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希圣之女 范泓:公竟渡河的悲剧——陶希圣从政之痛2

原标题:范泓:公竟渡河的悲剧——陶希圣从政之痛2

也就是说,“改组派”中具有理论学术素养的一些人,出于对现实政治的一种考量,多半采取“厚今薄古”的态度,尤其不满戴季陶等人对“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的解释,其抨击对象更多的是国民党内部中的那些“右派”。若从历史角度阐述三民主义与国民革命这一课题,学养深厚的陶希圣无疑是这些人当中最为得心应手的一位,“陶希圣的文字看上去虽然不像陈公博等人那样锋芒毕露,但却最有历史的纵深度,因而其理论的说服力也最强,影响也最为长久。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可以说陶希圣这一时期的思想言论是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国民党‘改组派’革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社会历史和革命前途基本认识的理论典型”。

从负面来讲,陶希圣有其“改组派”历史背景,在脱离北大校园从政不久,追随汪精卫等人在抗战初期鼓吹什么“和平运动”,并参与汪组织早期与日本人的“议和”密谈。对于蒋介石而言,这是在政治上的一种不可饶恕的“逆行”。

后中途大梦初醒,乘桴过海,揭露汪等卖国求荣的卑劣行径,戴罪立功。但其间的反反复复,在历史上遭人诟病,更被某些正统史家视为“政治上的投机人物”。不过,从这一时期陶希圣“居中偏左”的政治立场来看,其思想资源以及史学方法,明显受到唯物史观的某些影响,他后来在《潮流与点滴》一书中亦有忆及:

这两年间,我对于马克思与列宁的著作与论文,从英文及日文译本,下了工夫。同时对于批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也选读了不少。我的思想方法,接近唯物史观,却并不是唯物史观。与其说我重视马克思、恩格斯的作品,无宁说我欣赏考茨基的著作。

例如考茨基的《基督教的基础》,就是我用心读过的一本书。然而我的思想方法仍不局限于此。我用的是社会的历史的方法,简言之即社会史观。如桑巴德的《资本主义史》和奥本海马的《国家论》才真正影响我的思路。

其得意门生、著名史学家何兹全先生也认为陶的史学思想,在当时受辩证唯物论的影响。从当时那场中国社会史学论战来看,多数论战参与者,无不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自居,其中有干部派、托派(反对派)、国民党,陶希圣是自成一派。

由于政治立场不同,最终将政治上的互骂,转移至学术上的互骂。“但从纯学术方面说,这时期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确是一个高潮。上海的新书店,如雨后春笋,无不是出版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书的”。及至北大时期创办《食货》半月刊,陶希圣对于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才有了一定的转变。何先生这样说:

陶希圣1931年暑假后到北京大学任教。1934年编辑出版《食货》半月刊。在创刊号的《编辑的话》里,他对于编辑出版《食货》的宗旨和态度,曾有扼要的说明。他说:“有些史料,非预先有正确的理论和方法,不能认识,不能评定,不能活用;也有些理论和方法,非先得到充分的史料,不能证实,不能精致,甚至于不能产生。

”“当时(指社会史论战时期)的风气,是把方法当结论的。……把方法当结论,不独不是正确的结论,并且是不正确的方法。

”“那末,心里一点什么也没有,我们去就史料论史料,好吗?这也是不成的。……没有任何意见在心里,你去那儿去找那个材料?……你总得有了疑问,有了假说,你才会去找证据的,你才能找着别人没有说出的证据。

”“这个半月刊不把方法当结论,也不是没有一点什么疑问,没有一点什么假设,单纯排起材料来的。这个半月刊要集合,要欢迎在切实的方法之下搜集的材料……”从他的这些话里,可看到陶希圣当时的思想。 陶希圣早年对“正统历史学”有所不满,也就是“考据学”。

这时他发现,倘若没有广泛的和仔细的运用史料来论辩,也会流于空谈。“中国社会史论战各方争辩,以唯物史观为问题之焦点。单凭唯物史观之理论与方法,使用贫乏的历史资料,填入公式,加以推断,达成预定之目的。此可谓论战各方共通弱点或缺点。

食货半月刊力排公式主义与教条主义,指出历史学方法必须从历史资料中产生,始有其真实的功能与价值”。以台湾历史学家陶晋生院士的看法,认为这是其父陶希圣多年从事历史研究的一个心得,以表明他的史学理论,正趋于成熟。

