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令飞之子 周海婴之子周令飞:

作为鲁迅的儿子,周海婴的大半生扮演着一个伟大民族的现代精神旗手之子的角色。虽然他亦有文字创作,但一切都在他与父亲七十年的框架中。

直至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人们才发现周海婴的公共角色背后有着一个巨大的精神“暗室”。在其父亲鲁迅的文字领地之外,他开辟了一个自足的影像世界———摄影。然而,他一直没有自信将这批照片公之于世,甚至也不敢确信自己的摄影是不是艺术。

直到晚年,才半信半疑地确认自己的创作有一定艺术水准。但他仍不能相信自己的摄影达到了那一时代的高峰。周令飞说,父亲从来没有想过发表自己的作品,“他一直不断地追问这些拿出去丢不丢脸。父亲的人生底线就是不能给自己的父亲丢脸,他要考虑每件事情是给鲁迅加分还是减分,他长期以来都有这种压力”。

“我在摄影中找到了自己的乐趣,如今却无意间为大家与小家留下了凝固的瞬间。”周海婴在影集自序《镜匣人生》中如是说。

>>不喜欢摆拍

朱其:周老在《我与鲁迅七十年》中提到,他的摄影生涯从1943年就开始了。

周令飞:父亲跟我讲,1937年他跟着祖母到杭州去散心。当时有一个阿姨蔡咏裳陪着他们,她带着一个照相机,一路上拍照片,我父亲非常好奇,缠着也想照一下,她就把照相机给他拍了几张照片,所以他第一次接触照相机是在1937年秋天,这应该算他最早拍照吧。

而父亲真正开始搞摄影是在1943年左右,当时买了一个德国相机,方镜匣的。父亲还参加了上海的一个摄影学会,还和邻居同好成立“海马摄影社”,可想当时他的兴致极高。后来我父亲讲,他是有点儿想在将来做摄影记者的。

朱其:他很多拍摄手法有些像布列松的那种“瞬间抓取”。

周令飞:我父亲出门刻意带相机,年复一年,直到他去年生病住院前。他走到哪儿都带着相机,他总觉得会有值得记录的东西。父亲自始至终不喜欢摆拍,对此他十分厌恶,他还常常对摆拍获奖的摄影作品作愤愤的批评。他的照片里除了纪念照外没有摆拍的,都是随性、随机、很生活化的。

我看了他所有的底片,每一张我都看过,发现他的照片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老百姓的市井生活,这部分量不小;二是所谓的纪念照,可他也不希望亲戚朋友规规矩矩,他总是尽可能地抓拍。他希望更多地带一些生活气息在里面,使照片看上去生动自然。我相信这种抓拍的意识、镜头选取的角度与他的性格以及内在修养有很大的关系。

>>他从未想过发表

朱其:几乎六十年的时间,他没有想过发表作品?

周令飞:没有,他认为他的东西拿不出手。他脑子里从没有一丝想要发表的念头。他所有的照片,在“文革”的时候几乎都烧了。但他把底片放在一个很大的木箱里,他的底片都带有底片夹,硬纸壳里有透明的薄纸袋,他把底片剪开,一条一条地放在里面,上面写好什么时间或者用什么相机拍的。

朱其:保存底片也是有风险的,新中国早期的私人摄影能够保留下来的文献是很少的。

周令飞:我以前不接触他的东西。2006年,有一天我从上海回北京家里找东西,无意中看到这个箱子,看到底片,我就问:“这里面有这么多底片啊?”他说:“我以前拍得太多了,也没时间整理。”这是偶然的一句话,当天我的直觉突然告诉我,这里面肯定有宝贝。

我第二天就跟父亲说“我帮你整理吧”。当时没有说要给他做展览,结果整理起来我就傻了,两万张全都是负片,这让我怎么看啊。最后,我请教专家,花钱扫描了全部底片,才得以在电脑上一张张地观看,挑选出近500张预选照片。

2008年,我跟父亲讲,我要帮你办展览,作为他80岁生日的礼物。我父亲呢,一直在出汗,他说:“我这照片能拿出来吗?”他一直追问这些照片拿出去丢不丢脸。父亲的人生底线就是不能给自己的父亲丢脸,他要考虑每件事情是给鲁迅加分还是减分,他长期以来都有这种压力。所以,他特别害怕自己的摄影作品拿了出来,人家假如说不好可就麻烦了,所以他不敢冒险,宁可不拿。

展览前,他看了打印的照片,他拿着小样逢人就问:“照片真的可以吗?真的行吗?”一直到展览开幕那天,他还是忐忑不安。他的想法是:“我生活当中的这些东西,怎么可能变成艺术品,或者是一个展览?”他对我说:“你千万不要叫纪实摄影,也不要挂‘艺术摄影’,什么也不要挂,就叫‘周海婴80岁摄影展’好了。”

朱其:周老看了展览的报道以后,当时有什么感受?

周令飞:报道他都看到了。我妈妈说,他比较自信了,不像以前那么担心,觉得自己挺像那么回事,可以挺直腰杆儿了。他去世之前跟我讲,在他的晚年,我帮他肯定了他在摄影上的成绩,他“非常非常没有想到”;对他的人生,他觉得是画了个完美的句号。他特别在乎这件事,甚至逢人就说。

我想,因为这是他自己的成就,是大家肯定他的成就,而不是说他只是鲁迅的儿子。他需要的是自己是一个有能力的人,他的父亲用文字,而他用影像来表达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情感。我从没见过父亲这么开心、这么自信。

照片说明:

① 1948年,郭沫若、许广平与侯外庐。摄于华中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