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慕兰的后代 隐蔽战线屡建奇功 传奇女谍黄慕兰的人生传奇(组图)
获救后的关向应为中国革命做出很大贡献,1939年1月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成立。图为分局委员合影,左起:程子华、彭真、关向应、聂荣臻。
黄慕兰手书诗稿1984年,黄慕兰(左二)和邓颖超在中南海合影。2010年底,本报记者采访时年104岁的黄慕兰。本报记者 孙文晔上世纪30年代,以家庭妇女身份从事地下工作的黄慕兰。上世纪30年代,以职业妇女身份从事地下工作的黄慕兰。上世纪30年代初,以学生形象从事地下工作的黄慕兰。上世纪30年代,黄慕兰与陈志皋的结婚照。
杭州深巷,岁月静好。
7月9日,黄慕兰老人平静地度过了105岁寿辰。提起建党90周年,她笑言:“我怕是党龄最长、岁数最大的党员了吧。”
这位有着85年党龄的党员,曾经“潜伏”上海滩,以“名媛”身份周旋于各种场合,在隐蔽战线屡建奇功,也曾四次入狱,遭遇了近20个年头的牢狱之灾。
活过那样戏剧性的大半生之后,黄慕兰安享晚年。她最喜欢讲的人生故事,就是“潜伏”后的第一个任务营救关向应,在这次行动中,她还救了周恩来一命。
百岁人生
访问黄慕兰那天下着雨,记者在杭州街巷深处一个普通小区找到了黄老的家。街坊邻居知道这里住着一位高寿老人,却不知她是个传奇人物。
这位105岁的老人,原名黄彰定,1907年生于湖南浏阳的书香门第。父亲黄颖初曾是谭嗣同的幕友,与许多民国政坛人物都有交往。
虽然出身名门,但黄慕兰并无小姐娇骄之气。她儿时读书最钦佩《列女传》中的花木兰,于是在19岁入党时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慕兰”,即仰慕花木兰之意。
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记者几经周折联系上了黄慕兰的女儿陈大中,她对记者说,“母亲已过百岁,身体状况不便接受专访。回忆往事,会使她过于激动。另外,‘红色特工’、‘美女间谍’的称呼令她十分反感,她认为自己只是一名普通的革命战士。”
虽然不便听黄慕兰述说人生经历,但出于对这位奇女子的敬意和好奇,记者还是求得了面晤的机会。
9时,老人已经起身,正腰杆挺直地对着镜子将满头白发梳得纹丝不乱。得知记者是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而来,她思路清晰地说“我怕是党龄最长、岁数最大的党员了吧。”随后,她特地换了一件大红外套,含笑让记者拍照。
在她身后,摆在电视机正上方的,是周南中学在她百岁寿辰时送的一幅湘绣。女儿陈大中说:“她们那一代的女性能够参与国民革命,跟女子教育的兴起有非常大的关系,她念的周南女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905年,朱剑凡夫妇捐出私家园林,创办周南女子学校,向警予、蔡畅、丁玲、杨开慧都曾在这里就读。“五四”运动爆发之年,黄慕兰恰好成为该校的一名学生,她在自传中回忆:“周南女校的学习生活虽然只有半年,但在那里所接受的启蒙教育,却对我日后走上革命道路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在我心中播下了追求解放的种子。”
正是这颗追求解放的种子,使黄慕兰冲出了封建婚姻的窠臼,逃婚回家。70年后,她对研究妇女运动的学者王政说:“如果我的父母不是如此开通慈爱,或者我遇上一个好男人,也许我的故事就此结束了。”
然而,逃婚只是故事的开头,此后她投身革命,依靠信仰之光,一次次别夫别子,顽强走到现在。
