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富贤的账号 易富贤:从人口角度看大城市的危机——人口视角下的雄安新区
纽约、东京的人口数据是采纳官方预测。假设2017年后北京、上海的人口不再流入、流出,生育率稳定在1.0。
2010年北京、上海的人口结构非常"拉风",20-49岁青壮年劳动力占总人口的60%、56%,而纽约、东京都只有46%。但是2040年,北京、上海的20-49岁人口占比只有28%、23%,而纽约、东京还有44%、32%。也就是说,今后北京、上海的经济活力连东京都不如,更是远低于纽约、伦敦、巴黎。
现在的外来年轻人给北京注入了"生机",很多将在此终老,今后却可能成为"危机"。北京、上海的65岁以上老人将从2015年的231万、309万增加到2050年的791万、907万。全国、北京、上海的20-64岁劳动力与65岁以上老人之比将从2010年的7.
6、8.9、7.6降至2030年的3.4、2.9、2.4,再降至2050年的1.7、1.2、1.0。今后北京、上海的老龄化比全国更严重。妇女长寿6-7岁,将是老龄化的最大受害者。
外来人口不断流入,就像堰塞湖的水位不断抬升一样,今后随时有崩堤的风险,将出现治理危机。
四、上海、北京面临人口拐点
过去的实际人口一直超前于规划,比如北京1993年的规划是2010年人口要控制在1250万人以内;但是2010年实际人口达到1962万人。
现在的新规划是,北京的人口在2020年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然后长期稳定在2300万人左右;上海的人口到2040年控制在2500万人左右。其实今后的实际人口将低于规划。2015年、2016年上海的外来人口连续两年负增长,2016年北京也开始负增长,有人认为是政策所致。其实即便是没有政策调控,上海、北京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也在下降,原因如下:
首先,人口结构比全国要老,经济活力低于全国。2015年上海常住人口的中位年龄比全国要高2.3岁了。北京的中位年龄也将在2018年开始高于全国。这在国际大城市中应该算是绝无仅有。
国际大城市的生育率只略低于全国,然后靠吸引少来外来年轻人口使得中位年龄低于全国、经济活力高于全国,从而长期保持吸引外来年轻人口的能力。比如2011年英国的生育率为1.91,伦敦为1.84。2010年美国的生育率为1.93,纽约市为1.81。2010年美国、英国、日本全国的的中位年龄为37岁、40岁、45岁,而纽约、伦敦、东京分别只有35岁、34岁、42岁。
第二,上海、北京的经济优势下降。区域发展不平衡是人口流动的动力,而区域均衡化发展是趋势。比如以前纽约州的人均GDP远高于全国,吸引人口流入;1930年后人均GDP相对优势不断下降,吸引人口的能力也下降。纽约州的人均GDP与全国的比例,从1930年的168%降至1950年的122%;而密西西比、南卡州却从1930年的32%、38%,升至1950年的51%、62%,再升至1980年的70%、78%。
1980年上海、北京的人均GDP是全国的6.1、3.4倍,2002年是全国的3.6、3.3倍,对外地人口有强大的吸引力。而2005年湖南、四川、安徽、贵州的人均GDP只是全国的66%、59%、57%、34%,人们千里迢迢也要到大城市讨生活。
但是2016年,上海、北京的人均GDP只是全国的2.0、2.0倍了,还将继续下降;而湖南、四川、安徽、贵州的人均GDP已升至全国的83%、72%、71%、60%,还将提升。收入差距在缩小,考虑到路费和骨肉分离的精神成本等,中西部很多人就选择留在家乡。
上海的外来人口来自安徽的比例最高,2003年上海的人均GDP是安徽的6.0倍,但是2016年只是安徽的2.9倍了。上海对安徽劳动力的吸引力也在下降。
第三,全国的生育率从1990年的2.3下降到2000年的1.22、2010年的1.18、2015年的1.05,意味着可流动的年轻人口数量不断减少。
第四,高铁、互联网正在改变区域经济格局,零售、金融、研发、制造不再依赖于物理性场所,传统产业下形成的大城市的地位将下降,而怀化、赣州、襄阳等中西部新兴的交通枢纽城市,将吸纳人口流入。美国1930年后人口重新分布的过程中,中西部也崛起了一批中等城市,比如1930年4.8万人口的凤凰城现在崛起为第六大城市。
第五,2006年开始,中国的经济中心向西南转移,这是唐朝以来的最大转向。川渝、云贵桂的经济占全国比例都在提升。云贵桂的生育率是全国最高,今后将是中国最有经济活力的地区,将吸引人口回流。
第六,一带一路将给中国西部地区带来发展机遇,从而遏止人口东流。
2016年上海常住人口2420万,如果人口不再流出,生育率稳定在1.0(很难),那么2017-2040年之间将出生260万,死亡480万,2040年总人口将降至2200万。需要吸引300万移民才能让2040年总人口达到2500万,但是上海是无力再吸引到300万移民的。
北京、上海的人口面临拐点,也意味着房地产等产业面临拐点。
