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访艾青夫人高瑛老师
雨水是夏天最调皮的孩子,一滴滴落在身上,想避都避不开。从漳州到北京起码有六千里地路程,一路颠簸,一路心碎,真不知道这一路是怎么熬过来的。从漳州来北京的决定来自于瞬间,忽然就想到要去北京了,这一种想法否定了很多想法,看来北京的诱惑力不亚于贫穷中得到一个银行。
北京有我两个想见到的人,一个是贺敬之,一个是高瑛,两个人的名字似我胸窝里的心脏,自小就在胸膛里悬着,且一直高高在上。做梦也没有想到我能见到这样的名家,明明是真的,却一直怀疑是在梦里。四月二十日四点三十五分,我们一行六人在雨水里相约,乘着濛濛细雨步行着来到了北京东四13条街口,六人中有驰骋诗届的战士诗人蔡诗华、青年诗人李建长、人民日报海外版主编助理陈厚学、社会活动家丰沛雪、我和妻子秀云。
早在几年前,我就萌生过拜访高瑛的念头,但那时候名气不见经传,腿抬得再高也无法跨过人家的门槛。这几年奋力笔耕,自信写出了一点小名气,虽是一股小溪流,但涌入潮流变成海了。蔡诗华近年来多次拜访高瑛老师,对她家里可谓是熟门熟路,他自告奋勇担当了此行的专程向导。
临行前,我和妻子秀云已经在电话里和高瑛老师预约了拜访日期,乘火车从漳州抵达北京,并且在王府井大街找了个有网络的宾馆住了下来,担心有文友联系不到自己,这样就可以看到全国各地文友的留言了,也可以抽时间回复他们。
我们六个人,蔡诗华和李建长一把伞,陈厚学和丰沛雪一把伞,我和妻子秀云一把伞,我们从张自忠地铁站出来,步行了大概有十五分钟,来到了一个普普通通的院门前,门是开着的,蔡诗华轻轻地推开门,轻轻地喊了声:“高老师在家吗?”话声方落,高瑛老师就亲自出来迎接了。高瑛老师对身后的保姆说:“这些都是我的朋友,我们要聊很久,你就不用陪我们了。”保姆朝我们善意地笑了笑,打开雨伞就自行离开了。
因为是雨天关系,我们每个人脚上都湿漉漉的,进门前,我建议大家把鞋子脱下来,高瑛老师见状,阻止我们说:“我看看谁先把鞋子脱下来,谁先脱了鞋子,我就不让他进屋。”
我朝高瑛老师说:“您看我们这脚上湿漉漉的,怕是踩脏了您家的地板。”
高瑛老师说:“北京城里的那些高官家里可以有门槛,那些大腕明星家里可以有门槛,那些大老板家里也可以有门槛,但我高瑛家里没有门槛,官员可以进来,大款可以进来,普通百姓也可以进来。再说地板就是让人来踩的,大不了你们走了后我再用拖把拖拖。”
高瑛老师是一个幽默风趣的人,她的话像她的诗那样牢牢记在了我的心间,高瑛老师等我们都落了座,兴致勃勃地问我们说:“你说你们大老远的来看我,是为了艾青这个大诗人啊!还是专程来看望我这个老太婆啊?”
这句话让我们一时无法回答,对着这个文学前辈,我们说话都很小心,生怕说错了,惹得老人家不高兴。高瑛老师见我们不说话,接着又问我们说:“我是一个诗人,而且也有些名气,假如我是一个卖土豆的。或者是一个卖白菜的老太婆,你们还会来看我吗?”
大家你望望我,我望望你,大眼瞪小眼,还是不说一句话。我觉得不能让气氛就这样凝固住了,活跃活跃气氛挺好的嘛!!我赶忙接口说:“您就是一个卖白菜的我照样来看您。”
高瑛老师饶有兴趣地问:“你来看我干什么啊?”
我幽默地回答:“来买您的白菜啊!”