如今,老人过着简单而平静的生活。据陈大中介绍,除她以外,还有两位保姆照顾母亲的起居,其他子女即使身在国外,也会经常电话问候。黄老目前身体以及精神状况都不错,而且还保持阅读的习惯,每天都看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偶尔会看一点电视连续剧。在记者看来,老人也就耄耋之年,不但神清气爽,还颇有仙风道骨。
谈到长寿,黄慕兰说:“我生性好强,对党的信仰从未动摇,一贯迎着困难上,不消极颓丧,处逆境而能乐观坚持。这是我一生的长处,也是我得以健康长寿惟一的保健妙诀。”
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的亲历者和参与者,黄慕兰历经过革命的激情,也备尝斗争之苦。陈大中说,在风雨人生中,母亲最喜欢讲的故事,就是“潜伏”后的第一个任务营救关向应。正是在这次营救中,她第一时间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叛变的消息传回中央,救了周恩来一命。
泪别贺昌
1931年5月,黄慕兰住进了上海霞飞路一处白俄公寓。她烫着短卷发,穿乔其纱旗袍和半高跟的皮鞋,从举止看就是上流社会的大家闺秀。所租的房间不但家具气派,还配有电话,连月租带伙食费每月要80多块,一般人很难付得起,却与其出身很是符合。
对外,她叫黄淑仪,是湘中名门之后,考大学失利后留在上海做职业妇女。她不讳言自己结过婚,甚至承认自己加入过中国共产党,丈夫是已故的共产党人宛希俨坦荡地讲出无法掩盖的历史,反而使人们在同情之余,对她消除了戒心。
从1926年独闯武汉,在汉口开展妇女运动起,黄慕兰就已经小有名气了。1927年三八妇女节,20岁的黄慕兰与23岁的宛希俨结成伉俪。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宛希俨主编中共中央机关报《民国日报》,被称为“无冕之王”,聪明强干的黄慕兰则被戏称“皇后”。担任《民国日报》主笔的茅盾回忆说:“她长得也漂亮、工作有魄力,交际广,是位活动能力强的女同志,在武汉三镇很出名。”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宛希俨被调往赣西南领导土地革命,身怀六甲的黄慕兰没有随行,想不到宛希俨4个月之后就牺牲了。黄慕兰表面上脱离了共产党,并把遗孤交给宛希俨家人抚养,实际上她的关系早已在党内秘密转入地下。
黄慕兰先任湖南省委秘书和机要交通,并在此期间学会了半夜在圣经上用米汤密写文件、去旅馆对接头暗号、在码头等待交通船。1929年,地下党组织又将她调往上海,任中央委员会机要秘书。
在上海,黄慕兰与中央委员贺昌相识。在黄慕兰眼里,贺昌长身玉立,口才极佳,跟宛希俨一样是她的革命导师。贺昌劝说黄慕兰嫁给自己时说:“无产阶级妇女没有从一而终的观念,我相信你没有这种封建思想。你和宛希俨就是反对封建婚姻的先锋。”由于黄从事地下工作,这次婚姻连她的母亲都不知道,只给组织部长周恩来写了汇报。
当时的共青团中央秘书长饶漱石也是黄慕兰的追求者之一。一次接触中,他讽刺黄 “攀上高枝”,慕兰愤懑难平,竟在回家路上将一本密写的会议记录弄丢了。情急之下,她投江自尽,被警察救起送往收容机构。
在回答警察问询时,黄慕兰怕暴露身份,就编了个失恋少女寻亲不得,殉情自杀的故事。被记者采访时,她又故意提到一位地下工作者的化名,说是“表哥”。周恩来从报纸上看到“妙龄女子失恋自杀被救”的社会新闻,特派“表哥”将她接回了“家”。
1930年以后,由于对革命形势的错误判断,党内出现了在城市冒进的“立三路线”。作为李立三的密友,贺昌也是这一路线的执行者,黄慕兰自然夫唱妇随。为了发动工人罢工,她冒名顶替去丝厂当学徒工,并因工运入狱,带着身孕坐牢百日。
