没有什么好印象。直到有一天我在祠堂街《新华日报》办事处买《新华日报》,回家的路上刘家言跟随着我,到了隐蔽处,他才低声告诉我说:"你这样做太危险,不能公开去买《新华日报》,如果需要,我可以直接提供给你。
"叮嘱我应该如何做,注意些什么等等。这件事改变了我对他的看法。这就是我和他的最初接触。
以后我们开始交往,他问我读过什么书,给我讲解当时的政治时局。在接触与交谈中,彼此加深了了解,建立了信任,我也逐步了解到他不仅仅是在追求进步,而是去过延安、读过抗大的中共党员,至此对他印象彻底改变,为他追求民主正义、反对国民党专制的热情所吸引,参加了他领导的许多充满危险的活动。然后我们建立恋爱关系,到下一个假期,正式举行订婚仪式,准备我毕业后就结婚。
因为我是进步活动的积极参加者,所以刘家言在一定范围内将一些党内情况告诉我。他利用刘家望族的众多社会关系,在党内发挥着联络掩护的作用。四川党的领导人之一李止舟(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重庆市委秘书长)曾经也住在槐树街,与刘家言是邻居,大邑县许多党员关系都由刘家言介绍给李止舟和马识途等同志。刘家言与当年四川地下党的张黎群、李维嘉、杨景凡等同志也都很熟悉。
1944年上半年,刘家言突然来彭山的学校找我,说因傅承基叛变,他已不能公开露面,必须转入地下工作,要我毕业后也暂不要公开工作。临走,约定假期返蓉后与他联系的办法。暑假,我返蓉并按前面约定的办法,通过成都民众日报馆罗启维同志找到他。
不久,经刘家言安排,我以患肺结核病为由,住进成都青羊宫附近拱背桥的一家私人办的肺结核医院,一直住到抗战胜利,这里也就成为刘家言的联络点,川西地下党的华健等同志经常来这里接头。
投入"大有字号"为武装斗争筹划经费
1945年抗战胜利时,刘家言经杨景凡介绍与胡春浦认识,彼此都知道对方是中共党员。胡春浦在彭山开办"向峨煤厂",为了销售煤碳,在成都祠堂街开设了"向峨煤厂办事处"。此后刘家言进入这个煤厂办事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