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思光中国哲学史笔记 论劳思光对中国哲学发展历程的研究

在对先秦哲学的诠释中,劳思光以孔孟儒学为正统,对其他哲学家和派别的哲学思想分别进行了自己的解读。

在劳思光看来,作为哲学必有系统性和自觉性,所以孔子以前的原始思想不能算作哲学,从哲学史的立场看,孔子是中国哲学的创立者,因为“在时间次序上说,孔子是第一个提出哲学理论的人;在学说内容上说,孔子所提出之理论,实际上成为中国哲学思想之主流,而且决定中国文化传统之特性。

因此,中国哲学史之研究,必须由孔子之研究开始”[2]75。孔子的基本理论是“仁、义、礼”,其他理论都是这一基本理论的引申发挥。孔子是儒学的创立者,他所代表的精神方向,后来成为整个儒学传统的精神方向。

所谓“精神方向”指“价值意识”而言,孔子的价值意识涉及“文化问题”“自我问题”“传达问题”。“文化问题”涉及一般文化生活,包含孔子之宗教观及宇宙观在内;“自我问题”涉及纯哲学中之“自觉心”问题;“传达问题”涉及孔子对理论学说之观点。

就文化问题而论,孔子立“人文之学”;就自我问题而论,孔子立“德性之学”;就传达问题而论,孔子立“教化之学”[2]100。

劳思光认为,孟子的学说以心性论和政治思想为主。心性论包括:性善与四端说——价值根源与道德主体之显现;义利之辨——道德价值之基本论证;养气与成德之工夫——道德实践问题。此中又以性善论为中心[2]119-120。

劳思光指出,孔子学说是自“礼”而返溯至“仁”与“义”。于是“仁、义、礼”三观念会为一系,外在之生活秩序源于内在之德性自觉,故其基本方向为一“心性论中心之哲学”。及孟子言性善,言扩充四端,于是点破德性自觉(或对“应然”之自觉能力)为人之“Essence”驳告子“自然之性”之观念。

此一心性论中心之哲学,遂有初步之成熟[1]14-15。在这里,劳思光把孔孟的学说概括为以心性为中心的哲学,认为这既是儒家的真精神,也是中国哲学的特色所在。表达了劳思光尊孔孟、重心性的哲学倾向。

在谈到老子哲学时,劳思光认为,老子的主要观念可以分为三组:第一组是常、道、反,第二组是无为、无不为,第三组是守柔、不争、小国寡民。其中第一组是老子思想的根基,第二组是老子思想的中心,第三组是中心思想在人事上的应用。

而贯串三组观念的精神,则为一“肯定情意我(或生命我)之精神”[2]187。所谓“情意我”指“自我驻于此境以观万象及道之运行,于是乃成纯观赏之自我。此一面生出艺术精神,一面为其文化之否定论之支柱”[2]188。

庄学继承了老子哲学的思路,认为“形躯不足贵,认知不足重,德性亦无价值,文化活动本身复为一永有罪恶之追求。一切否定,所余者唯有一自在观赏之心灵”[2]214。道家的学说虽能成就艺术,但有不少流弊:“为阴谋者所假借,一也;导人为纵情欲之事,二也;引生求长生之迷执,三也。

此三弊非仅为理论上之可能,且为历史中之事实。韩非喜言老子,其例一也。魏晋名士清谈误国而不自知,其例二也。张道陵之道教,假老庄而乞长生,其例三也。”[2]215这是对道家学说负面因素及其影响的揭露。

劳思光还谈到了其他学派和人物的思想。他指出,墨子思想的中心是“兴天下之利”。“利”指社会利益而言,故其基源问题是“如何改善社会生活”,此“改善”纯就实际生活情况着眼,与儒学之重文化德性有别。故墨子学说第一主脉为功利主义[2]217。

荀子的价值哲学,对于主体无所见,其精神落在客观秩序上。然以主体之义不显,所言之“客观化”亦无根[2]251。荀子言自然之性,而不解自觉之性,对孔孟学说无所发展[1]15。韩非思想杂而浅,基源问题是“如何致富强”或“如何建立一有力统治”。至于心性论及宇宙论等方面,则韩非子实空无所有。就先秦思想全盘观之,则发展至韩非时,文化精神已步入一大幻灭、一大沉溺[2]269。

总体而言,在劳思光看来,孔孟创立了以心性论为中心的哲学,这是中国哲学的正宗;道家注重情意我,有诸多负面因子;墨家是功利主义;荀子未谈主体性,偏离了孔孟之学;韩非更不值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