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以庆纪录片研究 张以庆:湖北纪录片国际上也有地位

长江商报消息 一双拖鞋,一件宽大的格子衬衫,从忙碌中消停下来,张以庆有些居家风,他难得闲适,享受一个人的安静。1987年,离开工作十年的工厂,张以庆开始做纪录片。从《红地毯上的日记》,记录一群永远成不了世界冠军的艺术体操运动员,到《幼儿园》,他似乎一直在紧绷着弦。

二十多年的创作经历,让张以庆获得了很多荣誉,但也容易陷入孤独、忧郁。他觉得做片子就该耐得住寂寞,要学会有意无意地屏蔽自己,保持一种隔断任何外界干扰的非常态状态。

他说,之所以热衷于纪录片,受母亲很大影响,包括敏感、感情丰富、容易厌旧、喜欢新事物和孤独。在张以庆看来,这些影响远比接受的教育更关键。他的片子,文学的烙印比较深,富含象征性,还有一些碎片化地组接。

沉浸在纪录片中时,张以庆是纯粹而痴狂的。

拍《红地毯上的日记》前,他甚至花了3年时间,每天骑车去观察。片长50分钟的《舟舟的世界》,他拍摄了2100分钟的素材。虽然《英和白》中的字幕只有1000多个,他却做了10万多字的文字记录……

在他看来,纪录片是严肃的,比起资讯和娱乐来说,持久性、生命力更长久,文化含量也更高。

张以庆的作品引发过纪录片的路线之争。直到《舟舟的世界》问世,他获得了第一部学术大奖。他看重这个奖,觉得自己得到了认同,终于“松了一口气”。

这些年,张以庆一直在创作的路上——“和一群价值取向一致的人,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不需要去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不需要考虑收视率。

上个月,他完成了新作《听禅》。

在他坚持创作纪录片“应该有文化价值导向”时,粗糙的社会氛围,却在驱使大众追求商业价值。这一度使他苦恼。他忧虑没有人愿意真正为纪录片做牺牲,去打破圈内逃避现实的弊端。他希望大家不要限制题材,不要在做片子之前就给自己绑上绳子。

张以庆也庆幸,在地方电视台几乎都挤掉了纪录片存在的空间时,有着纪录片优良传统的湖北,仍然保留了“纪录片室”编制。他想,只要保存着火种,在文化真正需要走向繁荣昌盛时,再将这个火种传递下去,传播开来。

“拍纪录片需要屏蔽内心”

长江商报:你的一位朋友曾说,《幼儿园》是你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性片子,它让纪录片这株大树花开另外一枝,让你走出了长期偏爱小感觉、小情调的迷宫。

张以庆:也不是什么小情调,个人体会不同罢了。这些纪录片,在表现形式,思考的东西以及题材上不一样。只不过《幼儿园》这部片子可以让人更容易接受。如果说成熟的话,可以这么说。但在创作经历中,每个人都不一样,有可能是递进的,但不能保证每个人的每一步都是前进的。

长江商报:有很多人认为你的片子包含了很多主观性的成分,尤其是《英和白》,有人还说这部片子体现了你很顽强的主观意识。

张以庆:人的欣赏方式、宽容度不同,有些人会倾向于用老的经验去欣赏、评判。可现在,纪录片已走向了内心,走向形而上。因为意识也是客观存在的,包括心理、温度、味道等。就不能再用传统的记录过程,而应采用通感的方式,用另一种方式表现出来。

其实,《英和白》在国外的接受性更好一些,很多人可以透过这部片子看到自己。至于那些说我主观性强的人,并没有透过片子去看。再说了,做一个片子,导演从头至尾都客观存在,明明在场,为什么非要说自己不在呢?有人喜欢假设自己不在场,其实这也只是拍摄手法的问题,并不重要。

纪录片,要用个性去体验本质

长江商报:你倾向于拍什么题材的片子?

张以庆:有文化价值的题材都可以做纪录片,包括审美、思想以及人文价值等。我个人还没涉入史料类纪录片,觉得个人长处不在这里。但纪录片还是要表达人,不可以分得那么机械,也需要一些象征、含蓄的手法引发思考,这样好看也耐看。

纪录片要体现一种文化功能,并不是娱乐功能。其实,在这样一个粗糙的社会,并不需要像好莱坞大片那样,追求感官刺激和震撼,人都需要有一些柔软的手去抚摸心,抚摸情感、情绪。

长江商报:拍片中,你是什么状态?

