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富贤两会 易富贤:就人口政策的调整方向与中国人口学会翟振武副会长商榷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以及推迟四年多的13亿人口日象两声惊雷一样惊醒了人口学界的很多学者,这些学者开始反思人口政策的走向,认为人口结构比人口数量重要。但是以翟振武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还是坚持“人口数量过多仍然是中国第一位的人口问题,人口结构是第二位的问题,现行的人口控制和计划生育政策不能动摇”,反对人口政策的调整[1]。

翟振武教授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批选派出国(美国)攻读学位的留学生。现任教育部人文社科百所重点研究基地的人口学基地主任,人口学国家重点学科的第一责任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是全国公认的人口科学的学术带头人之一[2]。

翟振武反对“通过放宽生育政策,依靠增加出生人数来延缓或改变人口老龄化趋势”的观点。他认为:“首先,现在中国的老龄化问题,直接原因是老年人口规模庞大、数量过多,与人口年龄结构关系并不密切。控制出生人数,等于减少60年后的老年人口数量,有利于老龄化问题的缓解;而主张放宽生育政策,只会加重老龄化问题。

其次,目前中国的年轻劳动力已经过剩,并将持续几十年。主张提高出生率,提高年轻人的比重,可能增加失业人口的数量,加剧劳动力供大于求的不平衡状况,这不仅无助于老年人的养老,反而会从老年人手中争夺资源”。

笔者对翟振武的这些观点不敢苟同。翟教授说“现在中国的老龄化问题,直接原因是老年人口规模庞大、数量过多,与人口年龄结构关系并不密切”。老年人规模再庞大,只要有合理的人口结构,老年化程度并不一定严重,比如印度;相反,老年人规模不庞大,但是因为有不合理的人口结构,老年化程度却反而严重,比如日本。

日本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为2553万,美国为3720万,日本老人规模远远没有美国庞大,依照翟教授的观点,日本不用担心老年化,反而是美国需要担忧老年化了。

但是事实如何?日本人口1.275亿,0-14岁的占总人口14.2%,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占总人口20%,中间年龄43岁(一半的人老于43岁)。美国人口2.984亿,0-14岁的占总人口20.4%,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占总人口12.5%,中间年龄为36岁。到2025年日本中间年龄将超过50岁,而美国不到39岁[3]。

翟教授说“控制出生人数,等于减少60年后的老年人口数量,有利于老龄化问题的缓解;而主张放宽生育政策,只会加重老龄化问题”。控制出生人数,确实等于减少60年后的老年人数量,但同时也减少他们儿子和孙子的数量。

比如,现在25岁年轻人100个,维持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2.1的话(每个妇女生育2.1个孩子,由于部分人口在生育年龄前面去世,使得每一代人口一致),那么他们的儿女、孙子女、重孙子女都将为100人,假如都是25岁生孩子的话,60年后的人口结构为50个85岁老人(假设这100个人口死亡一半),100个60岁人口,100个35岁人口,100个10岁人口,等于是200个劳动人口养活50个老年人口(每个老人口由4个劳动人口扶养)。

再过10年,现在的25岁的人口都去世,剩下的人口结构为100个70岁老人,100个45岁人口,100个20岁人口,等于是200个劳动人口养活100个老人(每个老人由2个劳动人口扶养)。俗语说得好:“千棺从门出,其家好兴旺。子存父先死,孙在祖乃丧。”就是死得多,生得也多,尽管成千的棺材从门内抬出,但是大门之内却有数千的婴儿在啼哭,薪火相传,永续发展。

而要是依照1.26的生育率(人口普查显示只有1.22),那么这100个人口的儿女60人,孙子女36人,重孙子女21.6人,那么60年之后人口结构为60年后的人口结构为50个85岁老人,60个60岁人口,36个35岁人口,21.