《食货》半月刊自1934年12月创刊至1937年7月停刊,陶希圣倾注了大量心血,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论文三十六篇,其他七篇,翻译二篇,共计四十五篇,位居作者之首。与此同时,又陆续出版四卷本七十余万字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形成“中国社会发展五阶段”之说。

应当承认,此时北大教授陶希圣,在中国学术界已立足成势,风头正健,并由此产生了一个“食货流派”。关于这一点,由于长期以来陶本人在历史舞台上所扮演的特殊政治角色,“学术界对其学术倾向的判断存在很大差异,其学术价值一直为政治的强光所遮蔽”(陈峰语)。

中国社科院著名经济史研究专家李根蟠也认为,“《食货》对中国经济史学科发展的贡献是不应抹杀的,全盘否定并不公允”。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上海书店向海内外推出《食货》半月刊影印本,可见其学术价值至今犹存……

然而,1937年7月卢沟桥的惊人枪声,不仅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许多学人的面貌。顷刻之间,在战火纷飞之中,陶希圣呕心沥血的《食货》杂志不得不停办,本人也从一个学者转而为最高当权者的政治幕僚,其中固然掺杂某些不可抗拒的现实因素,但在陶的内心深处,对现实政治如梦魇一般挥之不去的心结,就像牛顿的那个苹果,在“道”的万有引力之下(清初顾炎武有“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之说),落入无底之井,从此成了一个“服从政党的政论家”35。

当年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那个“锋芒太露”(陈布雷语)、神形皆备的“学者陶希圣”不复存在了。或许还可这样看,以陶的北大同事兼好友胡适先生为例,尽管后来政府也不由分说地“调兵”调到他、“拉夫”拉到他,使他“没法子逃”而出任驻美大使。

但胡适骨子里勉为其难,以致对妻子说出这样的心里话:“战事一了,我就回来仍旧教我的书。请你放心,我决不留恋做下去。”36陶希圣则不然,如同守着一盏灯幽幽暗暗地走到了底,所付出的代价,不仅是学术研究上的多年中断,还应包括在政治上丧失某些判断(后果即为“走失”),无怪乎何兹全先生这样评价:“陶先生一生中政治上最大的失策或错误,是跟随汪精卫出走。

从我和陶先生的接触中,我理解这是陶先生一生最痛悔的事,是他一生最大的心结。”

1937年12月,陶希圣奉命从南京前往湖北。 他搭乘“龙兴号”溯长江西上,抵汉口后,再转武昌,这时他的家人已从北平逃出来到武昌。陶希圣是湖北黄冈人,对这里的一山一水并不陌生。其时陈立夫已为他下达组织上的交待,吩咐湖北省党部等组织直接听命于他,其中陶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发表演讲。

他除了在湖北省党部汉口青年团等组织进行演讲之外,“接着在粮道街中华大学、昙花林华中大学及其他学校,演讲多次,或明示、或暗示,对中共作观念上与思想上的斗争”。

从这个细节看,陶希圣从政后所扮演的角色,更多的是为当局意识形态在作辩护。不久,国防参议会迁往武汉。陶此时特别反感有人提出“联合政府”这一口号,甚至与人交谈时也不加掩饰。有一次,北平中国大学的左派教授马哲民来见他,两人是老乡。

陶则对他说:“你在北平一口黄冈话,到了武昌又是一口京腔,腔调都变了,是不是联合政府快成立了!”马闻之不悦,站起身来就走。以陶的书生性格,理应不至如此。可见当时政见上的分歧,受到党派与理念的影响,相当对立甚至激烈,否则在日常交往中不至于这样“剑拔弩张”。

这时汉口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已开过,蒋介石被推选为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总裁名义很大,有如总理”,所谓“名义”,无非就是权力。如上所述,在汉口成立的艺文研究会,实际上是国民党在文化宣传上的一个别动队(陶自语)。不过,其主要负责人周佛海、陶希圣、陈公博、高宗武等均为当时“低调俱乐部”成员,这些人与蒋与汪在政治上有着一种复杂的公私之交。这一事实,在后来所演绎的故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时出现一个低调俱乐部的名称。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长原为邵力子,后来是叶楚伧,副部长是周佛海。周为人豪爽,与陈布雷相交甚密,中央要人及北方来者常至其处,因此家中总是高朋满座。尤其遇敌机来袭时,躲在他寓所内防空洞最为安全。所以,我们平日常在西流湾周寓防空洞中闲谈,交换消息。……宪兵司令谷正伦,有一次曾善意的警告周佛海说:“你们这个低调俱乐部,小心点哦!”