张以庆:拍纪录片,一个人待着,是一种功夫,需要屏蔽内心。只有进入这种非常态的状态,切断社会联络,排除其他干扰,也才能保持精神集中,激情地保持思考的连续性。其实这也是自然产生的,就像谈恋爱一样,当你喜欢上一个人时,你的全部心思会集中在对方那里,在这种激动状态中时,就会有排他性,甚至茶饭不思。就像创作,也是需要保持这种状态,不可能再去打麻将什么的。我在这期间,吃东西也比较简单,泡面、速冻水饺之类的。

拍片要习惯于“非常态”

长江商报:拍纪录片需要进入一个人的生活,就如我们面对采访对象,有一种矛盾心理。那你怎么看这种责任和伤害?

张以庆: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侵扰和掠夺。但我们是真诚的,善意的,非商业性的去记录有价值的东西。《英和白》中,英死了两年了,但通过纪录片的记录,帮它留下了一份珍贵的记忆,是永恒的,也算是对被记录者的一种补偿,对被记录者而言,也是有价值的。不过利用了别人,不能得意洋洋,应该将这种伤害降到最低程度。

长江商报:有没有哪部片子删除了一些你原本很想保留的东西?

张以庆:我觉得每次剪辑都是恰到好处,也不觉得删掉什么心疼。之所以心疼,还是觉得“孩子是自己的好”。我剪片子遵循一个原则是“老婆是别人的好”。这时候,就需要找到另外一个自己,代替观众,对片子进行苛刻的挑剔。

尽量降低对被记录者的侵扰和伤害

湖北纪录片

不要迷失文化方向

长江商报:评价一下湖北的纪录片。

张以庆:湖北的纪录片在全国发展已经很不错了,湖北是有这个优秀传统的,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在国际上也有地位。在全国范围内,地方台基本上都取消纪录片,都以收视率为主。而湖北还有 “湖北纪录片室” 这个建制,去年也出了作品的。

其实,从各种资源优势看,也就纪录片这一块,地方台算是和中央台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了。我也希望纪录片这块在今天的混乱中不要迷失方向,不要断了脉。留一些火种,等到真正需要文化大启蒙时,再随时将它启动起来。

长江商报:在湖北谁比较有潜力?什么样的人,最适合拍纪录片?

张以庆:这个不好说。但要拍纪录片的话,要有文化追求和文化修养,要有激情,有独立思考能力。

长江商报:一些影评指出,我们的纪录片更多的是注重形式而非内容,这是除“文化隔阂”外,不能在世界上获得整体推崇的重要原因?

张以庆:其实,我们就是一个纪录片的资源大国,只是很多题材我们没有挖掘到。而且,趋向就是我们都在追求经济价值,而忽略了文化价值。这不是形式和内容等手法的问题,也不是制作问题。我们所追求的东西,就不是纪录片这个文化类的方向。

前段时间我担任四川电视台国际纪录片评委,当时中国拿出了300多部片子,其中200多部都是少数民族题材的,一下子让“少数”成了“多数”。而且,大多制作比较粗糙,没有对现实地思考。感觉整体是在下降的,总体上是滑坡的,是逃避现实的。纪录片现在在各个电视台都处于边缘化,而且都很强调市场化走向。

实际上,它的属性问题需要重新探讨,到底是商业更重要还是文化更重要。现在很多年轻人做片子,都不大用功,不会深层次的投入和牺牲。

本报记者 王巧爱

张以庆

1954年生,湖北电视台纪录片独立制片人、高级记者、中国纪录片学术委员会理事。

主要代表作有纪录片《舟舟的世界》(1997年)、《英和白》(1999年)、《幼儿园》等,分别被译成英、法、德、日、荷兰语等,进入欧美主流媒体。近年来,在电视专题片、纪录片方面共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1个、国家级政府一等奖3个、中国电视“金鹰奖”2个、中国电视纪录片学术最高奖2个、国际大奖4个、国际大赛提名奖8个。

曾获“湖北省劳动模范”、“湖北省新闻名人”、“全国广播电视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第五届范长江新闻奖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