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大师思想素描《贝克特肖像》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品

出版日期:2006年4月

编者按:2006年4月13日是196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20世纪荒诞派戏剧创始人塞缪尔·贝克特的百年诞辰纪念日,世界再度兴起了诠释、理解这位大师的热潮。北京世纪文景公司策划出品的《贝克特肖像》,为大家提供了一本了解贝克特的权威图文书。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为大家介绍这本书。

《贝克特肖像》由两部分组成:其一为大量珍贵的剧照及贝克特个人照片,由贝克特戏剧的专职摄影师约翰·海恩斯拍摄;其二是贝克特的多年挚友詹姆斯·诺尔森撰写的3篇纪念文章,不仅勾勒出贝克特质朴、睿智、才华横溢的生平,也探讨了贝克特高超的艺术鉴赏力及其对舞台形象创作的影响,同时亦囊括了贝克特执导话剧、电视剧的创作思想和经验总结。本书图文并茂,可供贝克特研究者和戏剧、文学爱好者收藏。  

塞缪尔·贝克特(1906~1989),是爱尔兰小说家、戏剧家,长居法国,兼用英、法两种文字写作。二战期间参加抵抗德国纳粹运动,战后返回巴黎,成为职业作家。创作风格深受乔伊斯、普鲁斯特和卡夫卡影响,小说如《莫洛伊》三部曲等,以诙谐和幽默表现人生的荒诞、无意义和难以捉摸,成为20世纪的杰作。

他的戏剧成就尤为突出,具有鲜明的反传统特征,强调简洁,注重细节,代表作《等待戈多》1953年在巴黎引起轰动,连演三百多场。贝克特于1969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贝克特重要作品:

四大剧作:

《等待戈多》,《终局》,《克拉普的最后一盘录音带》,《快乐时光》

小说三部曲:

《莫洛依》,《马隆纳死了》,《无名者》

撰文:詹姆斯·诺尔森:贝克特20多年的至交,《去你的,名声:塞缪尔·贝克特传》一书的作者,该传记被誉为重要的贝克特传记作品。另编著有十余部专著和贝克特文集。

摄影:约翰·海恩斯:经典戏剧摄影作品《登上舞台》一书的作者,贝克特戏剧的专职摄影师。

权威的作者和精当概要的文字是该书的第一大看点。

《贝克特肖像》是去芜取精后的凝练之作。全书共分3篇纪念文章:贝克特肖像、贝克特塑造的舞台形象和贝克特的导演生涯。

第一篇文章试图消除常人对贝克特的误解,勾勒出贝克特复杂多面的性格:他既有热情开朗的一面,也有空虚困顿之时;他有时候目空一切,有时候也平易近人;他既会乐善好施,也会同仇敌忾。第二篇文章接下来追问:贝克特是如何创作出那些一反传统、令人瞠目的视觉形象的?事实上,作为“视觉艺术家”的贝克特在其塑造的舞台形象中,无不渗透着欧洲经典绘画大师们以及现当代艺术家们的双重影响。

最后一篇文章则向我们讲述了贝克特与众不同的自编自导生涯。他的导演方法为什么总是那么奇特,甚至匪夷所思?他所遵循的导演原则是什么?作为舞台导演艺术方面的行家里手,贝克特对演员造型、灯光、节奏、舞台设计的探讨往往令人耳目一新。

“就贝克特在世时的知名度而言,很少有作家可以与其并驾齐驱;但是,他不喜欢为声名所累。他的脸上皱纹密布,纵使人海茫茫,我们也能一眼将他分辨出来。但是,他并不喜欢别人认出自己。他痛恨任何形式的自我曝光和自我炒作。

每当人们邀请他参加访谈节目或是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讲,或是在电台和电视台亮相时,他总是很礼貌、但又很坚决地说“不”。因此,他给人的感觉总是那么的神秘,人们也就自然而然的对他产生了种种的误解。有些误解甚至在他过世之后,仍然存在。“

接下来,我们选取了书中的第一部分《贝克特肖像》中的段落,这里提到了世人对贝克特的三个误解,可以帮助大家更好的了解贝克特:

  其中最大的一个误解,也是最自然的一个误解就是:他是一个现代隐士,在巴黎圣雅各大道的七楼寓所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他确实喜欢沉默、孤独和宁静。1936年,在旅居德国期间,他在日记里写下了这么一句话:“独处的感觉真是美妙极了。

”他常常踽踽独行于柏林宽阔的蒂尔加腾公园,久久不肯离去。他写下了这么一句话:“我太崇尚独处了。”事实上,蒂尔加腾公园确实是太大了,即便是在今天,任何置身于其中的人都会有一种独处的感觉。