战争仍正在进行之中,面对日本惨无人理的蛮横侵略,中国人抗战的决心势不可当。李宗仁、冯玉祥等人提出“焦土抗战”、“长期抗战”的口号,从客观上反映了当时国人的一种悲愤情绪,包括后来提出“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这样的口号,足以显见战争的空前惨烈。

然而,此时却有一些人对抗战缺少应有的信心,其代表人物就是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这些人。胡适就任驻美大使之前,曾一度与“低调俱乐部”一干人士有过来往,但胡适是一个“爱惜羽毛”的人,在政治上毫无野心,无论议政或短暂从政,都基于做国家诤友这一立场,与国民党的关系始终若即若离。

胡适虽提出“苦撑待变、和比战难”,但与汪精卫等人“妥协合作”在本质上是两回事,至少他仍持有这样一种信心,即西方民主国家,尤其是美国,迟早必会卷入亚洲战场;到那时,战争形势将出现根本性逆转,“胡适这项消极中的积极,悲观中的乐观,后来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不幸那时的汪派人士,却见不及此也”。

陶希圣也是一个在政治上没有野心的人,但他似乎缺少胡适的那种远见。他从情感上相信汪在七七事变之后,偏向于直接与日本谋和,仍是以其最大的努力在为国家着想。当时与日本人交涉“和议”,由蒋介石、汪精卫共同负责主持,具体则由原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后赴港主持搜集日方情报的高宗武秘密进行。

国防最高委员会后迁至汉口,除之前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居间调停之外,另外还有过三次。“一为意大利驻华大使,他是墨索里尼的女婿,花花公子,与陈公博是好朋友。

他至武汉提出调停之议,由汪先生接见。第二次是英美大使居间,也是汪先生接见的。第三次是盛宣怀的长女即诸青来夫人,她经香港到汉口,说明日本政府不以蒋委员长为对手,却希望汪出面讲和。汪的答复是他离开抗战而独自言和,是不可能的事。他告诉盛大小姐,这件事要立刻报告蒋委员长,并劝她立刻回香港去”。

但从不远的事实看,汪内心深处恐怕早已僭越这一思路,否则后来不至于走得那样远。按一般说法,汪积极鼓吹“和平运动”,与日本人暗通款曲,甚至不惜再搞一次“宁汉分裂”(1927)或“扩大会议”(1930),是因为他本人多年来与蒋斗法争权所致。

这话并不错。自1926年“中山舰事变”以来,汪蒋二人在权力上明争暗斗为众人所知。尤其是1938年春天蒋介石大权在握时,汪以国民党第一元老屈居“副总裁”,确实心有不甘。但汪精卫最终走上卖国求权之路,其实又非那样简单。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披露的陈公博狱中遗作《八年来的回忆》中可知:汪精卫“主和”的症结,其远因是受到长城古北口之役的影响,其近因是受到西安事变的刺激,“自西安事变发生后,汪先生更是倾向于和平,以为中国对日应该寻出一条和平之路,如果中日两国战争,其结果在国际上恐怕只便宜了苏俄……”陈与汪有着私人之间的厚谊,应当说了解汪的心境。

可汪后来公开背弃重庆,却为他始料不及。他当时就对汪说:“日本情形,我绝不熟悉。但由于过去几年交涉而论,日本绝无诚意。日本对中国的要求什么是他们的限度。

我们是没有办法知道的。对于一个国家,我们不知道他的对我要求至何限度,而卒然言和,是一件绝对危险的事……”汪精卫在1932至1935年出任行政院长时,提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政策,其“用意就是避战”。

但有关研究者指出,这并不代表汪一个人的看法,而是当时南京政府的共识。抗战初期,高宗武与日本人秘密接触,其实是得到汪、蒋二人的默许。到了1938年下半年,鉴于日本不以蒋介石为谈判对手,事情才起了根本变化,汪这时竟以为自己是替代蒋的不二人选,以其副总裁之尊而背离国民政府,出走河内,这很难说不是日本人包藏祸心,以汪为诱降对象的一个阴谋。

