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承鲁李四光 光明日报:令人钦佩的郝柏林与邹承鲁
在目前中国社会讨论学术界不良风气的背景下,我碰到一些相反的例子,说明中国科学界有好的传统仍然在继续。这里简单记述的是两位年资高的科学家:他们既能对社会和科技界直率地、负责地提出建设性的批评和意见,又能对自己有客观的态度。
促使我写本文的直接原因是不久前在北京听到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郝柏林先生的一个演讲。我以前间接知道郝柏林不仅是一位出色的物理学家,而且常直率地表达他对科学和中国科技的看法和建议。这次直接听到他的发言,引发我很多思考。
在中国,各种人在私下批评某件事或某位领导是常事,有些人虽然喜欢批评,但有时候并没有足够证据,有时甚至是不负责任的。而做出杰出科学工作的科学家,负责地、公开地表达批评意见的不多。物理学家郝柏林、生物学家邹承鲁是我知道的两个例子。
他们不因为自己在现有环境中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而忽略对自身周边科研环境的批评,即使造成上级的不满或其他人(包括下级)给他们贴不符合事实的标签,他们仍然长期地坚持公开而负责地发表自己的建设性批评意见。
更令人难忘的是,这些有性格的科学家,并不是只对他人有严格要求,而对自己没有客观评价。郝柏林在前不久的发言中曾郑重指出他为共同作者的一篇在世界物理学界被广为引用的论文,是在其他中国科学家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的,是几个中国科学家合作的结果。
我知道历史上一些中外科学家不愿公开承认其他人的重要贡献,也看到现在仍然存在这样的情况,华裔学者在中国国内故意忽略其他人的例子也不缺乏。而像郝柏林这样的坦荡做法,实在是令人起敬。
郝柏林举的另外一个例子,也颇令人惊讶,在他讲话前几天,中国学者刚刚在《科学》杂志发表一篇水稻基因组的论文,这篇论文是中国迄今在基因组研究最优秀的工作,它得到了世界基因组学界的尊重,也得到了以前对中国基因组研究比较悲观者(包括我自己)的尊重。
这个工作,正在被中国媒体广为赞扬。郝柏林作为该论文的作者之一,在会议上却用这篇论文来说明中国不能过早地乐观,而应看到这个研究从设计思路上、实验方法上、仪器设备上没有突破。在别人欢呼和赞扬涉及自己的研究成果时,郝柏林很快给出不同的评价,不仅需要客观的态度、还需要相当的勇气。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的邹承鲁先生,也是一位尊重客观的科学家。为了使大家、特别是国内年轻一代和目前在海外的科学工作者了解中国国内历史上的优秀研究,我前段时间写了一篇有关中国生命科学历史回顾和现状的文章(2002年发表在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
文章有一部分是写哪一位中国科学家在中国国内的研究工作最早发表在世界著名的《自然》杂志。我用计算机检索的结果,1979年邹承鲁的论文是第一篇。我没有意识到现存计算机的几个资料库在时间上都有限,在我的文章的初稿中说邹承鲁是第一位在《自然》发表论文的中国科学家。
我把初稿用电子邮件传给十几位中国科学家,他们提了许多好意见。其中,只有邹承鲁指出我把这个“第一”搞错了,他告诉我至少还有1957年植物生物学家汤佩松、1946年地质学家李四光在《自然》发表过论文。
虽然以后还有其他人提供类似资料,但邹承鲁是最早客观指出这一事实的。我想,这除了因为他对自己的成就有真正信心以外,更说明他有客观的态度和尊重他人的精神,这一点,和郝柏林公开说明自己的重要工作是基于周光召等科学家的前期基础相类似。
在中国,郝柏林、邹承鲁等科学家,有人钦佩、有人头痛、也有人不满。我写出这些我直接知道的事情来,希望给年轻人、特别是学生们提供一些具体的例证,说明中国国内有成就的科学家们中有一批有客观态度者,使大家不只看到那些浮夸者。也希望人们能够区分为了社会公益而提意见与嫉妒和牢骚有根本的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