高瑛老师听了我的回答,满意地笑了。高瑛老师是我见到的最幽默风趣的艺术家,她说出的每一句话都很幽默,她的一句话刚落地,众人的欢笑声就把窄小的房间溢满了。她用她的幽默消除了我们的拘谨,让我们的心灵忽然间就和她没有了距离。
我们中间没有谁会不知道高瑛老师的名字,但我们中间却没有谁对她直呼其名,我们称她为高妈妈,高瑛听了我们的称呼,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高瑛老师擦擦眼泪说:“想不到我还有这么个笔名。”
她在流泪,可我们大家却被她这句话再次逗得笑了起来。
有一种眼泪是在悲伤欲绝时流下来的,但也有一种眼泪,它是在欢乐的时刻悄悄地滑出了人的眼帘……
没有见到高瑛老师时,常常拜读她的诗,常常在嘴里称呼她高妈妈,对着熟悉的人这样说,对着陌生的人也这样说,但却不曾想过今天能够面对着面地这样称呼她,因为尊敬她,爱戴她,我始终不肯直呼她的名字,我愿意时时刻刻地这样叫下去,愿意一天一天地这样叫下去,愿意一年一年地这样叫下去,就这样亲切地叫她一辈子。
高瑛老师的诗风对我影响很大,我一直在心里默默地感激着她,能够见她一面,能够面对面说几句感激的话,这也是苍天对我最大的恩怜!
我把我们最近出版的几本杂志送给高瑛老师,《中外诗歌》第一期的名家园地里还有她写给艾青老师的一首诗,高瑛老师很喜欢自己这首诗,这首诗是在艾青老师去世八年后写的,现在意外地看到这首诗,让高瑛老师重新回到了对往事的追忆中。
艾青大师离开人世距今已整整十六年了,怀着对丈夫的思念,高瑛老师深情地讲起了往事,四十一年的夫妻生活,给高瑛老师留下了刻骨铭心的怀恋。政治上的压抑,生活中的坎坷,她养儿育女饱尝了各种艰辛,熬过21年之后才苦尽甘来。
高瑛老师对我们谈到了她和艾青苦尽甘来的晚年欣慰,谈到她陪伴艾青走完生命最后时刻的痛楚,谈到艾青逝世以后孩子们对她的孝敬,还谈到了她的疾病和近年来对佛教的信仰……持续了近一个小时的谈话轻松而随意,笑声不断在客厅里飞翔。
高瑛老师说她在认识艾青之前,她爱艾青的诗;认识艾青之后,她更爱艾青这个人。艾青为人真诚,从不装腔作势,更不会说假话,所以,无论他写的诗歌还是主编的刊物,都是分量重的似一坐山。艾青时代是中国诗歌最为鼎盛的时代,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中国文坛最权威性刊物《人民文学》的副主编,《人民文学》后来不仅成了伟人***发表作品的主要园地,还成为中华文学史上的骄傲。
写诗和办刊物最重的是人品,只有人品好的人写的诗歌和所办的刊物才会民心所向,否则,再好的诗歌也会被他写烂,再好的刊物也会被他办成垃圾。高瑛老师说:“艾青这人从来不做作,他比我还要真实。”
高瑛老师和艾青结婚后,本想和丈夫艾青就这样相亲相爱一辈子,谁曾想一场运动把她所期冀的美梦打断了,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了。艾青一家人在这场厄运里历经磨难,受尽了非人的折磨和不公正的待遇。在造反派设立的会场上,造反派头头让她检举艾青的罪状,高瑛老师面对着会场里所有的人说:“艾青没有罪状,只有一颗忧国忧民的心。”
造反派让她和艾青划清界限,她不肯,让她和艾青离婚,她不答应,弄得造反派们灰头土脸不好收场。那次从会场回到家中,高瑛抱着艾青大声痛哭:“艾青,我是从会场上逃出来的。”望着伤心的妻子,艾青深感内疚:“高瑛啊,跟着我,让你受苦呵!”
