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熙瓷器款识变化简述 早期官窑并无年款

同年十一月,吴三桂率先在云南反叛。之后,福建的耿精忠、广东的尚之信也相继反叛,一时间大清帝国危在旦夕。康熙十五年(1676 年)十月,耿精忠在清军强大攻势下被迫投降;转年,尚之信投降;康熙十七年(1678年)八月吴三桂死,其部将拥立其孙吴世璠继位,退居云贵地区,康熙二十年(1681 年)清军攻破昆明,吴世璠自杀,“三藩”之乱终被平息。

浮梁县令张齐仲下令禁止“在瓷器上书写年号及圣贤字迹”的康熙十六年,正值清廷平定“三藩”之时。彼时,大清江山破碎的危机尚未度过。不允许在瓷器上书写“康熙年号”的款识“以免破残”的做法,虽然现在看来很迷信,当时也在情理之中。人们通常说,政治往往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

等到康熙中晚期,内忧外患或减少或平息,江山日趋稳固,豁然、大度、自信也就自然从各个方面浮现,使用“大清康熙年制”款识的瓷器也多了起来。康熙十九年(1680 年),清廷正式于江西景德镇御器厂开始烧造御用瓷器。康熙官窑款,多以青花钴料书写,其次为珐琅彩款印款,刻制的款识较少。青花书写款的青花呈色纯净明艳,深沉于透明釉之下,如同写于胎骨之上。

有意思的是,与之并行的,民窑中却出现了大量书写明朝年号的所谓寄托款。马末都先生在《马末都说收藏瓷器篇(下)》一书中认为:“康熙的很多瓷器上有一个特殊的现象:书写大量的寄托款。比如写‘大明宣德年制’(如图)、‘大明成化年制’、‘大明嘉靖年制’,这三个朝代写得最多。

这在我们的想象中是犯大忌的。读历史的人都知道,清朝的文字狱非常厉害,尤其在康熙一朝,大量汉人提出‘反清复明’。”“当时你要有一丝反清复明的倾向,就被杀头了。

可瓷器上写的款,却都是前朝的款为什么就能网开一面呢?原因是当时政府认为,对知识分子还是应该在某个地方有一个宣泄口,不能逼得太紧,所以瓷器上允许写前朝的款,寄托汉人的情思。”我以为,马先生所言仅是一厢情愿。

康熙中早期,反清复明还是一些汉人心中的理想。明王朝灭亡时,明崇祯帝的长子、三子、四子、五子还活着,尚在人间。但只有五子朱慈焕还有踪迹可寻,其他人均下落不明。 由于朱慈焕与其四哥同岁,故人们习惯称其为“朱三太子”。 当时许多汉人多借他的名义起事反清复明。

据考证,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后,朱慈焕逃出皇城。他曾改名为王士元,入赘了浙江余姚胡家,并生了六儿三女。也曾在浙江四明山一带活动,以教书糊口。有资料记载,后来他还曾化名为何诚,躲避到浙江宁波镇海县。

康熙四十五年(1706 年),他又先后逃往湖州的长兴县和山东的汶上县。康熙四十七年(1708 年)四月,终于被清廷抓获。九卿科道会审时,居然有几个已经投降清廷的明朝老太监都称“不认识”他。于是,清廷只得以假冒“朱三太子”为由,将其凌迟处死,他的几个儿子也被杀害。

众所周知,清军入关后,清王朝对关内的汉人实行了高压政策。汉人通过自发的秘密结社等形式进行过多次反抗,最有名的譬如化名“陈近南”的陈永华组织的天地会。许多汉族文人也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来表达对清廷的不满。例如清初四画僧之一的八大山人朱耷。

他当时笔下的动物,无一不是翻着白眼。再如同为清初四画僧之一的石涛,曾给自己起名为“苦瓜和尚”、“瞎尊者”,意为苦瓜外青(清)里红(朱),瞎者更渴望“复明”。此外,他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大涤子”。清初,晚明尚书黄道周曾在浙江绍兴大涤山开坛讲学,传经布道,宣扬“反清复明”的精神。石涛给自己起名“大涤子”,意为自己是大涤山精神之子。

清廷为了对付汉人一系列的反抗活动,不仅对天地会等加以迫害,还大兴文字狱以震慑汉族文人。同时在整个清朝时期,清廷都延续了在政治上阻止进入高层等多种方式来打压汉人。满清王朝对汉族一直保持着相当的戒心,这种戒备心理在瓷器生产上也不例外。

而瓷器上允许书写“大明宣德年制”、“大明成化年制”或“大明嘉靖年制”等款识,是因为瓷器容易破碎,象征着明朝江山破碎不能再来。康熙虽被很多人称为千古一帝、一代明君,但君王的本性无可置疑。清康熙年间正是文字狱最为残酷的时期,这是不争的事实。

康熙一朝是清盛世的开启,遂成为后世的追求目标。到了清朝中晚期,模仿康熙并采用康熙款识的瓷器,层出不穷,其中又以光绪年间为最。

光绪是清代在位时间第三长的皇帝,然而此时国家已经积贫积弱,内忧外患不断。不甘衰落的王朝渴望帝国的复兴,为此许多窑工画匠也以模仿康熙年间的瓷器为荣。然而,即便能从形式上模仿出来,也可以书写上“康熙年制”的款识,但是时过境迁,却再无康熙年间瓷器的神韵。后来在收藏界,人们通常把光绪朝模仿康熙朝的瓷器,称之为“小康仿老康”。