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瘦鹃鸳鸯蝴蝶派 文学鸳鸯蝴蝶派的渊源
“鸳鸯蝴蝶派”当时有徐枕亚、程小青、范烟桥、周瘦鹃、顾明道、张恨水等。不少人认为鸳鸯蝴蝶的典故出自清代魏子安小说《花月痕》两句诗”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而较早批评”鸳鸯蝴蝶派”的是周作人,1918年4月19日,周作人在作《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的讲演中,提及徐枕亚的四六骈文小说”《玉梨魂》是鸳鸯蝴蝶体”。
周作人说”鸳鸯蝴蝶体”的意思是指专写艳情的小说。1919年1月12日,周作人在《每周评论》发表《论”黑幕”》,文中写到:”到了袁洪宪时代,上下都讲复古,外国的东西,便又不值钱了。
大家卷起袖子,来做国粹的小说;于是《玉梨魂》派的艳情小说,《技击余闻》派的笔记小说,大大的流行;”周作人在这里把鸳鸯蝴蝶派作为复古思潮的一种表现。与此同时,在1919年1月1日出版的《新潮》杂志上,署名志希的《今日中国小说界》一文,将民初的小说分为三派:一为”罪恶最深的黑幕派”,二为”滥调四六派”,三为”笔记派”。
其中,在”滥调四六派”中就列举了徐枕亚的《玉梨魂》和《余之妻》、李定夷的《美人福》和《定夷五种》。
现在看来,用”鸳鸯蝴蝶派”来概括民初上海文坛上的出现的这种新的小说倾向,也未尝不可。应当说,”鸳鸯蝴蝶”文学努力在建立一种适合现代都市商业运作机制的文化形式,它的类型化操作(小说人物、故事、道德以及形式的类型化)使得它比较容易找到固定的消费者。
同时,通过尝试,它实际上已经建立起某种形式的文化市场:一定的写作者同一定的阅读之间的良好供求关系。从这层意义上来说,这是晚清的传统文人,在民初通过这一形式完成了自己谋生方式的转变,都市生活也由此出现了新的文化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