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和谁关系最好 揭秘:康生和邓小平关系很好

(原标题:康生的秘书谈康生——黄宗汉谈话琐忆。作者:阎长贵)

最近在阅读中看到原江青秘书阎长贵先生与原康生秘书黄宗汉谈话的回忆文章,其中披露了一些很有史料价值的历史真相,特转载如下:

 黄宗汉作为康生的秘书,在康生身边工作十几年,经历了康生主持写和苏共争论即所谓“反修”的“九评”文章的事,也见证了康生参与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康生死后,他还由于康生生前的关照,被任命为军委办公厅副主任(副军级)。

他和康生相处时间很长,无疑对康生是很了解的。但他对康生莫说没留下全面的回忆,就是某个方面、某个问题的比较全面的回忆也没有。这是多么可惜、而又实在无法弥补和挽救的事情。

与他相同,还有一位比他给康生做秘书时间更长的李鑫,在康生死后,当了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据说还是第一个向华国锋提议解决“四人帮”的人,而他比黄宗汉死的还早,也没有看到他留下什么对康生的回忆材料。不消说,没有李鑫、黄宗汉对康生的回忆,这对全面(包括正面和负面)认识和了解康生是很不利的。而在李鑫、黄宗汉生前,也没有人做这方面的“抢救”工作,甚至没人提起这件事,实在是一种遗憾,一个教训。

黄宗汉没有留下对康生的比较全面的回忆材料,但我以及其他人在“文革”后和他的接触中,他还是谈到康生的一些事情,尽管不全面、不系统,但对我们了解康生这个中共党史和中国国史不能不提到的人物,还是有帮助的。

我是1967年1月到1968年1月给江青当秘书期间认识黄宗汉的,因为我们都是小知识分子,又在负责人身边做同样的工作,认识后,很亲切,简直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在“文革”中他比我幸运,他一直受康生重用,而我则仅仅一年时间就被江青诬为“坐探”投入了监狱,关押起来。

“文革”后我们又不止一次地见面相聚、畅谈,他还经常问我,经济上有困难没有,他表示可以帮助我,我很感激他。2001年3月22日,我和历史学家苏双碧先生一起到国防大学去看望他(他在康生被揭发和批判后得到某大人物的关照,仅被降为国防大学师职教员,苏双碧和他是福建老乡),在我们晤谈中,他谈到康生和中央一些人的关系,我认为很重要,回家后做了追记,现在加以整理,公诸于世,以与广大读者共享。

1,康生不知道《五一六通知》说的“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是刘少奇。

在1966年5月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一个纲领性文献《五一六通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康生竟然和戚本禹、张春桥等很多人一样不知道这个《通知》中所说的“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人物”是刘少奇。他在这次会议的讲话中还向刘少奇做检讨。

他说:“王明路线的时候,我犯过错误,当时职工国际有一个文件,说少奇同志是右倾机会主义。当时我也相信了,攻击少奇同志在职工运动方面是右倾机会主义,还在《斗争》上登过反对少奇同志的文章,署名为谢康。

这个谁也不能怨,只怨自己的思想错误,没有看到少奇同志是在白区代表毛主席的路线的。”(据穆欣《梦醒时分——十年动乱纪事》,未刊稿;此书是穆欣对他1997年在香港新天出版社出版的《劫后长忆——十年动乱纪事》的修改稿,2009年红旗出版社想出,嘱笔者看过,但未获有关部门通过)还说,在延安我向你做过检讨,在今天我还要向你检讨,将来还要检讨。

不能像有的人,当时反对你,还代替了你,一点检讨也不做(总理插话:那就是xx啊!)

2,康生和邓小平关系很好。

黄宗汉说,康生五十年代初期,有一段时间坐冷板凳,他重新起来,一靠毛泽东,二靠邓小平。六十年代,邓和康一起具体主持“反修”斗争。邓在“文革”中1973年从江西回来,很快就带着全家去看病中的康生。哨兵不让进。

我又出去接他们。全家见到康生,深深鞠躬,邓谦逊而恳切地说:“康老,我还是个壮丁,还可以工作。”邓回京后,这样急切地去看康生,原因有二:一则,邓和康关系不错;二则,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后,康生是中央组织宣传工作的总管。(按:在正式出版的关于邓在“文革”的书中,讲到邓1973年从江西回京后,去看这个人、那个人,篇幅很大,而去看康生的事连一点影子都没有。——笔者)

康生死时,康生的两顶桂冠(“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荣的反修战士”)是邓主持定的。

在十一届三中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点了康生的名,说康生的错误是严重的,要中央批判他。邓并不赞成。邓复出工作后,所请顾问之一就有李鑫(前面已指出他是康生的秘书);有人要整李鑫,邓保他,让他继续担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职务,后因无事可做,到经济所任副所长。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泽东让林彪主持政治局生活会,批评刘少奇,林彪和江青搞成了主要批判邓小平,甚至把邓说成是敌我矛盾,这样一来,邓觉得没法工作了,他就提出把他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所分管的中联部、中调部等交给“康老”——这恐怕也是证明邓和康关系比较好的一件事情。

3,康生和周恩来过从密切。

康病后,周恩来多次来看他,说他们同年生(1998年),还说他们在上海一起工作(指“特科”工作)的只剩下三个人(指周、康、陈云)了,康比周早死23天(1975年12月16日),但这个消息没告诉周(因他在病中),周在病危时跟医生吴阶平说:“我这里不用了,你到康老那儿去吧!”现在书上都避讳康而说成:“你到更需要你的人那里去吧!”

4,康生和江青的关系不像人们说的那样好。

黄宗汉说,康在延安告诉江青,你跟主席结婚,成为主席夫人,和你在上海当明星不一样。江青会见维克多的事,康很不满。十大前,江求康替她说说进常委的事,康不同意,跟总理讲,总理回答,主席说了:江青当政治局委员足矣。

 黄说,有一天夜里,李讷敲他的门,说找康老,要告江青的状。

七八年前,我在写《“文革”初期对江青的宣传》时,写了林彪、总理、陈伯达等领导人对江青的赞扬,但我没查到康生对江青的赞扬。

还有一件事,是关锋告诉我的。1967年2月10日,毛泽东因为打倒陶铸的方式和程序的事,批评了陈伯达、江青,要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他们。这个会当然要由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主持。届时,他和王力去请康,康说:“要批评就批评江青,连陈伯达都要自杀了,都是江青搞的!”关劝康:“康老,要顾全大局……”而开小组会江青未参加,康生也未批江青。

就康生和陈伯达相比,江青对康生还是比较尊重的,我见过江青像“三娘教子”那样训斥陈伯达,没见过江青这样训斥康生。从总理起到普通工作人员,对江青,都称“江青同志”,而康生则经常直呼“江青”其名。这可能是从延安继承下来的习惯。

但这并不完全表明,康生不尊重江青(在某种意义上说:不怕江青)。康生后来在公开场合,不仅称江青同志,甚至有时在他给江青的信上,竟写:“呈江青同志亲启”。这种称呼的变化是很值得注意和深思的。

5,康生是紧跟毛的。

在政治上,毛怎么说,他就怎么做。在对待子女上,他也像毛一样要求很严格。他有一个前妻的女儿当工人,生活很困难。儿子张子石,“文革”中从济南调浙江,他不同意。他收集很多文物,如砚台、字画等,临死前,问他怎么办,要不要留给子女几件?他说:不,通通交公。存款8000元也不给子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