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婷婷美丽中国 潘勋卓:我的“美丽中国”
潘勋卓是美籍意大利人,家境殷实,父亲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医学教授,母亲在意大利的工厂供应着国际上多个知名品牌牛仔裤所需的布料。
潘勋卓整个高中期间都浸泡在拉丁文、古希腊语、数学和物理等科目中,他认为,遥远的东方中国就是自己最不了解的地方。于是,潘勋卓在普林斯顿将“中国的教育改革和新农村运动”选为自己的研究方向。为了完成毕业论文,2007年,他毫不犹豫地选择到清华大学进修。
潘勋卓很适应北京,没过多久,他的汉语就突飞猛进。“我用非常普通的普通话和让人汗颜的汉语,努力研究着中国的新农村政策。”他说。
在清华的日子里,潘勋卓发现,周围的朋友很多都是来自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为什么来自中国农村的学生那么少呢?”久而久之,潘的心里产生了这样的疑问。
为了解答自己的疑问,潘开始查阅相关资料。在斯坦福大学REAP研究中心的网站上,他看到这样的数据:在中国,城市孩子能上大学的几率是80%,而对于农村孩子,这个数字是3%。
被这个数字所震惊的潘勋卓,决定亲自到中国农村去看看,去探究中国农村和城市究竟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区别。他找来了当时自己的汉语老师胡婷婷,一起开始了农村调研之旅。
潘勋卓的第一个调研地选择了云南临沧双江县的一所小学,正是这次经历改变了他之后的人生道路。他们两人坐飞机飞到昆明、昆明转飞临沧、再转巴士、最后坐上了一辆拖拉机走了6、7个小时的山路,终于到了那所小学的山脚下。
那时已经是晚上10点多,拖拉机却陷在泥里怎么也走不动了。又累又饿的两人,只得下车背靠着一大片甘蔗地坐在路边。这时,潘勋卓看到山上有一点微弱的光亮,顺着弯弯曲曲的山道逐渐接近他们。原来是那所小学的俸校长骑着摩托车下山来接他们。
在这样一个黑灯瞎火的泥巴地里,俸校长看见两人后只是腼腆地笑了笑,然后从摩托车后座端出了一锅香喷喷的土鸡汤。饿坏了的潘勋卓坐在地上,就着月光,一顿狼吞虎咽。这时,潘勋卓意识到这里和他所认识的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完全不同。
甘蔗林、月光、土鸡汤,成了潘勋卓对中国农村最深的初印象,至今还常常被他在各种场合中提及。在那所小学,他发现那里的孩子其实和自己小时候一样聪明,然而一座大山阻隔了孩子们大部分的人生机会,能上初中和高中的孩子少之又少。
俸校长告诉他,那里条件苦,地方偏,好老师找不到,而孩子们最需要的就是好老师。言者无意,听者有心,那一刻极大地触动了潘勋卓的内心。他意识到很多对于自己理所当然、与生俱来的东西,对这里的孩子却是不可能实现的奢望。“孩子们不能因为出生地的限制,而无法走出更精彩的人生路,我得做点什么,尽我所能,帮助这些可爱的孩子们有一个更好的未来。”潘勋卓回忆当时的感受时说。
而改变这些的唯一途径,就是教育。
然而,接下来的走访让潘勋卓更加忧心。从2007年秋天开始,用了半年时间,潘勋卓接连走访了云南、河南、广东、青海、北京周边上百所农村小学。潘勋卓听到最多的就是农村优秀老师招不来,留不住,通常只有20%~50%的农村学生能够通过中考。
2008年年初,潘勋卓像散了架一样从农村回到清华时,他对理论不敢兴趣了,变成想实际做点什么。他最初想捐钱给一些机构,让机构派优秀的老师到农村,但是没有找到这样的机构。于是,他决定自己创立一个。
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Wendy Kopp女士创办了“美丽美国”(Teach For America)项目,专门招募大学毕业生去教育落后的地区教学,每年高达30%的哈佛毕业生都会申请这个项目。“我也要建立一个中国本土的均衡教育资源的平台。”潘勋卓说,最终项目命名为“美丽中国”。
同时,潘勋卓也给自己的父母和普林斯顿大学分别打了电话,告诉他们自己不准备回学校了。他要留在中国,帮助那些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受更好的教育。
项目刚开始的时候,一切并不那么容易。
为了找到项目支出,在香港,潘勋卓在别人的办公室里紧张地演讲,听到对方同意赞助他们,“那种高兴简直无法用言语表达”。他们得到了李嘉诚基金会的支持。
在寻求和各地政府、学校合作时,潘勋卓喝了不少酒。“那时候特别老实,别人来敬酒完全不会拒绝,有一杯喝一杯。”喝完他就自己找个没有人的地方吐。但是,“在中国做事很多东西不能绕开,我们必须要生存下去。”
然而,最大的问题还在于优秀老师从哪儿找。
最初,潘勋卓觉得自己想做的事情并不复杂,就是搭个桥梁,寻找一些缺教师的农村学校,再去寻找一个优秀的群体去进行两年的支教。
然而他周围的朋友们却不这么认为,他们告诉潘,现在的年轻人总想着快速成功,想着买车买房,潘的想法太过理想化,这使得潘勋卓自己也产生了一些疑虑。