当然,贝克特并不是为了独处而独处。他知道,沉默和独处对他的写作是至关重要的。“已经深陷于那种友好的黑暗中”,这是他全身心地投入于创作那一篇出奇的凝重又颇具创意的散文作品——《怎么回事》时的真实写照。

当时,他正在法国于西的一个偏僻、宁静的乡间小屋里。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屋周围是一堵高高的、丑陋的、灰色的、令人生畏的煤渣砖砌成的墙。有了这堵墙,就不怕路人的窥视了,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也限制了他的视野。他最痛恨别人窥视自己的私生活,这堵墙就是一个明证。

    然而,当他身处都市时,形形色色的社交生活却让他应接不暇。他曾对一个朋友抱怨说:“巴黎的生活好比是活火熔城。事实上,他交游广泛,朋友和熟人足足有数百人,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业,他们中有画家、音乐家、导演、作家、学者,而且他的好朋友也数不胜数。

有人曾经这样对我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人争先恐后,不顾舟车劳顿地赶着上巴黎去见一个所谓的隐士!”在撰写贝克特传记的过程中,我翻看了贝克特生命中最后20年的记事本,我真想不明白,在如此众多的凡尘琐事的滋扰之下,他是如何完成那么多工作的?在巴黎的那段日子,他每天都有两三个约会,多的时候甚至有四个约会,而且往往是连续几周,没完没了,除了见亲朋好友、合作者、出版商之外,偶尔他还要接待许多慕名而来的不速之客。

他还把很多时间花在了回信上,大多数时候他都会亲笔回信。

成名之后,尤其是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种种压力和烦恼也就接踵而至了。为了应对这些烦恼和压力,他总是突发奇想。比如,在他七八十岁高龄的时候,他只会在上午11点到12点之间接听电话。此前,他通常是在10点到11点之间接听电话。

他买了一部特制的电话,上面有一个红色的开关。开关一旦关上,什么电话都打不进来了。(然而,令人难以释怀的是,这样一个如此沉迷于独处、如此珍视隐私的人,在他逝世之后,这部电话机如今却被陈列在都柏林作家博物馆的玻璃柜里供众多游人参观。

)朋友们都知道,每天他们只能在这个时段里找到他,否则就只能给他写信或发电报了。有时,他故意不开电话。1972年,他在写给伦敦的一位朋友的信中说:“有一段时间,我经常不开电话。

”他的约会大多是通过信件来安排的,而且必须很早预约。 对于非私人信件,他通常三言两语就打发了,而且经常以脚注或是在背面很快地签上自己的意见就完事了。他与法国出版商、子夜出版社的热罗姆·兰东先生的秘书还约定了一系列的程式化用语。

有了这些程式化用语,回信的事就经常由她代劳了。回信的内容是标准化的:“贝克特先生从来不接受采访”;“贝克特先生谢绝审阅关于他的作品的论文和手稿”;“贝克特先生去乡下了”。尽管最后一种说法很多时候仅仅是一种托词而已,但是,它为贝克特提供了一个相当不错的借口,而且,贝克特通常就是靠着这么一点点硬挤出来的时间写作的。……..

由于他沉默寡言,所以,人们对他又产生了另一种误解:他是一个很难相处、缺乏合作精神、神经兮兮的蒙昧主义者。这种说法可以说荒谬至极。他一向都非常乐善好施,乐于帮助那些与他共事的演员们。但是,他又是一个务实的人,他所提出的建议是实实在在的、脚踏实地的,因此,他的建议也仅限于如何说台词、如何表演、如何打手势而已。

他从来不和演员们谈论哲学问题,也从来不和他们谈论心理动机问题。在私下交谈中,和他谈论某一部作品在制作过程中的实际问题,或是每个演员的长处,他会显得无拘无束;而在论及剧作主题或是剧作形象时,他则显得相当拘谨。

对于那些撰文评价他的作品的学者们,他一向也乐于合作,他会很乐意为这些学者提供素材,当然主要是参考文献和文本之类的东西,因为他从来不想涉足对其作品的意义和阐释这些领域。

尽管如此,有时在私下交谈的时候,他在不经意之中也会流露出对自己的艺术作品、戏剧方法、写作实践的一些真实体验。有一回在巴黎,我和他一起吃饭。我记得在饭桌上,我谈到了他的剧作《克拉普的最后一盘录音带》中的音乐节奏的问题,我问他,他是否也会像伟大的法国小说家福楼拜那样,大声朗读自己的作品呢?贝克特回答说:“会。

”接着,他又引用了剧中的一个段落。那个段落说的是克拉普和一个女孩躺在平底船上的情景。他补充说:“就这段台词而言,哪怕你只拿掉一个音节,你也可能破坏水拍打船舷的声音。”说完了之后,他尴尬地笑了笑,仿佛自己在无意中向我道出了一个写作的玄机。……..