汪的所谓“和平运动”,与时局的变化以及民族的诉求已越来越远,其中最大的分歧就在于:中国不是不要和平,而是怎样去实现和平?当一个人的思维超越历史条件之时,往往会走向事物的反面。

汪的思想之所以出现转变,应当说是一种失败主义情绪的恶性发展。当然,其潜意识中不排除与蒋的矛盾日益尖锐,才试图另谋出路。

汪有其“活烈士”之誉,少年时“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之豪迈,曾让人引为壮语。何以在知命之年,还要干出卖国求权之事?唐德刚问过高宗武,高以两字而点晴:“押宝”。将其个人的政治生命押在侵略者的身上,这显然是押错了地方。

汪的“和平运动”乃至最终投敌,无论从民族的尊严,还是从国家利益加以考量,在当时不可能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包括龙云、张发奎这些对蒋有所不满的地方军阀,也是心怀鬼胎,按兵不动。

那么,陶希圣为何又会掺合其间呢?恐怕又要扯到前面所说的那个“改组派”了。蒋介石虽然赏识陶希圣,甚至下令征其入政以重用,但骨子里陶希圣又是一个汪派人物。何兹全先生认为:“陶先生和汪精卫的关系在1928年前后就建立起来了。

揆诸三十年代国内政治情况,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和陶先生的思想情况,那时他靠近汪就比靠近蒋的可能性大”。我在阅读陶夫人万冰如女士未刊回忆录《逃难与思归》时得到证实,不论是1928年在武汉,1930年在上海,还是1937年再到武汉,陶一直是汪派。

若从一个人的文采流韵、器宇见识,气质修养来讲,像陶希圣这样的书生很容易对汪产生好感,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但不可否认的是,此时陶对战争情势亦不甚乐观,与汪等人的看法如出一辙,这就使得他们在政治上能够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再加上先前“改组派”这一层关系,陶随汪而出走,虽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从他1938年12月31日给驻美大使胡适的一封信中可窥见当时的真实心态:

……蒋先生12月8日到重庆。他的态度完全改变,对于国家处境困难,全不考虑。他的全部计划在提携共产党。他说日本没有兵打仗了。他对于日本的和议,不假思索的拒绝。这样的变动,以及客观的困难,使汪先生及我们都感到一年半的努力进言都成了画饼,更都成了罪状。

眼看见国家沦陷到不易挽救的地步,连一句负责任的老实话都不能说。幻想支配了一切,我们才决心去国。没有带出一个多的人,只有公博、佛海及希。我们不想作积极的打算。

我们第一,想从旁打开日本与中国谈判的路,战与蒋战,和与蒋和,再向蒋公建言力劝其乘时谈判。如果做不到,我们便退隐不问政事,我们一样爱护蒋先生,支持战局。我们不同的只是认定再打下去,只有更加沦亡,更加无望,应当及时谋战事的结束。

此信写于汪精卫在河内发表“艳电”的第三天,国民党宣布开除汪精卫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的前一天。信很长,这里只节录其中一段。这封信透露了当时国民党高层人物在重大国事上的严重分歧。这些话,陶之所以对胡适一人说,可见两人的关系非同一般。

应当承认,陶信中所说并无夸大之词。从郭廷以或黄仁宇等当代著名史家的著述中,包括蒋介石本人的日记,都可证实当时战争的惨烈与无助。“自淞沪作战至南京的大屠杀之后,蒋介石所受到的羞辱与挫折,可以使多数的人肝胆俱裂,而且痛不欲生。

开战未逾六个月,敌方已占领上海、南京、杭州、北平、天津、包头、太原、济南、青岛,看来打通津浦路已是指顾间事……”也就是说,抗战初期,战事并未如蒋介石想象中的那样顺利,国际间的反应“更足令人寒心”。

然而,另有一事实不容忽视,甚至更为重要:虽然初期抗战无争胜之可能,但对于鼓舞人心则收效极大,正如唐德刚所说“殊不知处乱世,当大事,往往都是乘势而为之的。……抗战初期,全国下下,激于同仇敌忾之心,大家都忘其所以,而大叫其‘抗战到底’和‘焦土抗战’。