6个10岁人口,等于是96个劳动人口养活50个老年人口(每个老人口只由1.92个劳动人口扶养)。再过10年,现在的25岁的人口都去世,剩下的人口结构为60个70岁老人,36个45岁人口,21.6个20岁人口,等于是57.6个劳动人口养活60个老人(每个老人口只由0.96个劳动人口扶养)。

翟振武说:“老龄化是指的老年人口的比例在总人口当中的比例越来越大。比如,现在老年人口比例百分之七点几,65岁以上,将来可能变成百分之十几、百分之二十几。但是未来老年人养老的问题,养老设施和养老保障金的获得以及医疗设施等等,这些跟现在的老龄化过程确实是无关的,这个可能是大家有一些误解的地方。

比如说,今年进入老龄的人口,需要有病床、医院、养老保障、养老设施、下棋、保健、娱乐等等配套设施。这种设施的多少跟老龄化是没有关系的,因为现在进入60岁的人有多少,取决于60年前生了多少人,他们都是60年前出生的,不管人口是老龄化,甚至人口现在是年轻化,今年进入到这个年龄的人数是不会发生变化的。

所以我们现在只是说由于老年人规模大,养老设施供应不足,养老资金缺乏,而这个跟老年人口在总人口当中占的比例并不构成直接的关系。

假如说一个国家的政策让每个人都生三个孩子,那么这个国家立刻变成年轻化的过程,但是在养老方面还是不变的。

几亿老年人,将来还会有几亿老年人,这个数不会减少,一个是绝对数需求,一个是相对数,讲的是老龄化的比例。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来说,调整政策跟改善养老设施,与资金需求量是没有太大关系的,政策调不调,反正进入老年的人口都已经确定下来了,比如我再过十几年变成老年人,调和不调,反正我这一拨进入老年的人有一两千万,每年都有一两千万,跟现在生几个孩子并没有关系”[4]。

听到翟教授这席话,我吓得一身冷汗。翟振武教授讲这种话有点“在我百年之后,哪管它洪水滔滔”的味道。翟振武教授与李小平教授的观点何其相似!李小平教授认为:“人口老龄化是中国和世界的福音”[5]。翟振武与李小平都是在美国学成归国的学者,您们的观点怎么与您们在美国的老师们的观点截然相反?翟振武教授考虑的原来只是您们这一拨五、六十岁的人的养老问题,翟教授1954年出生,2019年您到65岁的时候,中国老年人口也只有12%左右,还有5、6个劳动人口来养活一个老年人口;但是现在25岁的年轻人到65岁的时候,老年人口超过30%,两个劳动人口对应一个老年人口。

依照翟教授的思路,现在一个孩子都不生,对您们的养老更有利,因为现在出生的孩子要20年后才能成为劳动力,您们是难以沾上光的,现在养孩子不会增加您们的养老设施,相反可能还占用社会资源,影响您们的养老。

但是现在多出生的孩子对于现在50岁以下的人口的养老却很有意义,这些孩子长大后,能够提供更多的养老设施给现在的年轻人。

现在老年人比例只有百分之七点几,9个左右劳动人口对应1个老年人口,养老设施都成问题(现在的养老金短缺是政策失误所致,而不是因为老年人口比例太高,政府不应该用老年人增加来回避这个问题);今后老年人口超过30%,2个劳动人口对应1个老年人口,难道养老设施反而没有问题了?要是翟教授是国家领导人,那么人口政策根本用不着调整, 因为一届领导的任期只有几年,这几年人口不会有大问题,问题是在十几年之后。

翟教授说:“政策调不调,反正进入老年的人口都已经确定下来了”。但正因为未来的老年人口是已经确定下来的,所以才需要停止计划生育(以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和生育意愿,千方百计鼓励生育都达不到世代更替水平),多出生一些孩子来帮现在年轻人养老。大字不识几个的老农民都知道的逻辑,经过人口学界一倒腾,怎么就反过来了?人口学难道是魔术?

翟教授说“目前中国的年轻劳动力已经过剩,并将持续几十年。主张提高出生率,提高年轻人的比重,可能增加失业人口的数量,加剧劳动力供大于求的不平衡状况,这不仅无助于老年人的养老,反而会从老年人手中争夺资源。我国的‘人口红利期’预计将持续到2030年左右,如果到那时,我们的经济增长仍主要依赖廉价的劳动力,而不是通过提高人员素质、产业升级换代来支撑,那么,社会发展将严重迟滞,‘人口红利’也就没有意义”。