对于贝克特的第三个误解是认为贝克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痛苦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他的生活是如此,作品亦如此。这是一种最常见的误解。我认为,这种误解源于对贝克特作品的误解,同时,也源于对贝克特个人的复杂性格缺乏了解。

有时,贝克特确实显得非常忧郁、严肃,而且经常会陷入沉思。每逢此时,他就会眉头紧锁,深深地叹一口气,或者完完全全地陷入了缄默。只要和他相处过一段时间的人,对这种情景都不陌生。面对这种情形,朋友们总是想方设法开导他:有的人会建议和他下下棋,有的人会大谈特谈约翰生博士,想借此提高他的兴致;有的人则会播放莫扎特、舒伯特、海顿、肖邦、贝多芬、韦伯恩的音乐;有的人则会耐心等待他重新打起精神,恢复往日的诙谐幽默;有的人则叽叽喳喳地讲个不停(我就是这样一种人),希望其中有一些内容最终会引起他的兴趣。

在消除误解的过程中,我们应当提高警惕,不要以一种新的误解来代替一种旧的误解。显然,贝克特并不是一个盲目乐观的人。他的沮丧和忧郁既真实,又深刻。痛苦、折磨、失望深深地困扰着他,而他笔下某些最伟大的作品正是来源于这种切肤之痛和失落感。

有时,当忧郁向潮水一样涌向他的时候,他也会吃一些药。对于未来,有时他悲观至极。曾经有报道称,有时他甚至想到了自杀。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贝克特在面对痛苦和逆境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旺盛的生命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自杀毕竟没有成为他的最终选择。面对痛苦和折磨,他之所以能够咬紧牙关挺了下来,这和他的新教徒家庭背景和高度克己的生活态度不无关系。与此同时,这与他的世界也如出一辙。

在研究贝克特生平时,他身上的那股勇气和心灵上的那种坚忍不拔的精神时常让我感动不已。在德国期间(1936—1937年),他曾经用一个刀片自行处理了手上的一道烫伤。为了追求知识、寻找心灵的顿悟,尽管阴囊上的肿块痛得他死去活来,他还是矢志不移,走遍了柏林所有的艺术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身上的伤痛令他觉得自己仿佛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一样[23])。

换了别人,也许早就乘坐火车或搭乘飞机回家了。

但是,贝克特觉得这样做无异于临阵脱逃,而他从来没有临阵脱逃过。事实上,二战爆发后,他告别了宁静的爱尔兰,重返硝烟迷漫的法国。战争结束后,他才返回爱尔兰,看望自己的母亲。而这一路上,他也是尝尽了辛酸和痛苦。他加入了法国圣洛的爱尔兰红十字会,一路工作着回到了爱尔兰。

这种坚忍不拔的精神正是他对待生活的态度,这与人们常说的那种消极态度是迥然不同的。我记得在贝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不久,我曾经给他写过一封信。在信的结尾,我鬼使神差地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又一个获诺贝尔奖的悲观主义者。

”贝克特回了一封信,挖苦我说:“你从哪里知道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呢?”[24]另外,在写给汤姆·毕肖普的一封信中,他写道:“如果悲观主义是用来形容邪恶战胜了正义的一种价值判断的话,那么,把悲观主义安到我的头上是不合适的,因为我既不想也没有能力进行判断。我只不过是碰巧多接触到了其中一者而已。“

在该书的第二部分《贝克特塑造的舞台形象》中,我们可以了解贝克特作为“视觉艺术大师”的一面。以下我们选取了关于他的后期剧作的一些描写:

对于贝克特后期的剧作而言,“视觉节制”确实是一个恰如其分的修辞语,因为他通常只使用一至两个形象,形象的周围漆黑一片、空无一物。比如《不是我》一剧中“嘴”的形象,还有一个裹着裹尸布的旁观者,站立着,舞台的另一侧则站着一个用于陪衬的旁听者;《那时》一剧中那个蓬头散发的老人的头颅,看起来“似乎是从上往下看的感觉”;《乖乖睡》一剧中的那个坐在摇椅里、摇着摇着就死去的女人;《一句独白》一剧中的那个穿着睡袍站在油灯旁的男子形象;《落脚声》中那个来回走动的女子形象,“她似乎是在绕着自己的可怜的心灵在转”;《俄亥俄即兴》中的那个白发飘飘的“听众”和同坐一张桌子的“听众”,“两人在视觉上非常相似”。