与日偕亡之心,正是普遍的民气,青壮年尤然,军人更是如此”。美国人史迪威时任驻华武官,他也看到了这一点,在日记中慨然写道:“蒋介石不能放手。他呼吁全国,全国响应,现在他只能继续下去。”蒋介石在1938年1月15日日记中也发誓:“……固无论其如何举动,皆不能动摇我抗战之决心及胜利之信念。”

如此看来,当时确实存在着一个对于时局估量的问题,这里我们不妨将陶信中几个关键词作一解读,即可知汪、蒋二人的分歧在所难免:一,提携共产党。此时为国共第二次合作,国民党内部有许多人反对,汪的多次表态更为明显。

尤其西安事变之后,蒋对中共的态度有所转变。但大战当前,惟有对各种抗战力量进行整合,除此之外,别无他途;二,蒋拒绝和议。事实上,蒋为此努力过,但日本军队中的“扩大派”得志更猖狂,无法扼制,局部事件最终演变为全面侵华,此时若坚持再谈,与国家利益以及民众诉求相去太远,蒋当然要拒绝;更者,南京失守后,蒋驻节武汉,日本人又提出新的条件让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转达,当时蒋的反应极为强烈,认为“日本所提条件等于征服与灭亡我国,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之为愈”;三,退隐不问政事。

书生性格跃然纸上,一如明末四公子诸人,出则忠义也好,入则孝悌也罢,然而遭遇一点挫折,即归于一个“隐”字,全无政治上的勇气和远见,是自己先打败了自己,开始退居主流政治的边缘……等等这些,可见汪精卫等人在国势日蹇之下无可如何的一种真实心态,其可笑之处,将为后来的历史所证明。

陶希圣在政治上一时之糊涂或迂腐,说他在关键时刻“走失”,恐怕并不为过。

1939年1月,陶希圣从河内到达香港,与高宗武二人在汪应否进入敌战区这个问题上与周佛海、梅思平等人发生争执,这时汪精卫想另立政府。陶派自己的学生武仙卿赴北平考察日军占领实况,特别嘱其前往九道湾拜访一下周作人。武仙卿回来后,转达周对陶的忠告:干不得!

其实,汪精卫夫妇从内心对陶并不信任。自心腹曾仲鸣在河内被刺后,汪精卫受到很大刺激,但此时通电既出,除投敌之外已无他法,真可说是陷入了政治上的一种绝境。不久,汪手下一班人潜入上海,汪夫妇则由河内到了广州,陶希圣与陈公博仍留在九龙。

1939年5月,汪夫妇派人到九龙让陶、陈二人前往广州。“公博与我初到广州,即被接到爱群酒店。公博先到东山汪公馆,数小时后,始有人来接我到东山。后来才知道汪夫妇对我已有猜疑之意”。

陶随汪离开重庆,是“幻想支配了一切”,现在开始醒悟过来。6月5日,他给已在重庆的学生何兹全写一信: 弟现正在于悬挂空中之境遇。弟以为中国对敌“战则全面战,和则全面和”,至其主体则“战由国府战,和与国府和”,如此始可不至于“战既不能,和不由我”。

此皆在国内时,曾为当轴深言之者也。迄今仍坚持不变。此坚持不变之立场,不因他人之转变而动摇。以至自处于十二万分之苦境,然亦不怨也。……因之谓汪即将组府者,姑无论汪之下有人力主与否,断不能很早成为事实也。……汪之旧人不恤离去以相争,只有某某新交力主组府,然组府岂易为哉……

某某“新交”指的是周佛海、梅思平等人。周、梅二人先前均为蒋的旧部与亲信,他们亦随汪而出走,其本身就有疑点多多。陶信中说汪的旧人不恤相争而去,指的是顾孟余或陈公博,对于汪在河内发表“艳电”一事,顾与陈实际上是不赞成的。

据陶希圣回忆:“周佛海与梅思平是出自蒋先生门下的,他们能走到哪里去呢?以前好几次,汪先生与蒋先生不合,事后还可以见面,至于他们二人,还能跟蒋先生见面吗?他们是走上一条不归路了。我与公博主张到巴黎去,但是这就政治上而言,是无意义的事,他们不肯……”汪组织内部开始出现分歧毋庸置疑,陶希圣与高宗武的看法似更为接近,但陶又发现,“这时汪夫妇与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可谈的……”51这一年8月,汪在上海召开所谓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显然是一次不合时宜、甚至是非法的会议。