五、从人口角度设立雄安新区的必要性和急迫性
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安新区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笔者认为意义深远。
第一,顺应城市化发展规律。
英国的城镇化超前中国一百多年,1901年伦敦人口占全国的16%,75%集中在内城,平均每平方公里人口达到1.5万人,其中伊斯灵顿等几个区接近3万人,长期被工业烟雾所笼罩。1901年后伦敦开始疏散人口。2011年伦敦总人口占全国的13%;平均每平方公里只有5126人,其中外城3901人,内城也不到1万人,密度最高的伊斯灵顿区也只有1.4万人,空气比1585年时还要洁净。
1910年德国柏林总人口207万人,主要集中在内城,每平方公里人口达到3.1万人,其中克罗伊茨贝格区高达4.1万人。1910年后人口往周边疏散。2010年总人口346万人,平均每平方公里只有3750人,其中内城1.0万人,克罗伊茨贝格区也只有1.4万人。
中国2015年的中国城镇化率为56%,相当于美国1930年的水平。1930年前,美国人口也是不断涌入纽约、芝加哥等大城市;当城市化率在1930年达到56%后,人口开始重新分布。纽约市、芝加哥市的人口占全国比例从1850年的2.22%、0.13%提高到1930年的5.63%、2.74%,然后降到1980年的3.12%、1.33%,再降到2015年的2.66%、0.85%。
1960年日本东京都的人口86%集中在东京湾的23个区,其中台东区每平方公里为3.2万人。后面东京将人口往西部26个市疏散。2011年东京都平均每平方公里6025人,其中市部5273人,区部1.4万人,台东区为1.8万人。东京的人口密度仍过高,是生育率低的原因之一。
第二,探索新人口形势下的经济发展模式。
2015年上海、北京的20-39岁常住人口占全国的2.16%、2.10%,但是0-19岁常住人口只占全国的0.91%、0.93%,0-19岁户籍人口更是只占全国的0.59%、0.65%,意味着今后20-39岁黄金年龄劳动力将锐减,经济占全国比例将下降,政治地位也将下降。
有人说,北京、上海还有足够的土地,可以承载更多的人,应该继续吸引移民。
从"承载"角度是没有问题,但是如果靠吸引外来人口延续目前的发展模式,那么这两座2000多万人口的城市将是无底洞,将加重其他省份的老年化危机。
2004年之后,年轻劳动力仍然在迅猛地流入北京、上海,但是两市的经济占全国比例却在下降,说明劳动力继续涌入大城市不但加重城市病,也不利于国家宏观经济了。
尤其是,移入的年轻人不得不适应大城市民不聊"生"的环境,生育率非常低,将使得全国未来劳动力短缺、宏观经济持续衰落。
并且上海、北京已经面临人口拐点。今后北京对南方各省的人口吸引力将下降,而对东北的吸引力将加强,对老年化严重的东北将是雪上加霜。
因此,现在需要通过设立雄安新区探索在老年化社会、不依赖外来移民的情况下新的发展模式。
第三,探索人口发展的新模式。
长期的超低生育率使得中国面临严峻的人口危机。有人建议迁都到人口结构好的地方去。但是首都肩负着重大政治责任,岂能脱身而逃?明朝时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北方草原,因此明成祖朱棣多次御驾亲征,并放弃富庶的南京,定都北京,天子守边,确保了国家安全。
今后中国所面临的最大危机是老年化,当务之急是"休养生息"。2015年全国的生育率只有1.05,全世界最低;其中东北最低,其次是华北。也就是说,今后中国的主要安全问题仍然来自北方,而西南相对最安全。北京扼守东北和华北,是解决危机的最佳地点。如果迁都,将导致整个东北、华北的人口坍塌。
但是北京已经实行了四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以及各项政策都是围绕主流家庭只有一个孩子进行的,即便停止计划生育,这种模式在错综复杂的利益链的驱动下仍将惯性地延续下去。
国际经验也表明,旧城是很难改造成"宜生"的城市的。比如东京城市改造了几十年,但是1993年以来的生育率一直徘徊在1.0-1.1左右。香港、新加坡、台北的超低生育率,也与错误的城市规划有关。
而中国过去建立了众多的"新区",但都只追求"旺财",而没有考虑到"旺丁",结果照样民不聊"生"。
因此,北京要有效提升生育率,就必须彻底排除旧模式的干扰。雄安新区肩负着"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的重担。笔者希望雄安新区不但"宜居"、"宜业",更要"宜生"。
经济政策是几十年的政策,而人口政策是千年政策。如果说深圳是"物质再生产"的新区,那么我希望能将雄安新区建成"人口再生产"的新区,引领全国的人口增长。只有让人口恢复了可持续发展能力,中国才能既"雄"且"安"。今后回顾历史,会发现雄安新区的设立确实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