《克拉普的最后一盘录音带》和《快乐时光》是贝克特早期的剧作,前者是一个非同寻常的独幕剧,后者则只有两个角色。

贝克特原本打算把后者演绎成“女性独白”,因为主角温妮的伴侣威利经常不在观众的视线之内,而且只是发出了几个单词而已。

《戏剧》中尽管出现了三个头,但是这三个头全都被禁锢在骨灰盒里,所以,它们无法动弹。《来来去去》和《大灾难》分别有三个角色,而且其中采用的都是全身的形象,而不是局部的形象,但是,在为献给哈维尔的作品《大灾难》中,其中一个角色,即主角完全是站立的、一动不动的形象。

作为贝克特的第一部被搬上舞台的戏剧——《等待戈多》的阵容可以说是“最奢侈的”,剧中共有四个人物,还有戈多先生派来的一个送信的孩子。但是,在该剧中,爱斯特拉冈和弗拉季米尔两人都是孤零零地出现的,而且两人还有时间和空间之隔。

在《终局》中,也有四个角色。但是,在大多数场景中,其中两个角色都是隐身的,两人都生活在垃圾筒里,所以,只剩下克洛弗一个人可以在台上自由走动,为坐在轮椅里的哈姆提供服务。

 随着他的剧作的日渐发展,尤其是《快乐时光》(1962年)和《戏剧》(1964年)推出之后,贝克特所塑造的形象越来越静态、专注、神秘。

它们岌岌可危地悬挂在物质边缘的上空,但是,它们仍然极具影响力、大胆,甚至令人震惊。尽管它们处于缩小、甚至融化和消失的边缘,但是,它们都给观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尤其是那些初次看到这些形象的观众们。

      毫无疑问,贝克特对于舞台形象震撼力的关注与他对语言本质上的不信任绝非纯属巧合,尽管前者不一定源于后者。他之所以不信任语言,不仅仅是因为他自身对语言日益持一种怀疑的态度,而且很可能是因为他在20世纪30年代曾经读过德国唯心主义者、语言哲学家马特纳所写的一篇批评语言的文章,“一篇关于语言批评的文章”。

因为,在其早年诗作中极尽浮华、晦涩难懂之能事后,贝克特发现自己并不能像詹姆斯·乔伊斯那样“庆贺”语言的存在。1937年,在写给阿克塞尔·考恩的一封信中(上文我们已经提到过这封信),他预见到了一种“非语言的文学”的诞生,他说:

“我们不能马上消除语言,但是我们可以尽我们所能,让语言渐渐声名狼藉。我们必须让语言千疮百孔,这样,隐藏在语言背后的某种东西,或者根本就没有东西的东西,就会显露出来;我想这可能就是当代作家最崇高的理想了吧……有什么理由不让语言表象这种可怕的物质像声音表象一样融化呢?在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中,语言被巨大的停顿声撕裂了,所以,我们在整个页面中除了一个萦绕在令人眼花缭乱的高空中的声音之外,一无所有,同时又将深不可测的沉默联系在了一起。

这不是很好吗?”

《贝克特肖像》的第二大看点在于丰富而珍贵的图片资料,全书共有黑白照片70余幅,囊括了贝克特在伦敦皇家剧院执导剧作时的个人特写和精彩剧照,照片由贝克特钦定摄影师约翰·海恩斯提供,将这位大师的工作、生活瞬间永远定格于挥之不去的视觉图像中,令后人一睹大师的风采。

对我而言,贝克特走得越远越好。什么哲学、宣传册、教条、信念、出路、真理、答案,我统统不想要,没什么可讨价还价的。贝克特是有史以来最勇敢、也最冷酷的作者,他越是使劲儿揉我的鼻子,我越是对他充满感激。

……他不引领我走上任何一条花园小径,他不偷偷给我使眼色,他不向我灌输疗救的办法、前进的道路、上天的启示,也不端给我一盆面包屑;他不会卖给我任何我不想买的东西——不论我买不买,他都不会跟我胡扯——他的手从不高过他的心。不过,我乐意买他的货:不论是钩子、线,还是锤子,因为他把所有的石头都翻了个底朝天,一只蛆也没剩。他催生了美的事物。

他的工作如此美好。

——哈罗德·品特

(Harold Pinter,英国作家及剧场导演,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贝克特至交)

塞缪尔·贝克特是独一无二的。他向那些衰老、伤残、不善辞令的人和走投无路的男女发出声音,他省略了惺惺作态和虚伪矫饰,绝口不谈意味深长的存在。他似乎想说,只有在那里、在那时,在上帝的贫乏而非丰足当中,新陈代谢降低,才能到达人之为人的核心……不过他的音乐的韵律、精致准确的语句,不禁驱散了空旷的虚无……如同传说中火中不死的蜥蜴,我们在贝克特的火焰中活了下来。

——理查·埃曼

(Richard Ellman,杰出的文学批评家和传记作家,爱尔兰文学知名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