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立欣拍的纪录片 范立欣的试验:让纪录片和商业片公平竞争
电影《我就是我》的海报上,主演标注着华晨宇、欧豪、白举纲等2013年湖南卫视《快乐男声》的选手名字,所以人们都会习惯性地说:“哦,那部‘快男’演的粉丝电影啊。”但真正观看过电影试映的人却奔走相告:“这是一部纪录片,拍得太真实了。
”就连一向苛刻的影评人周黎明也在微博上写道:“我没看那档电视选秀(《快乐男声》),但能看出影片(《我就是我》)试图挖掘一些深层内容,如追逐成功与背叛友情之间的挣扎,就该题材而言,算是非常成功了。”
这部纪录片的导演范立欣,是首位获得美国艾美奖最佳纪录片和最佳长篇商业报道两项大奖的中国导演。《我就是我》作为一部纪录片,像商业电影一样,经历着投资、制作、宣传、发行、放映的“洗礼”,最终还要接受残酷的票房“决算”。这也算是范立欣的一次尝试:“让纪录片和商业片一起在院线公平竞争,不要再像‘二等公民’那样躲躲闪闪!”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独家专访中,范立欣分享了他的这次“试验”过程。
华晨宇
“纪实和娱乐并不冲突,后者不过是一个包装”
a当范立欣决定接手《我就是我》时,他的很多朋友很不理解:“你不是一直关注中国的边缘群体吗,为什么这次要妥协为一个娱乐节目做‘嫁妆’?”范立欣会叫问这些问题的人先去看电影,“你们看完就会发现,我什么都没有妥协。”
羊城晚报:你的焦点为什么从边缘人物转到了主流流行文化?
范立欣:我从没看过选秀节目,这次是天娱老总龙丹妮来找我,想要我为选秀节目十周年做一个纪录片。她说:“你没看过选秀节目更好,这样才不会有偏见,才会更客观。”“偏见”二字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个突破口,我答应了龙丹妮接这个纪录片,但表明我不会去堆砌选秀十年间的影像资料。我决定跟拍一届《快乐男声》,集中呈现这些90后孩子在面对竞争的真实状态。
羊城晚报:你的诉求和天娱的要求完全不一样,如何化解?
范立欣:我提出要真实纪录当下年轻人的精神状态,用一个完整的故事来呈现。我也说服龙丹妮:为什么十年的选秀可以坚持?因为有很多精神性的东西在连续性地支持着。只要把握住这种精神的内核,十年的故事和人物状态自然就呈现出来了。
羊城晚报:这种精神内核是否就是大众的娱乐精神?与纪实结合可能不够严肃吧?
范立欣:没有人规定纪录片一定是严肃的、带着强烈反思的、并且一定是聚焦边缘群体的。我之前的纪录片反映了三峡移民、农民工、艾滋病人等,我并不认为他们是边缘群体,他们的行为无时无刻都在影响着这个国家最主流的声音。“快男”也是如此,我用纪录片去呈现90后这一代人,生命力会比娱乐电影更长。还有,纪录片同样也需要娱乐性,不是没有底线、没有节操地去抓眼球,而是通过自然的纪实去呈现,娱乐不过是一个包装。
“拍摄中没放弃对真实的坚守,对人性的敬畏”
b去年《快乐男声》还配有一个《男生学院》真人秀节目,24小时记录下选手们在比赛之外的生活。有观众指出,《男生学院》中的很多戏剧性冲突,其实是选手们的“假嗨”。面对一群出镜欲望极强的选秀歌手,范立欣又如何做到纪录的真实?
羊城晚报:不担心拍摄中有选手在刻意扮演吗?
范立欣:在比赛中被摄像机包围,下台后还要接受《男生学院》的24小时拍摄,所以对于摄像机,选手们已经麻木了,必须去配合摄像机,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都需要假嗨”。高强度的压力之下,他们需要一个展现喜怒哀乐的出口。我的摄像机是跟随他们时间最长的,在拍摄中我会问一些问题,以平常的姿态进入他们的生活。
羊城晚报:你都问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范立欣:比如他们下台时,我就寒暄几句累不累啊,不要紧张啊什么的。大家成了真正掏心窝的朋友之后,他才会有冲动把内心话讲给你听。而且我向他们保证,绝对不会在比赛结束前把这些心里话告诉大众。作为拍摄者,我也坚持一些原则性的东西,这是职业素养。
羊城晚报:你内心的底线是什么?
范立欣:不能造假,不能背离事实,不可以强迫任何人来演。简单地说,是对真实的坚守,对人性的敬畏。特别是要进入到被记录者的内心,而不是去威逼利诱,对人要有敬畏。
羊城晚报:你曾说纪录片一定要有批判性,《我就是我》里也有吗?