不过,事实证明了潘的想法并非绝不可能。2009年,“美丽中国”第一次招募宣讲会在中山大学举行,一下子来了好几百人。
然后,从哈佛、耶鲁到斯坦福,再飞回北京,潘勋卓跑到美国去做宣讲,和中国高校的就业指导中心谈。当然,并不是每个高校都认可。大部分时间,他们要在网站、社区发帖传播“美丽中国”。“有时候见100个人,只有1个人能帮上忙。”
功夫不负有心人,“美丽中国” 终于在云南大理州鹤庆县打开了第一扇窗。2009年8月,“美丽中国”第一期20 名项目成员前往大理州鹤庆县。2010年8月,第二期57名中美两国项目成员拎着简单的行李从世界各地汇集到了昆明。2011年扩展到广东汕头地区。目前,已经有200多名来自中美各所高校的优秀大学生在支教。
杨潇是清华大学物理系高材生,本科毕业后直接读博士学位,他休学来云南,做了两年物理老师,用“实验教学法”让孩子们真正爱上物理。
美籍华人陈起翔,漫步走在云南的山间小路上时,会想起以前在华尔街和华盛顿工作的经历,如今才慢慢发觉自己的方向。
艾米丽·科尔是“中国教育行动”2010届项目成员,在临沧市云县幸福镇支教。她的大多数学生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乡。于是她让自己身处世界各地的朋友们给孩子们写明信片。当第一张来自瑞士的明信片到达幸福镇邮局时,邮局的工作人员说,这是百年来他们收到的第一封来自海外的邮件。这成了小镇的一件大事。
“很多人放弃了优越的生活环境,放弃了高薪的工作职位,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去农村支教,我想不是因为有谁喜欢和蟑螂睡一张床,也不是因为谁喜欢每天洗冷水澡,更不会是因为谁想感受一下在异乡出水痘、发高烧的滋味。每一位项目老师,都有一种坚定的信念:无论出生在什么地方,每一个孩子都有权利享受优质的教育。
如果教育不能够给民众提供一个改变自己的命运和生存境遇的机会,如果社会的等级和阶层通过教育也无法得到缓和调整,那么还有什么可以?”潘勋卓说。
“美丽中国”的行动也渐渐被地方政府所理解。云南省临沧市看到“美丽中国”项目是扎扎实实地在做事,特意找到潘勋卓,邀请他们去临沧开展这个项目,并承诺“愿意承担支教老师一半的工资”。
从此,潘勋卓就一直留了下来,一干就是5年,直到今天他也没有回过普林斯顿。他笑称:“作为美丽中国员工团队里唯一的‘高中毕业生’,有不少人,包括我的母亲,会笑话我:你看人家比尔盖茨、扎克伯格从名校肄业,都做出了一番大的事业,你呢,不仅没有发财,甚至过去五年从未得到任何工资,差旅也是自掏腰包,傻不傻啊?”
潘勋卓坦言自己并不是没有私欲,“如果追求的是薪水,其实选择可以是非常多的。但如何选择一个自己觉得有价值的事情,怎么选择一份能够赋予自己人生丰富意义的事业,才是一直困惑我的事情。”
而美丽中国正是他热爱的事业,是潘勋卓期待作出的“一番大的事业”。过去的5年,对他来说是极大的精神、思想和个人成长上的丰收。
“美丽中国”所改变的也不仅仅只是给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更好的老师,让他们能考出更好的成绩,考上更好的大学。潘勋卓希望孩子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教育能够得到更多的选择,希望他们有做选择的能力和条件。“我们要做的,不只是打开一扇窗,把孩子们举到窗前,让他们看到外面的风景后再把他们放下来;我们要做的是把孩子们举到窗前,让他们看到窗外的风景,并帮助他们走出窗口,接触外面的世界。”
而“美丽中国”对那些支教老师们而言,也不仅仅就是意味着牺牲、付出前途。现在“美丽中国”有两百多名项目老师正在云南、广东等地贫困地区的第一线执教。那些参与过两年支教的老师,往往会发现,很难衡量究竟是谁的收获大,谁给予谁更多。有项目老师写到:“经历这个社会的痛,成为这个社会痛的一部分,才有真正去改变它的动力。”
目前,“美丽中国”40%的结束支教项目的老师继续选择了留在非营利公益事业这个领域,50%会选择继续留在教育行业。
潘勋卓表示,在今天的中国,有2亿多的孩子生活在农村地区,要实现这些孩子们无论出生都能享受到同等的优质教育,需要的不仅仅是几千、几万个乡村教师的力量,更需要一批杰出的未来领袖。他们应该了解这个社会各种现实问题的症结所在,并能从经济、社会等不同的角度去解决问题。他希望,通过现实的历练,“美丽中国”的支教老师们能够成为这样的未来领袖。
潘勋卓说,“美丽中国有一个英文口号,是Teach for China,lead for tomorrow(今天支教,改变的是中国的未来),教育和领袖是连在一起的。”他坚信,项目给孩子们带来的改变,仅仅是“美丽中国”的短期目标。在未来,这些参加支教的年轻人以及他们教出来的学生,将能够共同创造一个更加美丽的中国。
以上文字综合自中国新闻周刊《美国潘的中国实践》、北京晚报《潘公子投身美丽中国》、公益时报《以寻找实事求是的价值感》、潘勋卓演讲、潘勋卓微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