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幽闭期间与赵四小姐居家早餐:黄油面包(图)
张学良自1937年1月1日被软禁于南京孔祥熙宅始,无法通过日记了解他此前的思想状况。现在有了口述资料,就打开了通向张学良内心世界的大门。
《文化广场》:张学良口述历史比起有关张学良的史学著作,具有哪些特殊的价值?
杨天石:可以帮助人们了解张学良的内心世界。张学良曾质疑坊间的有关著作:“他又不是我,他怎么还能写我心里怎么想?”历史学家写人物内心,一靠日记,二靠人物自述,包括口述资料。例如,人们熟知,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日军进攻沈阳北大营,张学良下令不抵抗,导致沈阳失守,东北三省沦陷。
关于此,张学良明确肯定:“大概是9月,我是在医院下的命令。”张学良当时是怎样想的呢?
综合张学良对张氏姐妹所述,其原因在于:1、“判断错误”。“我认为日本不会这个样子”,“日本是来挑衅,找点麻烦,可以多要点好处”,“我们不要跟他抵抗”,“我们要躲避”,“没有想到大规模的(侵略)”。
2、对日军的战斗力估计过高。“日本人拿一个师来”,“整个我们打不过呀”,“我们打败了,交涉你得赔偿了。
”“就是游击队捣乱这可以,正面的作战不行”。“日本军人实在我可佩服。”“好像拿鸡蛋碰石头,绝对打不过的。”这些叙述,袒露了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的内心想法,既是真实的,又是可信的。
值得注意的是,访谈中,张学良特别说明:“我是爱国狂”。为什么一个“爱国狂”会成为“不抵抗主义”的提出者,这为张学良研究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也值得思考的问题。
关于张学良的爱国思想,突出地表现在他关于1928年“东北易帜”的叙述上。当时,张作霖新故,张学良面临倒向南京国民政府还是倒向日本的选择。日本派特使林权助到沈阳面见张学良,陈述种种理由,力劝张和日本合作。
张回答说:“你什么都替我想,就没想我是中国人。”他告诉张氏姐妹:“事齐乎?事楚乎?我当然得归顺中央。我是中国人,绝不能归顺日本。”又说:“我可以说一贯主张中国统一,所谓易帜,我的主要决定是中国统一,没旁的意思。”
关于“安内”和“攘外”的关系,张学良说:“(蒋)的主意也不是反对抗日,他就是说,头一个你非把共产党消灭。”但是在张学良看来,共产党是“剿不完”的,其原因在于“他得民心,我们不得民心。
”关于“西安事变”,张学良说:“我恨透了内战。”“共产党我不打,你打日本,我打,不打共产党。
”他总结和蒋介石的分歧,称蒋是“安内攘外”,自己则是“攘外安内”,结论是“只能想法子跟共产党合作。”
填补了汪张北平会见细节
关于汪精卫和张学良的这次北平会见,一般史著均无记载,或只有“协议对日交涉方针”等寥寥几个字,其具体内容,则一无所知。而在张氏姐妹的访谈中,张学良透露了比较丰富的内容。
《文化广场》:这部作品有哪些前所未知的史实,补白?
杨天石:1932年6月18日,汪精卫、宋子文、罗文干、顾维钧、王树翰、曾仲鸣等,自南京飞抵北平,准备会晤自东北调查回北平的国联调查团。19日,张学良在北平顺承王府宴请汪精卫、宋子文。关于这次会面,一般史著均无记载,或只有“协议对日交涉方针”等寥寥几个字,其具体内容,则一无所知,而在张氏姐妹的访谈中,张学良则透露了比较丰富的内容。
此前,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曾弹劾汪精卫身为行政院长,却未交立法院审查,擅自批准《淞沪停战协定》,要求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予以惩戒。5月24日,国民党中常会否决于右任的弹劾,但上海各民众团体联合会旋即通电全国,要求监察院继续提出弹劾,责成汪精卫引咎自劾,否则,应以法律惩戒。
28日,广东的萧佛成、邹鲁等16人致电国民党中央,批评《淞沪停战协定》“乃由违法而签订,则尤难曲恕”,要求中央“不畏强御,执法以绳”。
6月14日,日本众议院宣布承认伪满洲国。17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发表宣言,决定“不惜任何牺牲,坚决反对”。19日,汪、张见面,汪精卫带着蒋介石的一封信,当时二人对话如下:
汪:你在山海关一定要和日本打。
张:中央政府有什么准备没有?打得胜吗?
汪:打不胜。
张:那为什么打?
汪:你不打一仗呀,中央政府的政权就不能保存。
张:我拿我部下的命啊,来换你的政权吗?我不管。
二人的谈话至此出现僵局,汪精卫拿出蒋介石的信,张学良答道:“蒋先生的信是让你和我商量,并没有让你给我下命令。既然商量,我当然要说出我的意见。”当汪自称“我是中央”时,张答道:“你是中央的行政院长,也没有带着军委会的命令。
”“院长,我不一定服从你的意见。”结果,汪“非常气愤”。当晚,张学良和宋子文“出去玩”,不理汪。
汪离开北平时,张不送。汪回南京,于8月6日致电张学良,批评张“拥兵最多,军容最盛”,“未闻出一兵,放一矢”,要求张“辞职以谢国人”,他自己,也于同日以“外交、财政问题诸感棘手”为理由辞职。
汪、张的这次北平会见,张学良在其幽禁台湾期间所写《杂忆随感漫录》中有记载,张氏姐妹的访谈可以与之互证,从而弥补史料之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