依照翟教授的逻辑,现在劳动总量过剩,怎么可能出现民工荒?但要是年轻劳动力严重过剩的话,就不会出现民工荒了(不光是技工荒,也缺普通工人),农村大量耕地就不会抛荒了。依照类似翟教授的逻辑,虽然现在婴儿出生性别比为120-130,但现在总人口中男女性比例为106,用的着担心今后光棍问题? 但结婚一般是在同龄人之间,今后20多岁的男人过多,60岁的女人过多,总不能要20多岁人小伙子娶60岁的老太婆吧?同样的道理,一些企业由于工种的特殊性,只有年轻劳动力才能胜任,现在的民工荒就是意味着年轻劳动力的缺乏,虽然五、六十岁的劳动力仍然充足,但是这些企业宁愿停工或者撤离中国也不愿意招收老年员工,不存在“从老年人手中争夺资源”的问题。

笔者也认为中国的劳动力价格应该有所提高,并且呼吁提高农民工的待遇,但是提高的空间是有限的。中国人均GDP才1.4万元人民币,中国工资占GDP的比例为22%左右,即使这个比例提高到美国的58%,那么中国人均工资又有多大的涨幅空间?等到农民工的平均工资涨到2000元(美国人均GDP 4.

2万美元,蓝领工人年薪在3万多)的时候,公务员、医生、教师等工资将不得不减少,否且国家财政无法运转;粮食价格是与国际接轨的,工资提高后,农村有限的农动力将大量进城,民工荒倒是缓解了,但是在农业基本设施没有改善、农业劳动效率没有提高的情况下,已经开始的农村耕地抛荒将加速,谁来保证中国的粮食安全?

“提高人员素质、产业升级换代”需要有原始积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格局仍然没有大的改变(要说有改变的话就是亚洲几个小国家的兴起),发达国家仍然是发达国家,穷国仍然是穷国。但近些年开始,世界格局开始改变,主要是中国和印度的兴起:足够的劳动人口重新推动了这两国的崛起。这两国都没有现在发达国家当初兴起的条件,既不能掠夺资源,本身资源也不算丰富,也不能去殖民。但都利用内部劳动力进行原始集累。

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还没有完成产业升级换代,根本的原因是在于政策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计划生育减少孩子数,家庭结构畸形,等于是政府和企业克扣劳动力用来养育子女的这部分工资。企业和政府获取大量利润,有这个利润,就可以补偿其他要素的高成本,导致粗放式的发展,没有产业升级的动力 [6]。等到劳动力优势丧失的时候,中国是有产业升级的动力,但却没有产业升级的能力。

国际社会把中印目前的崛起形象地比喻为龟兔赛跑,中国就象一只兔子,跑在前面,印度则象是一只乌龟,跟在后面。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印度龟将战胜中国兔。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印度没有“计划生育”政策,因此人口增长能够跟上经济发展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而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却使中国经济面临着劳动力供应不足的难题[7]。

翟教授说“目前中国的年轻劳动力已经过剩,并将持续几十年。‘人口红利期’预计将持续到2030年左右”,大概是根据他2001年的文章《中国人口规模与年龄结构矛盾分析》[8]。在这篇文章中,翟教授引用国家计生委“中国未来人口发展与生育政策”课题组2000年关于未来人口预测的资料,说中国人口在2010年达到13.

8亿,到2020年14.7亿,2040年达到15.4亿的顶峰然后下降,根据这个数据,翟教授认为中国今后劳动力供应将一直充足。

2000年中国人口12.6743亿,要在2010年达到13.8亿,这10年每年平均得增加1125.7万人口,由于死亡人口不断增加,2005年之前应该比2005年之后每年增加人口要多,那么2005年底中国人口至少要达到13.

2372亿,但是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05年底只有13.0756亿人口,每年平均只增加802.6万(事实上还有300万左右的水分)。五年的预测就远离实际,对今后30年的预测就更加不可能准确了。

2005年1月7日,翟振武接受人民日报的访谈时说:“13亿本身表明中国人口还要持续增长30年到40年左右,挑战便首先表现在巨大的人口规模,以及给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资源带来的巨大压力”[9]。依照翟振武教授的说法,中国人口还要持续增长到2040年左右。就是说翟振武到2005年还相信国家计生委“中国未来人口发展与生育政策”课题组2000年关于未来人口的错误预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