汪指定陶希圣为“中央党部宣传部长”,周佛海、梅思平分任秘书长和组织部长。对陶来说,这是一个辞受两难的任命,其处境一下子变得“敏感”起来。

重庆国民政府明令通缉这些人,但在通缉名单上却没有陶希圣的名字。后来才知道,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在通过通缉名单时,蒋把陶的名字给圈掉了。“圈掉虽然没有什么,但是,却使我陷入被监视的情势”,陶后来这样说。 接下来是令人沮丧的南京之行。

这时欧战已经爆发,日本与德国、意大利、苏联的四角关系益见密切与复杂。虽然俄国人支持中国对日抗战,但同时也未放弃与日本保持联系。这时影佐机关积极活动,以促汪精卫早日组府。以日方某些人的设想,第一步是在南京,先让汪与两个傀儡分子王克敏、梁鸿志见面。

照日本人看来,汪等若想组府的话,必须得到这两个人的协助才行。其实,在当时的中国政坛,王、梁二人与唐绍仪、吴佩孚一样,基本上都是属于那种过气的人物,日本人的“盘算”不免滑稽可笑。

1939年9月19日,汪一行人从上海乘火车抵南京,有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还有高宗武。高是自己提出来要去的,汪误以为这时悲观的高宗武也开始乐观起来。从高的未刊回忆录中可知,他之所以自告奋勇,是想透过王克敏其人劝汪不要另立政府。

五年前,高在国民政府外交部任职时,曾奉命处理华北事务与王克敏打过交道,王对其特别赏识,甚至想把自己美丽的女儿嫁给这位年轻人。到南京后,高即与王秘密见面。王这时差不多全盲,仍戴着墨镜。

高对他说:“我对这些会议完全没有兴趣。我来南京的目的只是要来看你,希望能够说服你阻止组织傀儡‘中国政府’,你我都很清楚日本人是在玩弄把中国分而治之的老套,这对中国非常有害……”王长叹:“前途很黑暗。过去几年每次向日本人提出要求,都要激烈争吵。而每次我都失败。我绝对反对成立新政权。”

在高宗武的说服下,“在现在的傀儡与将来的傀儡的会议上”(高宗武语),王真的站起来反对建立什么“新政府”,但他的意见未见采纳。汪、王、梁三人的会谈,实际上徒劳无功,结果是汪派背后的影佐机关、梁背后的原田机关、王背后的喜多机关——日本人自己谈了起来,这些人各自代表一方势力,既对立又勾结。

陶希圣不禁叹道:“这么一来,使我们更加看透了傀儡之所以为傀儡者的鲜明事实”,这里的“我们”不包括汪、周、梅诸人,而是陶本人与高宗武。

陶希圣当时就对周、梅二人打了一个比喻:这如同四人打麻将,背后各有一个参谋。打了两圈之后,参谋们自己伸手直接打了起来,结果弄得本来的四个人只好束手旁观……在离开南京前夕,日本华中司令山田中将,在傅厚岗一幢洋房里举行宴会。

席间,高宗武脸色突然苍白,几乎要昏厥过去。众人以为食物中有毒,大惊失色。高被周佛海扶至另一房间休息。其实是虚惊一场,数分钟后,高渐渐恢复了正常。但此事却可见参与者的紧张心情。

高后来解嘲说,“我猜那是山田身上的酒气和傀儡们的諂媚丑态造成的”。当天晚上,高对陶希圣、梅思平说,让他们尽一切办法阻止“新政府”的成立,陶一口答应,梅则不表态。“汪先生从南京回上海,再开会时,大家都不愿提起此行,只是心里都蒙受上一层漆黑的影子,是侮辱,是羞耻,也是懊悔”52,这是陶希圣对南京之行的悔恨之笔。

此时,重庆方面在指挥奋力抗战。1939年9月初,日军为配合德、意在欧洲战场的进攻,调兵会攻长沙。国民政府下令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组织长沙会战。中国军队采取“逐步抵抗、诱敌深入”的战术,利用有利地形,消耗敌人,各个击破,打到9月底,日军已粮尽力竭,无力组织新的军事进攻,不得不退至汨罗江,随即全线撤退,中国军队取得了长沙会战的胜利,共歼日军三千多人。

这一年12月11日,蒋介石宣誓就任行政院长;16日,李济深、陈诚奉命自重庆抵广西,协助白崇禧组织南桂战役;1940年元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