武装暴动在各地失败后,贺昌被撤职。1931年春,他苦闷地在上海反省了几个月后,决定回苏区打游击,将功赎罪。恰在此时,有消息传来,公共租界捕房在查封上海工联机关时,逮捕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关向应,并在他的居处搜走了一大箱文件,文件中有不少是绝密的。
贺昌和关向应从建立共青团开始,就在一起并肩战斗。“立三路线”被清算后,当时担任军委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关向应也被降职成为候补委员,同样的际遇,使他成了贺昌家的常客。
贺昌既担心妻子在苏区受苦,又考虑到营救关向应的紧迫性,遂向周恩来“寄子托妻”,举荐黄慕兰为中国人民革命互济总会营救部长,负责营救狱中的党员。
想到与宛希俨一别竟成永诀,黄慕兰这回无论如何都不愿意服从组织分配。她哭了三天三夜,弄得贺昌束手无策,只好请组织帮忙。
组织上做工作说:你人长得漂亮,皮肤又白,在上海丝厂假扮工人还可以混下去,可是和“土豹子”(贺昌外号)扮作小商贩或者农夫通过层层封锁线到乡下去就很不协调了。这不仅会危害“土豹子”的安全,连护送你们的特工人员也会一块遭殃。
黄慕兰怕连累贺昌,只得与他告别。70年后,她仍记得丈夫临走前说的话:“如果你能从狱中抢回关向应这员大将,就是为党立了一个奇功,到那时我就接你上井冈山。”
潘汉年坐镇情报科
住进白俄公寓,黄慕兰除互济总会营救部长这一职务外,还有一个更为秘密的身份中央特科情报员。
中央特科是周恩来一手创建的。按当时的规定,主要任务是保卫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了解和掌握敌人的动向,营救被捕同志和惩办叛徒特务。重组前,在中央只有周恩来、向忠发、顾顺章三个人了解特科的行动。
顾顺章叛变后,原先和他一起工作的陈赓、胡底、李克农,以及打入敌人内部的钱壮飞等人,必须撤出上海。重组后的新特科由陈云总负责,兼任总务科科长。黄慕兰所属的情报二科,科长是潘汉年。惩治叛徒的行动科科长,则由康生(化名赵容)担任。
营救关向应的行动由周恩来亲自领导,黄慕兰对外,潘汉年对内,单线联络。
按照一般惯例,本应是男主外,女主内。为什么这次破例了呢?组织上考虑到,以黄慕兰的魅力和魄力,更便于开展上层联络。另外,从安全上看,黄家在上海人脉甚广,即使遭遇不测,不幸被捕,也可以动用娘家的关系奔走营救。
在黄慕兰的身份由秘密转向公开的同时,原本活跃在文坛的左联“奇才”潘汉年却在上海滩销声匿迹了。朋友们许久见不到他,还以为他离开了上海。即使偶尔碰到,他也只是笑笑,点点头。老朋友回忆说:“如果在马路上,他不理大家,也不知在干什么,连党内有些同志也不敢找他了。”
表面低调的潘汉年,在特科内部却是“神通广大”。他时而西装革履,时而长袍马褂,时而化妆成瘪三,时而一身乞丐打扮,虽然周旋于白色恐怖中仍显得游刃有余。
其实,在进入特科之前,潘汉年所表现出的机智灵活,就已经出神入化了。这点,从他侄儿记录的故事中,也可略见一斑:
有一天,三叔回家,发现有人跟踪,他进门就高喊:“我肚子饿了,快给我弄碗蛋炒饭吃。”一面疾步登上三楼阳台,拿出事先为应变备用的特大阳伞,跳到邻居的阳台上,潜走了。
特科改组之后,潘汉年采取了一系列安全措施。他把特科的总办公地点设在今天广东路的一个写字间,对外以煤球厂为掩护。为了迷惑外界,他还另外在中山路找到一处厂基,订购设备,组织煤球生产。每天上午,陈云、康生、潘汉年就以煤厂老板及经纪人的身份到总部议事。另外,潘汉年还制定了一套秘密工作方法,如电话联络仅限于报警,每个工作人员使用化名或代号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