高瑛老师说:“你上刀山下火海,我都跟着你;你到哪儿,我就到哪儿。我什么也不怕,要死,咱们死到一块。”
在严酷的现实面前,艾青濒于崩溃。他想不通:自己被打成右派,简直是笑话!我怎么可能反党反社会主义,怎么可能成为右派?看到报纸上赫然显示的“反党集团”名单中自己的名字,艾青的精神绝望了,不禁失声痛哭,他有太多太多的委屈啊。一天半夜,艾青突然从床上蹦起来,手击拍着墙,一边大喊大叫:“你说我反党吗?你说我反党吗?”一边用头撞击墙面。
高瑛老师看到丈夫被折磨得精神失常的样子,泪只能往心里流,她一把抱住艾青,抚摸着他的头,像哄小孩似的说:“没事了,没事了,你这是做梦。”清醒过来的艾青,抱着高瑛哭道:“高瑛呵,做人太难了,我真想去做鬼!”在那个艰难的岁月里,高瑛以她女性特有的爱心和细心,在关怀爱护着一个诗人。
经历了风雨的人生才是彩虹般的人生,经历了磨难的爱情才是不平凡的爱情。就是在那样一个血雨腥风的年代,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女性,用她坚贞的爱情支撑着瘦小的身体,使自己站成一道墙,为诗人遮着风、挡着雨……
艾青去世后,高瑛老师在一首《我留下了你》的诗歌里写道:“你走了八年,也没走出我的心,你就在我身边,我随时都能看见你,我的心里,有个你,我的身外,还有一个你。”可见高瑛老师对艾青的挚爱之情,在一张薄薄的纸上是不会被埋没的。她和艾青大师的爱情有着至高无上的纯洁,不像眼下的爱情里尽是铜臭……
我们愉快地和高瑛老师大概畅谈了五十分钟,我们趁着她高兴就提出来和她合影留念,高瑛老师爽快地答应了。此时外面下着急雨,房间里很简朴,除了墙角摆放着艾青老师的雕像外,就再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奢侈品了。我们大家争先恐后地抢着在艾青大师的雕像前合影,开始我们都想站着照相,蔡诗华道道多,嗓音大,朝我们大家大声地喊着说:“蹲下来照,蹲下来照,难道我们这些晚辈,要高过艾青大师吗?”
我们想想也有道理,在艾青大师雕像前合影留念的时候,就故意蹲下来,这样一来,艾青大师的雕像就会高高地悬挂在我们的头顶上了,在高瑛老师家里度过的每一分每一秒都令我毕生难忘。这种院子,这样的雨日,这样的相聚,这样的不普通,每一样内容都很珍贵。
到了晚饭的时间,高瑛老师说要到大酒店请我们大家吃饭,我们不忍违拗老人的好意,执意要在附近一家的餐馆吃一顿家常菜。吃过了饭,我们一行人把高瑛老师送到了家中,高瑛老师送了我一本艾青大师的诗集《大堰河,我的保姆》,高瑛老师说这本诗集数量不多了,只能送给我一人作纪念了。
高瑛老师还送给我一首诗歌《我的柯岩大姐》,这是在著名诗人柯岩去世后完成的作品,在北京的文学界大家都知道高瑛老师和柯岩是最要好的姐妹,现在柯岩去世了,高瑛老师很怀念她们以往的日子,在一次次怀念来临的日子,高瑛老师就写下了这首发自肺腑的诗。
高瑛老师说她非常喜欢我们刚创刊的《中外诗歌》,要在4月25日的诗选会上把中外诗歌这本刊物赠送给所有的与会代表。还说,她愿意把这首《我的柯岩大姐》这首诗始发在我们的《中外诗歌》上,那一刻不知道是因为感激还是激动,我就像此时的天空那样,眼睛里忽然飘起了很大的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