范立欣:一部纪录片里,批判和反思的精神是不能丢的。关于《我就是我》,用不着我在这里告诉大家我批判什么,你们可以去影院里看,自然就会找到答案。批判性不是一个具象的产物,它也需要观众自己去领会,你找到的答案,就是符合你价值观的东西。
“纪录片为啥不能赚钱,这个思维定式要改一改”
c提到《我就是我》,业内会习惯性地拿同为选秀节目转制到大银幕的《爸爸去哪儿》大电影做类比,从而得出结论:“这又是一部靠电视节目圈钱的电影。”这样的声音让范立欣听着很刺耳,“为什么大家就认为纪录片不能上院线赚钱呢?”
羊城晚报:《我就是我》是一部圈钱的粉丝电影吗?
范立欣:《我就是我》不是粉丝电影,它是一个关于青春的故事,关于实现梦想的故事。像华晨宇,来自单亲家庭的他其实是为了向世界证明自己并没有那么差。像欧豪,从一个小渔村来,送过外卖,生活经历让他很直白地渴望成功,成功了之后也会有危机感。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个实实在在的中国年轻人的故事。片子的核心就是年轻人不断去挑战比赛甚至生活的规则。
羊城晚报:观众总觉得纪录片不应该上院线挣钱,就应该苦大仇深?
范立欣:我们的思维定式应该改一改。如果做纪录片不挣钱,那靠什么来维持纪录片的生存呢?我觉得纪录片能挣钱是一件好事,意义比商业片挣钱还要大,因为纪录片包含了对社会的责任,说明观众有社会责任心。以前总觉得纪录片是电影圈中的“二等公民”,做什么都躲躲闪闪的,希望有一天纪录片能公平地在院线和商业片竞争,甚至成为电影市场的主角,纪录片工作者能像国外同行一样享受观众的掌声。
羊城晚报:可以把《我就是我》看成一部纯粹的商业片吗?
范立欣:算是纪录片和商业市场融合的第一次尝试吧,它不是完全的商业片,是很强的纪实电影。我希望自己能记录下这个时代,也希望有更多的人通过我的电影来看清自己所处的时代。
羊城晚报:你会像商业片导演那样关注电影的票房?
范立欣:毕竟这是我的第一次尝试,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市场去检验吧。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该如何让观众走进影院,可能他们一听是“快男”,就会有偏见,其实只要去影院看了电影,这种偏见就会被打消。我当然也希望票房能够很好,这样才足以证明观众是有眼光的,是懂得欣赏纪录片的,更多的纪录片工作者才有继续工作的动力。
关于纪录片进院线,他希望……
“希望观众敢于面对现实”
谈到如何让观众能走进电影院去看纪录片,范立欣直言:“这个很难。生活压力本来就很大,大家去影院总是想看一些轻松搞笑、善于造梦的电影,没人想去直面现实。”
范立欣觉得《舌尖上的中国》是一个好开端,“至少它让观众开始在电视上主动去看纪录片。与电视纪录片相比,纪录电影的力量更加集中。我们不光要看故宫、长城那样的史料片,还要关注当下的生活啊,特别是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和精英群体,应该更多地肩负起社会责任,不要每天忙得只剩下赚钱了。”
“希望纪录片拍得更好看”
《迁徙的鸟》、《海洋》是中国观众较为熟悉的纪录电影,拍摄者在美学上的造诣登峰造极。“纪录片要拍得好看才会有人来看啊!”在范立欣看来,能符合这一标准的中国纪录片还很少,“在中国几乎找不到一部拍得很好看的纪录电影,总是给人一种混乱的即视感(注:源自法语“Déjà vu”,译成“幻觉记忆”,指未曾经历过的事情或场景仿佛经历过的似曾相识之感),观众怎么会爱看呢。
像《舌尖上的中国》,把美食拍得让你有饥饿感,观众能不爱看吗?”
“希望投资人接受不赚钱”
对于纪录片工作者在寻找投资方面遭遇的困难,范立欣有些看不下去,“中国投资人想的都是怎么才能赚钱,很少考虑电影所承载的社会责任。而电视台都在讲收视率,不会不计回报地投资一部拉不到广告的纪录片。而国外的公共电视台不考虑任何商业营收问题,只讲究社会收益,还有很多商业基金资助助纪录片的拍摄,投资人不计回报。中国目前还做不到这一点,投资人接受不了拍一部不赚钱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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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张伟推
洗脑版《想唱就唱》
电影《我就是我》将选秀金曲《想唱就唱》找来不同歌手进行演绎,昨日,大张伟版本《想唱就唱》的MV公布,堪称“电音洗脑版”。
这支MV曝光了很多历届选秀的快男超女的镜头,其中很多造型都颇有些“杀马特”和“非主流”。这些镜头被网友戏称为“艺人最想销毁的‘黑历史’”,再加上大张伟版本《想唱就唱》的电音效果,竟然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
在“神曲天王”大张伟的版本里,洗脑效果倍儿爽,很多网友表示“《想唱就唱》被大张伟玩坏了!洗脑的节奏让人根本停不下来!”还有网友因为大张伟的版本忘记了原唱,直呼“给大张伟跪了!请收下我的膝盖!”(王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